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根謠》延續了尹學芸近期小說的敘事走向。尹學芸初次涉足長篇小說寫作，即表現出一種舉重若輕、大道至簡的敘事能力。小說直擊和洞穿現實生活，把一個尋找與救贖的故事演繹得元氣淋漓，驚世駭俗。

尹學芸的故鄉坐落在北方某城鄉結合部的小小山區，那裏的人文風土似乎沒有太多的傳奇性，卻祕藏着無數鮮活的人間劇情，在她的筆下成爲別具風景的“罕村”和“壎城”，在時光流轉中折射出世事滄桑。反映大時代中的城鄉變遷，尹學芸沒有因循諸如愚昧與現代、陳舊與時尚、垂暮與新生、漂泊與守望等二元對立的敘事套路，而是強調動態生活中的在場感，將歷史演變、生命物語與靈魂祕密融於一體，以綿密豐富的小說肌理表達歲月之殤，人物之魂，倫理之味。

《詩經·魏風·園有桃》中“心之憂矣，我歌且謠”的詩句，很適合用來概括《菜根謠》的敘事主調。小說以女性第一人稱視角，講述了一個關於尋找與救贖的泣淚故事。克羅齊說過“沒有敘事，就沒有歷史”，這樣的“敘事”顯然包含了豐盈的人文內涵。《菜根謠》的題目很具哲味詩意，大約受到了洪應明（明人）《菜根譚》一書的啓發。《菜根譚》一直被視爲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寶典，它提醒人的一生要活得清正本色，要有嚼得菜根的隱忍與韌勁，不忘根本，方能眼明心亮，走得長遠。

《菜根謠》的故事與命案有關，但作者並沒有過多糾纏命案，而是聚焦於形形色色的衆生相和普通人的悲歡歷程，他們的生命旅痕彎彎曲曲、深深淺淺，幽微，斑駁，雜亂，隱藏在巨大歲月幕布的暗處，其間的真與僞、善與惡，愛與恨，歡欣與悲苦，自尊與卑微，實在是五味雜陳，令人唏噓。

小說中的女主人馮諾，即“我”，是一個敢於直面內心的年輕下崗女工，她與崔厚容一同生長於鄉村，從脫離孃胎起就形影不離，命運與共，相知甚深。平時，她們以大名崔厚容和馮諾示人，只有她倆在一起時才互稱小名，崔厚容成了“伶俐”，馮諾成了“小茹”。兒時她們常挖野菜，對一種學名叫“大薊”，當地人稱“起起牙”的草很熟悉，這種草開紫紅色的花，果實長橢圓形，全草可以入藥，到處都是，它們長着白茸茸的葉片，摸上去扎手，但因爲刺很細小，不會對皮膚造成任何傷害，卻嚇退許多人，也因此免受了被人欺負。這種草和崔厚容的小名相同，也叫伶俐，看似巧合，卻冥冥之中彷彿也決定了她的命運。她倆嚼着菜根一起上學，一起淘氣，一起吵鬧，長大後進城來到同一家公司。後來公司破產，員工下崗，各謀出路，馮諾全職在家，相夫育子，崔厚容則去了合資公司，幹得風生水起，讓人眼熱。馮諾從無嫉妒，有的是滿滿的羨慕，“我突然發現自己也有了夢想，只不過我的夢想得讓伶俐去實現”。她倆來往漸少，卻彼此牽掛，惺惺相惜，在馮諾眼裏，“伶俐的腳步那麼昂揚堅定，很少有人能把步子走出那種氣勢。高跟鞋猶如鼓槌，把大地敲出了節奏”。伶俐突然失蹤後，馮諾開始了千辛萬苦的尋找，身單力孤，近乎瘋狂，難以理喻。正所謂平地起風雷，悽婉，悲涼，執拗，令人蕩氣迴腸，唏噓不已。在家人和同事看來，馮諾的一意孤行就像是中了魔，只有馮諾最清楚，“我們幾百年都可以不見面，可見了面我們仍然是罕村的女兒”，她不允許別人對伶俐的人格說三道四。

伶俐爲什麼被殺？誰殺的？又是怎樣被殺的？真相撲朔迷離，沒有頭緒，警方雖盡職盡責地努力偵破，兇手卻一直逍遙法外。一度，伶俐的丈夫陳文化成了馮諾眼裏最大的嫌疑人，種種跡象表明，這個伶俐生前並不愛的男人並不曾給妻子帶來過幸福感，相比之下，馮諾與丈夫史大鵬的相濡以沫格外溫暖動人。小說由此引出往事煙雲，過去與現實，鄉村與小城，男人與女人，幸福與落寞，種種細枝末節令人慨嘆。有時候，生活中的友情一旦到行俠仗義的程度，常常會模糊了原則的邊界，小茹面對伶俐，關鍵時刻更是沒有道理可講，或許可用《菜根譚》中的一句話可以解釋，“交友須帶三分俠氣，做人要存一點素心”。

一位女主人公不顧一切地在尋找另一位失蹤的女主人公，這樣的尋找源於某種血濃於水的骨肉情深，也是爲了呼喚一種記憶，一種缺失，一種救贖。馮諾心裏壓着無形的大山，她所能做的就是尋找，即使無期，無果，也要堅持下去。最初跟着馮諾一起尋找伶俐的姐妹朋友不少，隨着無望而煙消雲散，馮諾力排衆議，以一己之力抗拒她想象中的黑惡勢力。結局戛然而止。意外的是，兇案居然是一位叫“夏剛”的同事乾的，這個兇手看上去太年輕了，完全像是一位很無辜的“陽光少年”。謀殺者與被害者無冤無仇，且彼此互有好感，只是被人僱傭才實施瞭如此神祕的謀殺，類似冷血行爲是由他的職業性質決定的。這種反差超出了人們的生活常識。這樣一個懸疑過程，作者本可做出種種鋪陳，聲東擊西，一波三折，濃墨重彩，柳暗花明，吊足讀者胃口，但那與尹學芸的美學初衷和敘事追求背道而馳。而進入《菜根謠》的世界，尹學芸只對尋找與救贖這件事感興趣，這是小說的內在經緯，她要爲晦暗的生活燃亮一束微光，爲逝去的生命送去一份祈禱，爲人類的精神尋鄉提供一種血色表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