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孔圆钱形制的铜铸币从战国末期诞生直到民国初年结束流通，一直是我国历史上最主要的钱币形制，并且持续影响周边国家，形成了独特的东亚钱币文化。一般铜钱每一千文称作一贯，也叫一缗。在持续两千多年的流通时间里，不论是钱文书法、合金成分、冶铸水平，还是流通范围，铸造数量等等，两宋时期都达到了铜钱的最高水平。

当时的农业和手工业仍然是小生产经营的模式，这决定了市场交易的零细性，所以宋代货币最主要的币种还是单位价值较小的铜钱，因为这最适合小商品交换的需要。所以宋代沿袭前朝依旧使用铜钱作为主币。而铜钱作为宋代最重要的货币，有以下几个特点：

1.年号。宋朝绝大多数年号都有铸币。我国的年号钱始于成汉政权汉兴年间铸造汉兴钱（338-343年），到了宋代，年号钱几乎成为定制。两宋历18帝改元57次，其中有48个年号铸有新钱，这48种新钱里只有5种是非年号钱。

2.对钱。对钱是宋钱的一大特色，是指同一年号钱同时采用两种或三种书法。这两（三）者在形制方面，穿孔大小、轮廓宽窄、钱身厚薄、钱文的深浅都一样，有一种对称的美感。

3.书法多样。中国钱币的艺术主要体现在钱文书法上。这是由于青铜硬度高，熔点低，因此适合铸造而不适于像西方钱币那样打制。铸币要考虑成本，铸造精细图案难度大且成功率低，故而中国流通铜币上只有线条构成的文字，并无复杂立体的图案。尽管中国钱币上只有文字，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一种美术品。宋代的钱币书法艺术水平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钱币书体有真、草、行、篆、隶，还有新创造的九叠篆、瘦金体与宋体。宋代更换年号较为频繁，这给了技痒难忍的皇帝和书法家发挥的余地。从宋太宗赵光义御书“淳化元宝”开始，多位皇帝都亲手书写过钱文，宋徽宗赵佶的瘦金体更是将宋代钱文艺术推向高潮。许多书法家也在方圆之间留下墨宝—苏轼“元丰”、司马光“元祐”、蔡京“崇宁”。钱文的变化多样，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两宋时期的文化活跃程度。

▲大观通宝折十

4.合金比例合理。按《宋史·食货志》载：“凡铸钱用铜三斤十两，铅一斤八两，锡八两“。按照现代金相化验所证明，北宋铸币的成分情况是：铜62-68%，铅20-29%，锡6-10%，这与史料记载吻合。这一合金比例，正好控制住铜-铅-锡三元合金的最低熔点区。这样的铸币不仅硬度大，耐磨性好，而且易于熔铸，成本低。有观点认为宋代的铜钱含铜量降到历史最低，破坏了已经形成的价值尺度，引起货币流通的混乱。这种说法其实忽视了冶金水平的进步。通过降低铜钱中的铜含量来降低铸造成本，提高货币供应量，是宋代货币的亮点。

5.铸造工艺先进。翻砂法铸钱在唐代前后已经出现，到了宋代工艺已经非常成熟，几乎完全取代唐代之前使用的范铸法，并一直沿用到近代机制币出现。宋代的铸钱过程是：先由朝廷及其主管部门审定钱样并部颁样钱，再由各地钱监根据样钱刻制出少量雕母，用雕母翻铸出精美的铸母，最后用铸母为模来大量翻铸子钱。

宋应星在《天工开物·冶铸·第八》中对以翻砂法铸钱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凡铸钱模，以木四条为空框(木长一尺一寸，阔一寸二分)。土炭末筛令极细，填实框中，微洒杉木炭灰或柳木炭灰于其面上，或熏模，则用松香与清油，然后以母钱百文，或字或背，布置其上，又用一框，如前法填实合盖之。既合之后，已成面背两框，随手覆转，母钱尽落后框之上，又用一框填实，合上后框，如是覆转，只合十余框，然后以绳捆定，其木框上弦原留入铜眼孔，铸工用鹰嘴钳烘炉，提出容罐，一人到钳扶抬罐底相助，逐一倾入孔中冷定，解绳开框，则磊落百文，如花果附枝， 模中原印空梗，走铜如树枝样，挟出逐一摘断，以待磨锉成钱。”

6.铸造量极大。宋代铜钱的铸造量是中国历史上最多的。如今在出土的历代钱币窖藏里，宋代钱币最多，动辄成百上千斤，全国各地均有发现。依据彭信威先生的观点，北宋元丰年间每年铜钱铸额都在五百多万贯，到元丰末年为止，北宋已经铸造的铜钱（合计私铸）当在两亿贯左右。钱币数量之多，正是宋代生产和商业飞速发展的体现。

7.钱监众多,管理严格。钱监即铸钱监院，是宋代对造币厂的称呼。宋代能列出名字的铸钱监就有90多个，其中较著名的大钱监有饶州永平监、池州永丰监、江州广宁监、建州丰国监、惠州阜民监。这几个大钱监的规模都在千人左右。钱监往往坐落在交通条件较好的地方，在宋代经济发展、漕运发展上占有重要地位。宋朝为了管理钱币铸造和各种坑冶开采，于景祐二年（1035年）八月，设立了提点坑冶铸钱司。“初命朝臣为浙江荆胡福建广南等路提点银铜坑冶铸钱公事，其俸赐恩例并与提点刑狱同”（《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七）。提点坑冶铸钱司的主要官员称提点官，其与管辖境内的行政官员并无隶属关系。提点官的职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向朝廷反馈辖区内钱监与矿坑运营情况，提出有关坑冶铸钱事物的各种建议；二是每年视察辖区内各坑冶钱监，对不称职的钱监官提出弹劾。南宋《庆元条法事类》卷三二《财用·鼓铸》中详细规定了对钱监官的奖惩办法，有效的监督了地方钱币铸造。

▲崇宁重宝铁母

即使宋代铜钱量多质优，仍不能满足需要，并多次出现“钱荒”。宋代的“钱荒”是指市场上流通的铜钱不足，这一问题在年铸钱量达三百余万贯的熙宁年间就已经凸显，并一直延续到宋朝灭亡。除熙宁年间因王安石新法导致钱币需求量大增之外，宋朝出现钱荒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一是由于商品经济的繁荣与外贸扩大。铜钱“一国所铸，四朝共用”，俨然在东亚地区充当了世界货币的角色。据《禁铜钱申省状》中描述：“每是一贯之数，可以易番货百贯之物，百贯之数，可以易番货千贯之物，以是为常也”。熙宁年间王安石变法曾解除钱禁，宋代的铜钱“边关重车而出，海舶饱载而回”。随着外贸的发展，市舶税利成了宋朝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东南地区的铜钱大量流向海外。同时，宋与辽、西夏、金等陆地相邻政权之间贸易也很发达，相比于这几国市场上流通的巨量宋代铜钱，它们几乎只是象征性的铸造一点钱币。数以亿计的铜钱流向境外各国，加剧了铜钱短缺。

其二是由于铜贵钱贱，铜钱的购买力低于自身的实际价值，导致百姓将铜钱大量贮藏或毁钱铸器。北宋神宗时大臣张方平说：“废罢铜禁，民间销毁无复可辨。销熔十钱，得精铜一两，造作器物，获利五倍”。到南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司封员外郎王葆说：“民多销铜钱为器，利率五倍”。在这种情况下，铜钱不再是一种简单的支付手段，而是成了可以保值的财富。宋朝的豪富人家纷纷像贮藏金银一样窖藏铜钱，铜钱在民间大量沉积。

▲建炎重宝

其三是由于战乱。宋室南渡以后，大批人民逃难到南方来，而许多铜钱却还遗留在中原地区带不出来。许多钱监也因战祸而荒废。当时市面上铜钱短缺，购买力很高。据《贵耳集》记载，市场上出现钱荒后，秦桧曾经借理发后付钱的机会放出风声，说是现行的折二铜钱数日内将不再使用，劝理发师赶紧花掉。此话借理发师之口传开之后，临安富家纷纷将贮藏铜钱投入市场，钱荒暂时得到了缓解。“京下忽阙见钱，市间颇皇皇。忽一日，秦桧之呼一镊工栉发，以五千当二钱犒之。谕云：「此钱数日间有旨不使，早用之。」镊工亲得钧旨，遂与外人言之。不三日间，京下见钱顿出。”为了解决持续的钱荒，民间的惯例是采用短陌，即不足百文钱算作百文。《东京梦华录》卷三《都市钱陌》言：“都市钱陌, 官用七十七， 街市通用七十五。鱼肉菜七十二陌，金银七十四，珠珍、雇婢妮、买虫蚁六十八，文字五十六陌。行市各有短长使用。”宋朝廷则加强钱禁、鼓铸铁钱。同时发行纸币，增强金银的货币职能，使用度牒等准通货，缓解铜钱的流通不足。

在南宋后期，为了缓解钱荒，曾经使用一种材质为铜或铅锡，顶部穿孔的长方形钱牌作为代用币。《宋会要辑稿》中记载：“（嘉定十六年，1223年）十一月三日，校书郎陶崇与在外合入差遣，新城知县叶嵇服阕日展一年放令参注。以臣僚言：「……嵇容纵汪时亨，违法行用锡牌白会事，今丁忧去官。」”这里提到的锡牌，就是指民间私自铸行的钱牌。吴自牧《梦梁录》卷一三《都市钱会》中也提到：“铜钱乃历代所用之宝，汉唐以来，天下通行……近世钱文皆著年号，景定年铸文曰景定元宝。朝省因钱法不通，杭城增造镴牌，以便行用。”钱牌同纸币一样，也经历了私人使用到官方发行的变化。《宋史》卷四六中记载，宋度宗咸淳元年七月曾下令：“督州县严钱法，禁民间牌贴。”这是在为官方发行钱牌做准备工作。钱牌目前在江西、安徽等省均有出土发现，可见当时钱牌不只在临安府行用，其他地区为了缓解钱荒，也曾效仿行都铸造使用。

▲南宋钱牌

铜钱是宋代计算官兵军饷额度的主要形式，但在发放薪俸、赏赐的时候存在按地区折支实物或铁钱、纸币的情况。由于官方规定物价与市场价之间往往存在差价，以钱折支实物时，官价高于市价，支取的实物少于应得，经常使得领取薪俸赏赐的军兵吃亏。《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六一记载，庆历七年（1047年）：“时三司给郊赏，州库物良而估贱，三司所给物下而估高，（知渭州张）亢命均其直以便军人。转运使奏亢擅减三司所估，枢密使夏竦挟故怨，因黜亢。御史宋禧继言亢尝以库银市易，复降为右领军卫大将军、知寿州。亢再降乃十月乙卯，今并书。”上述记载说明郊赉所赏赐的州库物和三司物折价是有所差异的。知渭州张亢为了方便军人而减低了三司所估算的物价，遭参奏而被贬。宋朝元丰改制前的三司是权力庞大的财经管理机构，其不合理的物价折支往往引起军士不满。同书中还提到另一件因特支“物恶而估高”引发军中士兵私下议论，后遭长官弹压的例子。“三司送特支下庆州，物恶而估高，军中语藉藉，优人因戏及之。知州孙沔曰：「此朝廷特赐，何敢妄言动觽。」命驱出，将斩之以徇。将佐争言，此特戏尔，不足深罪也。沔徐呼还，杖脊配岭南，谓之曰：「汝赖戏我前，即私议动觽，汝必死，而告者超迁矣。」明日给特支，士帖然无敢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