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經濟已持續增長40年，年均實際增長9.5%，同期世界經濟增速是2.9%。文章的緣起是我注意到的一種有趣現象：當經濟增速下行時，政府的承受力、容忍度似乎比較強，而一向反對“GDP崇拜”和“以增長論英雄”的經濟學家，則越來越多地呼籲政府要積極出手，保增長、促增長。

原標題：秦朔：我對中國經濟的信心來自哪裏？

文章的緣起是我注意到的一種有趣現象：當經濟增速下行時，政府的承受力、容忍度似乎比較強，而一向反對“GDP崇拜”和“以增長論英雄”的經濟學家，則越來越多地呼籲政府要積極出手，保增長、促增長。

今年三季度中國GDP增速爲6.0%。近期和經濟學家交流，發現不少一直主張結構性改革的學者，現在都把增長訴求放在改革之前，主張貨幣寬鬆，壓低利率，擴張財政，中央政府加槓桿擴充總需求，增加對地方發債的容忍度，在環保和金融去槓桿等方面注重微調、不搞一刀切，等等。

在日益強烈的擔憂下，你會發現，2014年提出“新5%比舊8%好”的學者，最近一直在呼籲降準降息。也有學者很認真地提出，全球債務率的上升是不可避免的，各國央行都在走向“負利率+量化寬鬆”，以維持公共債務的可持續性，暗示中國央行也應多印錢，多釋放流動性。

政府爲何沒有用猛藥？

從我的觀察看，相比往年，今年政府之手已經比較積極。

先看財政。1~9月國債發行近3萬億元，同比增加12%；地方債券發行4.18萬億元，同比增加10%，其中新增債券已發完全年限額（3.08萬億元）的98.7%，很多地方已完成全年發債任務。新增債券分一般債券和專項債券，國務院已明確可根據地方需要提前下達2020年專項債部分新增額度，且首次允許將部分專項債作爲符合條件的重大項目的資本金，這樣，更多基建、民生項目的資本金可以通過發行專項債來獲得。

同時，前三季度累計新增減稅超過1.5萬億元，新增社保費降費2700億元，全年新增減稅降費估計接近2萬億元。

再看貨幣。9月央行宣佈全面下調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同時對僅在省級行政區域內經營的城市商業銀行定向下調存款準備金率1個百分點。從之前的結構降準，到現在的“全面降準+定向降準”，寬鬆度無疑提高了。

這就出現了一個現象。政府可能覺得已經夠積極，但民間和學者覺得還不夠，特別是一看到增速還在下行，更覺政策力度不夠。

現在的經濟增速比受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影響後2009年一季度的6.2%還要低，政府爲何沒有像2009年4萬億那樣用猛藥？

我想，一是就業還比較穩定，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實際增長（前三季度爲6.1%）和經濟增長基本同步；二是一些結構性指標表現得還可以（如服務業發展、最終消費支出對增長貢獻率、高技術產業增加值增速、高技術產業投資和社會領域投資增速、萬元GDP能耗）。所以政府有壓力，但並不焦慮，在穩增長同時強調保持戰略定力，不搞大水漫灌，認爲經濟下行壓力既有周期性因素，更多是結構性、體制性的，所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高質量發展這條主線不能變。

中速增長是合理結局

怎麼看待和理解上述現象？中國經濟的下一步究竟在哪裏？

在回答之前，先做些國際比較。放在全球，中國今天的增速下行並不是大問題。

過去兩個月我出了四次國，日本京都、東京，英國北愛爾蘭，美國紐約，經常聽到一句話，“這裏幾十年前就是這樣了”，他們很羨慕中國的變化和速度。2018年日本經濟增速爲0.7%，英國爲1.4%，美國最好，爲2.9%。這些地方讓我產生了“發達後社會”的概念，即它們若干年前就已基本實現現代化，雖然後來增速慢了，但社會仍在一個比較高的文明水平上運轉。

拿中國和日本、德國和韓國這三個“二戰後”的崛起典型來對比。

中國經濟已持續增長40年，年均實際增長9.5%，同期世界經濟增速是2.9%。在1992年中國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後，1992~1995年、2003~2007年是兩個增速最快的時期，增速全都超過10%，1992年和2007年作爲峯值超過14%。2008~2011年爲次高週期，增速分別爲9.65%、9.4%、10.64%、9.55%，2012~2014年進入“7時代”（從2011年9.5%直接降到2012年7.9%），2015年至今進入“6時代”。

日本1955~1970年年均增速9.7%，最黃金的1966~1970年增速都在兩位數以上。1970~1979年平均爲5.2%，除1972、1973年在8%以上，其餘年份大多在5%以下。1980~1989年爲3.8%，上世紀90年代後掉到1.5%左右。

德國上世紀50年代的經濟增速爲年均7.9%，60年代降到4.6%，70年代爲2.94%，80和90年代爲1.85%左右，預計2019年爲0.6%。

韓國從上世紀60年代初到2000年的年均增速在8%以上，非常強勁，但2001年到2018年的18年，增速超過5%的年份只有4個，低於3%的年份則有8個，今年預計增速在2.4%~2.5%。

比較可見，中國增速在全球大國中仍屬翹楚，逐步下臺階是國際規律，且中國下臺階的速度算不上陡。中速增長是合理結局。

如果經濟增速的下行有客觀性，靠簡單刺激的作用並不大。中國到9月末的M2（廣義貨幣供應）爲195萬億元，是GDP的兩倍多，M2增速同比增長8.4%，略高於1~9月的GDP名義增加值（7.9%），因此很難說現在的貨幣政策是緊的。前幾年日本政府採取“直升機撒錢”的辦法，向2200萬低收入人羣每人發放150美元，連到日本留學的外國學生也有一份，但他們拿到錢就存銀行也不花費。所以老師在課堂上說：“經濟學家說直升機撒錢可以刺激消費，你們現在知道了吧，拿到錢的人都揣進了腰包。”

我認同中國經濟的潛力和韌性，但不相信單靠貨幣和財政刺激就能解決問題。

我們的信心來自哪裏？

我對中國經濟的信心主要來自三點：一是全民族的奮鬥精神、創業精神依然旺盛，不想拼了、想安逸些的情況是少數；二是發展不平衡不充分所蘊含的客觀潛力仍在（如下沉市場、人的城市化、城鄉衛生教育等資源差距較大等）；三是整個經濟中，好經濟、新經濟的比重越來越高，資源配置的大方向是對頭的。這裏重點說一說第三點。

1．雖然實業辛苦，但實業中的好處正向優質公司集中。

今年前三季度，美的、格力、海爾智家的營業收入分別增長了7.37%、4.26%、7.7%，都是個位數。但從利潤角度看，前三季度美的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同比增長19.08%，格力電器增長4.73%，海爾智家增長26.2%，伊利增長11.55%，青島啤酒增長23.15%，說明產業集中度提高之後，行業利潤更多向龍頭公司集聚。

2．創新使很多新公司、大公司還在高增長。

喜茶2012年纔在江門開了第一家店，目前在全國有超過300家門店，其估值是家樂福中國的1.5倍。小米用9年時間進入了世界500強。不一一講述這些故事，但核心都是創新以及建立消費者黏性。

3．新生代企業和企業家正在成爲主角。

曾幾何時，BAT似乎是難以逾越的，但最近幾個月，中國互聯網上市公司的市值排行，除了阿里和騰訊遙遙領先，第三和第四已經變成美團和拼多多。2019的“胡潤全球獨角獸榜”共484家上榜，中國有206家，美國有203家，中國首次在數量上超越美國，北京也以82家超過舊金山的55家成爲全球獨角獸最多的城市。本世紀20年代的主角註定會交給他們。

4．科技創新進入應用加速期，數字化創新平臺提升全社會效率。

中國的科技經費投入力度一直在加大，2018年全國共投入研究與試驗發展（R&D）經費近2萬億元，比上年增長11.8%，經費投入與GDP之比爲2.19%，已超過2017年歐盟15國2.13%的平均水平。在AI、大數據、雲計算、量子信息、激光技術、5G、物聯網、機器人、免疫治療和基因診療、新能源、生物醫藥等很多方面，科技創新與產業、社會的融合日益密切，在應用方面正在加速。

5．新消費不斷湧動。

從物流到支付，中國消費的基礎設施在不斷完善。出生於上世紀80年之後的人口已經超過之前出生的人口，50、60後逐漸老齡化的銀髮族則是具備相當強消費力的代際，中國出現了多場景的消費結構。總體看，未來15到20年，中國有可能發展出一個兩倍於美國的世界最大消費市場。

6．營商環境不斷改善。

世界銀行剛剛發佈的《2020年營商環境報告》稱，由於大力推進改革議程，中國連續第二年躋身全球營商環境改善最大的經濟體排名前十。中國在營商環境方面今年已超越法國、荷蘭和瑞士，在190個經濟體中的排名由去年的第46位上升至第31位。

從以上這些角度看，中國經濟中，好的部分，強的部分，新的部分，其比重是在增多的。這種“把好放在快的前面”的資源配置方向是可取的。“中速度，高增量，提質增效”是主流趨勢，好公司、強公司、真正有價值的新公司，並不是結構性之痛的對象，而是受益者。

那麼，是不是說，結構性改革已經很完美，沒有改進空間了呢？也不是。

在這方面，我認同很多學者的觀點，就是我們在政策、體制、具體執行等方面，還存在不少需要改進的地方。只有在推進結構性改革的過程中，更好地同步解決體制性、觀念性問題，才能使結構性改革獲得更廣的支持，纔會有更美好的未來。

第一財經獲授權轉載自“秦朔朋友圈”微信公衆號，原標題：《落木蕭蕭下，花開在眼前》，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