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只爲真理

——近代兵泰斗蔣百里

蔣百里不僅是著名軍事家，而且在文學上頗有建樹。

敢於同梁啓超公開論戰

蔣百里與蔡鍔同庚，同爲秀才，在日本留學期間一同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學習軍事。兩人志同道合，一見如故，遂結成生死之交。蔡鍔是維新派領軍人物，梁啓超的弟子，那時梁啓超在日本避難，由蔡鍔介紹，蔣百里結識梁啓超並拜他爲師。梁啓超對蔣百里的文學才能分外讚賞。

1902年，中國留日學生已達三千人左右，大多思想激進，傾向革命。同年，蔣百里當選爲中國留日學生大會幹事，並組織“浙江同鄉會”，又於1903年2月創辦大型綜合性、知識性雜誌《浙江潮》。該雜誌32開本，月刊，每期約八萬字，行銷國內，魯迅先生積極支持《浙江潮》，每期都寄回國內讓親友閱讀，他的第一批作品《斯巴達之魂》等，即發表於《浙江潮》。身繫上海獄中的章太炎先生的詩文也在該刊登載，《獄中贈鄒容》一詩萬人爭誦。

蔣百里爲《浙江潮》所寫的發刊詞，情文並茂，傳誦一時。他又以飛生、餘一等筆名，發表《國魂篇》、《民族主義論》等長篇論文連載，鼓吹民主革命，提倡民族精神。立論獨到，條理清晰，文辭流暢，感情奔放，頗類梁啓超文筆；而他傾向革命，又不同於梁啓超的改良主義，頗受讀者注意。

蔣百里一向視梁啓超爲恩師，執禮甚恭，但在革命與改良問題上，卻從不含糊，敢於同恩師公開論戰。1902年，梁啓超在日本橫濱創辦《新民叢報》，宣揚“立憲”，尤重“新民”，指出：“欲維新吾國，當先維新吾民，中國所以不振，由於國民公德缺乏，智慧不開……。”接着他又寫出了《新民說》、《新民廣義》等文章，加以系統地闡述發揮，改良主論調氾濫一時，迷惑了不少人。蔣百里立即用筆名“飛生”，撰寫《近時二大學說之評論》，刊於《浙江潮》，尖銳指出：“《新民說》不免有倒果爲因之弊，而《立憲說》則直所謂隔靴搔癢者也。”此文連載兩期。剛刊出上半篇，即引起梁啓超的高度重視，馬上回應，寫了《答飛生》一文，刊於《新民叢報》，進行辯解。這場論戰，實際上是後來章太炎與梁啓超那場大論戰的前奏。同行問蔣百里：“梁任公是你的恩師，你怎麼同他公開論戰？不怕損害師生情誼嗎？”蔣百里直言相告：“吾愛吾師，但我更愛真理！”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時，蔣百里正與梁啓超等一起去歐洲考察。次年春回國，正值國內提倡新文化，一時如風起雲湧。梁啓超深感於歐洲的文藝復興，決心放棄政治生涯，全力從事新文化運動，蔣百里積極參與，成了梁氏最得力的助手，號稱“智囊”。他不僅出主意，更著書立說，成爲新文化運動的戰將。

1920年 9月，蔣百里主編的《改造》雜誌發刊，銷路日增，成爲當時僅次於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的有數幾家全國性刊物之一。蔣百里每期至少有一篇文章發表。其時，“省自治說”頗爲流行，以對抗北洋政府的中央集權。蔣百里陸續寫了《同一湖談自治》、《聯省自治制辨感》等篇。公衆對社會主義頗感興趣，《改造》每期都有文論及，蔣百里也寫了《我的社會主義討論》、《社會主義怎樣宣傳？》等文章，更加引起梁啓超、陳獨秀等的關注。

蔣百里醉心研究文學。1920年，他從海外歸來，寫了一本《歐洲文藝復興安史》，於文藝復興時期精神，體會很深。他在“導言”中指出：“文藝復興，實爲人類精神界之春雷。一震之下，萬齊齊開。……綜合其繁變紛紜之結果，則有二事可以扼其綱；一日人之發見；二曰世界之發見。”梁啓超評論此書爲“極有價值之作，述而有創作精神”。蔣百里撰寫的《歐洲文藝復興史》是我國人士所撰有關文藝復興的第一本著作。1921年問世後，14個月內出了三版。當時正值五四運動之後，“民主、科學”兩大旗幟深人人心。蔣百里在文中提出的“人之發見，世界之發見”兩點，正是“民主、科學”的生動註腳，符臺於時代精神。《歐洲文藝復興史》約五萬言，由梁啓超作序。梁下筆不能自制，一篇序言竟也寫了5萬字，與原書字數相等。他又覺“天下固無此序體”，只好另作短序，而將此長序取名《清代學術概論》，單獨出版，反過來請蔣百里爲該書作了序言。這一文壇趣事雖不能說是絕後，卻屬空前未有。

筆伐日寇 奇文共賞

蔣百里傾注了大量心血的 《共學社叢書｝），從1920年9月到1935年7月，15年間，共出叢書 16套、86種，是舊中國規模最大的學術文化叢書之一。當時進步作家霍秋白、耿濟之、鄭振鋒等翻譯了許多俄羅斯文學名著，都在蔣百里的幫助下，收人《俄羅斯文學叢書》 ，由“共學社”出版。

蔣百里在文史方面亦有建樹，寫過《宋之外交》、《東方文化史與哲學史》、《主權階級與輔助階級》等，頗有獨到見地。他在抗戰初期寫了許多文章，其中最出色的當推《日本人———一個外國人的研究》，這篇剖析日本形勢的傑作，極大地激勵了四萬萬同胞的抗日鬥志。

抗戰初期，國民黨節節敗退，形勢萬分危急。蔣百里在1937年秋冬撰寫了《日本人——一個外國人的研究》一文，斷言日本黃金時代已經過去，文章結語寫道：“勝也罷，敗也罷，就是不要同他（日寇）講和。”次年8月修改定稿，在漢口交《大公報》連載，轟動一時。該報發行量日增萬份，供不應求，有些讀者甚至天亮前就在報館發行部的門前排隊，等購當天報紙。後方重慶、桂林和香港等地報紙紛紛轉載，讀者紛紛猜測。有人說是郭沫若寫的，有人說出自“文膽”陳布雷之手，又有人說郭、陳兩人雖是大手筆，似又無此親切筆意。最後一筆刊出，文章末尾呈現“蔣方震於漢口”六字，人們才恍然大悟。熟識蔣百里的人，拍着他的肩膀說：“百里先生，你真會開玩笑，大名隱至今日纔出現。”不認識蔣百里的人則說：“果然名不虛傳不愧是抗戰文壇健將。”此文當時被譽爲戰勝日本軍國主義的“紙彈”。黃炎培寫詩讚曰：“……一箇中國人，來寫一篇日本人，留此最後結晶文字，有光芒使敵膽爲寒。”

1938年，蔣百里病逝。許多名人寫輓聯輓詩哀悼。章士創 《挽百里》詩云：“文節先生宜水東，千年又致蔣山傭。談兵稍帶儒酸氣，人世偏留猖介風。名近士元身得老，論同景略遇終窮。知君最是梁夫子，苦憶端州笑語融。”

【感想】

“文節先生宜水東，千年又致蔣山傭。談兵稍帶儒酸氣，入世偏留捐介風。名近士元身得老，論同景略遇終窮一知君最是梁夫子，苦憶端州笑語融。”

在那麼多的讚譽裏面，我覺得還是章士釗說得最好，最能概括這位“文武齊備的奇才”！

也許他也不知道，從他手舞足蹈繪聲繪色地講故事給某客聽起，他不僅被譽爲“神童”，而且與中國的歷史結下了不解之緣。在亂世造英雄的年代裏，他的形象洋溢着一股英氣！讓人讚歎之餘賞心悅目。

“日本天皇親自向他授軍刀，日本軍人並稱蔣百里、蔡鍔張孝準爲“中國士官三傑”，自嘆不如，羞愧難當。”足見其才情。這位寸華橫溢的驕子就是梁啓超的高徒。其師生關係一度被人稱頌。

然而，這位頗受老師器重的人，卻公然說：“吾愛吾師，但我更愛真理！”要知道，這在當時中國是一件很難理解的事情。這位“談兵稍帶儒酸氣”的才子憑着良心說話，而他的老師也用一種偉大的胸襟接納了他，中國少有的佳話就這樣誕生了。

中國的學術歷來都是對一家學說的繼承，極少有像希臘蘇格拉底、亞里士多德和柏拉圖那樣的爲了真理而公然挑戰老師的現象出現。在這樣的環境下敢於說真話的人，足見其真誠、質樸。這位近代兵壇泰斗，終其一生始終保持着忠於真理的本色和做人的準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