《菜根谣》延续了尹学芸近期小说的叙事走向。尹学芸初次涉足长篇小说写作，即表现出一种举重若轻、大道至简的叙事能力。小说直击和洞穿现实生活，把一个寻找与救赎的故事演绎得元气淋漓，惊世骇俗。

尹学芸的故乡坐落在北方某城乡结合部的小小山区，那里的人文风土似乎没有太多的传奇性，却秘藏着无数鲜活的人间剧情，在她的笔下成为别具风景的“罕村”和“埙城”，在时光流转中折射出世事沧桑。反映大时代中的城乡变迁，尹学芸没有因循诸如愚昧与现代、陈旧与时尚、垂暮与新生、漂泊与守望等二元对立的叙事套路，而是强调动态生活中的在场感，将历史演变、生命物语与灵魂秘密融于一体，以绵密丰富的小说肌理表达岁月之殇，人物之魂，伦理之味。

《诗经·魏风·园有桃》中“心之忧矣，我歌且谣”的诗句，很适合用来概括《菜根谣》的叙事主调。小说以女性第一人称视角，讲述了一个关于寻找与救赎的泣泪故事。克罗齐说过“没有叙事，就没有历史”，这样的“叙事”显然包含了丰盈的人文内涵。《菜根谣》的题目很具哲味诗意，大约受到了洪应明（明人）《菜根谭》一书的启发。《菜根谭》一直被视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宝典，它提醒人的一生要活得清正本色，要有嚼得菜根的隐忍与韧劲，不忘根本，方能眼明心亮，走得长远。

《菜根谣》的故事与命案有关，但作者并没有过多纠缠命案，而是聚焦于形形色色的众生相和普通人的悲欢历程，他们的生命旅痕弯弯曲曲、深深浅浅，幽微，斑驳，杂乱，隐藏在巨大岁月幕布的暗处，其间的真与伪、善与恶，爱与恨，欢欣与悲苦，自尊与卑微，实在是五味杂陈，令人唏嘘。

小说中的女主人冯诺，即“我”，是一个敢于直面内心的年轻下岗女工，她与崔厚容一同生长于乡村，从脱离娘胎起就形影不离，命运与共，相知甚深。平时，她们以大名崔厚容和冯诺示人，只有她俩在一起时才互称小名，崔厚容成了“伶俐”，冯诺成了“小茹”。儿时她们常挖野菜，对一种学名叫“大蓟”，当地人称“起起牙”的草很熟悉，这种草开紫红色的花，果实长椭圆形，全草可以入药，到处都是，它们长着白茸茸的叶片，摸上去扎手，但因为刺很细小，不会对皮肤造成任何伤害，却吓退许多人，也因此免受了被人欺负。这种草和崔厚容的小名相同，也叫伶俐，看似巧合，却冥冥之中仿佛也决定了她的命运。她俩嚼着菜根一起上学，一起淘气，一起吵闹，长大后进城来到同一家公司。后来公司破产，员工下岗，各谋出路，冯诺全职在家，相夫育子，崔厚容则去了合资公司，干得风生水起，让人眼热。冯诺从无嫉妒，有的是满满的羡慕，“我突然发现自己也有了梦想，只不过我的梦想得让伶俐去实现”。她俩来往渐少，却彼此牵挂，惺惺相惜，在冯诺眼里，“伶俐的脚步那么昂扬坚定，很少有人能把步子走出那种气势。高跟鞋犹如鼓槌，把大地敲出了节奏”。伶俐突然失踪后，冯诺开始了千辛万苦的寻找，身单力孤，近乎疯狂，难以理喻。正所谓平地起风雷，凄婉，悲凉，执拗，令人荡气回肠，唏嘘不已。在家人和同事看来，冯诺的一意孤行就像是中了魔，只有冯诺最清楚，“我们几百年都可以不见面，可见了面我们仍然是罕村的女儿”，她不允许别人对伶俐的人格说三道四。

伶俐为什么被杀？谁杀的？又是怎样被杀的？真相扑朔迷离，没有头绪，警方虽尽职尽责地努力侦破，凶手却一直逍遥法外。一度，伶俐的丈夫陈文化成了冯诺眼里最大的嫌疑人，种种迹象表明，这个伶俐生前并不爱的男人并不曾给妻子带来过幸福感，相比之下，冯诺与丈夫史大鹏的相濡以沫格外温暖动人。小说由此引出往事烟云，过去与现实，乡村与小城，男人与女人，幸福与落寞，种种细枝末节令人慨叹。有时候，生活中的友情一旦到行侠仗义的程度，常常会模糊了原则的边界，小茹面对伶俐，关键时刻更是没有道理可讲，或许可用《菜根谭》中的一句话可以解释，“交友须带三分侠气，做人要存一点素心”。

一位女主人公不顾一切地在寻找另一位失踪的女主人公，这样的寻找源于某种血浓于水的骨肉情深，也是为了呼唤一种记忆，一种缺失，一种救赎。冯诺心里压着无形的大山，她所能做的就是寻找，即使无期，无果，也要坚持下去。最初跟着冯诺一起寻找伶俐的姐妹朋友不少，随着无望而烟消云散，冯诺力排众议，以一己之力抗拒她想象中的黑恶势力。结局戛然而止。意外的是，凶案居然是一位叫“夏刚”的同事干的，这个凶手看上去太年轻了，完全像是一位很无辜的“阳光少年”。谋杀者与被害者无冤无仇，且彼此互有好感，只是被人雇佣才实施了如此神秘的谋杀，类似冷血行为是由他的职业性质决定的。这种反差超出了人们的生活常识。这样一个悬疑过程，作者本可做出种种铺陈，声东击西，一波三折，浓墨重彩，柳暗花明，吊足读者胃口，但那与尹学芸的美学初衷和叙事追求背道而驰。而进入《菜根谣》的世界，尹学芸只对寻找与救赎这件事感兴趣，这是小说的内在经纬，她要为晦暗的生活燃亮一束微光，为逝去的生命送去一份祈祷，为人类的精神寻乡提供一种血色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