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武漢肺科醫院院長：危重病例救治仍在高峯期

原標題：戰重症|專訪武漢肺科醫院院長：危重病例救治仍在高峯期

進入3月，新冠肺炎疫情形勢在武漢已出現明顯好轉，讓這座已經“封城”兩個多月的城市如沐春風。

3月底，原有46家新冠肺炎定點醫院向10家定點醫院集中，武漢市肺科醫院（市結核病防治所）就是10家醫院之一，而被騰退的醫院進行消殺後，將逐步恢復原有醫療體系。

這也意味着，作爲最早的三家新冠肺炎定點醫院之一的武漢市肺科醫院的“戰疫”還未結束。

從1月3日被確定爲定點醫院後，這家肺科醫院經歷了前期不明原因肺炎的未知、發熱門診患者數量陡增及“應收盡收”後的平靜，到如今成爲“最後的戰場”，該院院長彭鵬始終奔於抗疫的一線，對醫院的整體救治工作進行部署。

參與過2017年H7N9防控一線工作的彭鵬對早期疫情發展有自己的判斷，在新冠肺炎還未被得到明確認知時，他已向醫院傳達提升醫護防護措施的要求，這也使得該院醫務人員感染數量極少。

彭鵬近日在接受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專訪時直言說，“醫務人員一旦發生感染了，作爲一個院長，我覺得是對不起職工的，就不是一個好的院長，你哪怕救治了再多的病人。”

下階段，武漢市肺科醫院在彭鵬領導下將進入攻堅克難的時期——遺留下來的病人老齡化越來越嚴重，合併有其他疾病的患者比較多，從各個醫院轉來的極危重症的患者救治難度還是非常大。

彭鵬還不確定醫院何時能恢復正常醫療秩序，但該院內的一棵櫻花樹已經盛放，至少現在，武漢的春天已經到來。

以下是與彭鵬的對話：

“疫情比我們想象要嚴重”

肺科醫院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發現疫情出現嚴重性的傾向？

彭鵬：

1月3日我們被武漢市衛健委確定爲定點醫院，我們就意識到，既然是定點醫院，就有可能像當年的H7N9，甚至像之前的SARS那樣，有可能是一個病人數會比較多或者致死率會比較高的傳染病。到了1月6日，我記得很清楚，那天下午我們在開辦公會，突然就接到門診說我們一個小時之內就來了6個發熱的病人，都是自述跟華南海鮮市場有關係，那麼我們就意識到了，可能疫情比我們之前所想象的H7N9要嚴重，所以當時辦公會立馬就結束了，我們就去查看了相關的情況後發現，這些患者的病情都不算太輕。

密集來了這麼多病人，我們覺得原有的發熱門診已經不能應對可能增長的發熱病人的需要，所以決定把一個獨立的耐多藥結核病診療單元臨時改造成了發熱門診。在整個新冠肺炎疫情的高峯期，我們發熱門診裏的留觀牀和輸液全部都是滿的。而當時的決定讓發熱門診的接診面積大了一些，診室多了一些，這對後來發熱門診能夠有序的運轉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所以很多病人感受到我們肺科醫院的發熱門診跟其他醫院比，相對有序一些。

當時領導班子作出決定的原因是什麼？

彭鵬：

各個因素都有。第一，在短時間內各個醫院轉診過來的、推薦到我這裏來看發熱門診的病人一個小時能夠達到六七個，證明可能潛在的病人不會太少。第二，從對病人的檢查情況來看，肺上的損害都不算太輕，和我們過去遇到的日常感冒還是不一樣。第三，有些病人臨牀表現比較重。此外，本身我們是一家同時收治其他呼吸道傳染病的醫院，那麼對於防護措施，我們領導的意識會更加強一些。

澎湃新聞

：我們看到肺科醫院做了非常詳細的統計表，其中把每個病區牀位對應的患者姓名均標記了出來，同時對有華南海鮮市場接觸史和無接觸史的患者做了顏色標記上的區分，當初爲什麼會有這樣一個做統計表的想法？

彭鵬

：這是作爲一個醫院管理者日常管理上的想法，是一個管理者最基本的技能。2017年，湖北省當時H7N9疫情比較嚴重的時候，我是負責在金銀潭醫院駐點，負責整個金銀潭工作的總協調。既然是總協調，每天都有報表，所以我也知道各級部門在整個疫情到來的時候利用報表的重要性，就希望這次疫情也能夠得到一個很直接的報告。最開始我們數據報表組是4個人，現在擴充到6個人。各種報表不能出錯，每一張報表都得能夠溯源，每一個數據都能夠溯源。

武漢市衛健委在去年12月30日召開了緊急會議，當時肺科醫院有領導參加了這個會議嗎？

彭鵬：

有領導參加，市衛健委要求所有的二級以上醫療機構都要參加的。不過，12月30日的會議不是我參加的，12月31日晚上還開了一個會，要求主要領導參加，就是我去參加的。

12月31日的會議上傳達了怎樣的信息？

彭鵬：

因爲最開始12月30日網上出現了輿情，會上就通報了前期的一些情況，提到收治了一些不明原因傳染病的病人，轉到了金銀潭醫院，正在進行一些病原學的檢查，希望大家不要恐慌，有序地開展醫療工作。我們醫院把自己的防控升級，包括後續買了一些防護物資做儲備，還是基於我們醫院的習慣，或者說對於後期防控工作的一個判斷。

所以你們當時已經察覺到可能這個病會變嚴重？

彭鵬：

不能說我們判斷出這個病很嚴重，只是對於一個不明原因傳染病，尤其是在秋冬季節，我首先聯想的就是H7N9，本着對醫務人員負責的想法，我們把防護級別提升一點，是沒有問題的。其次，我個人的經歷，我當年在金銀潭駐點協調過整個H7N9的救治，所以我也能夠深刻體會到，如果說一旦來了一個高致病的傳染病，那麼對防護用品的消耗是非常大的。根據這些經驗，我們就做出了要多儲備一些防護用品的決定，能夠緩解醫務人員心理上的恐慌，起到真正的防護作用。

“我要如何保護我的醫務人員？”

你在統計表上對是否有華南海鮮市場暴露史的患者進行了標記上區分，什麼樣的情況下感受到疫情壓力會更大？是有華南海鮮市場暴露史的人越來越多，還是沒有的人越來越多？

彭鵬：

肯定是沒有華南海鮮市場暴露史的人越來越多對我們的壓力會大一些。我們在流行病學當中，如果有直接暴露史的病人，有明確的流行病學因素，那麼這個疾病更容易可防可治。但是如果這種暴露史不明確，那麼可能就提示有多個傳染源的存在，甚至不排除人傳人、二代病的可能性，對於防治難度就會大得多。

你是從什麼時候明確感受到疫情帶來的壓力越來越大？

彭鵬：

可能開始收治大概一週左右。因爲我們只是簡單地詢問患者流行病學史，而真正流調的技術含量比我們臨牀詢問流行病學史要求更高，我們只是簡單判斷一下患者是否住在華南海鮮市場附近，近期是否有去過華南海鮮市場。從我們一週收治的情況來看的話，可能沒有明確華南海鮮市場暴露史的病人是呈一個上升趨勢的，所以我們也一直保持足夠的警惕，但不能說依據我們所收治的病人就來判斷髮生了人傳人，因爲畢竟我們收治病人有限，我們臨牀的醫生對於流行病學史的調查沒有疾控部門專業。

一週左右是指1月6日以後的一週？

彭鵬：

1月6日以後的一週，隨着我們收治的病人增多，這個趨勢就看得出來了。如果說老是隻收個三五個病人，七八個病人，是看不出來趨勢的，要達到一定的量，一二十個甚至更多，這樣的話才能夠看得出。

肺科醫院是什麼時候出現患者的大量增長？

彭鵬：

從1月6日以後，我們發熱門診整個的門診量就是在逐步升高，應該是在春節左右達到了一個高峯，它不是哪一天出現井噴，而是逐步上升的過程，維持了一段時間以後，再呈逐步下降的趨勢，我們醫院應該跟整個的疫情的發展軌跡是相一致的。

除了患者數量的增多以外，這次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最大壓力來自於哪裏？

彭鵬：

我們作爲一個救治的定點醫院，壓力肯定來自於整個救治工作。隨着救治任務的加重，病人越來越多，我們一開始準備的102個牀位已經滿足不了救治的需要，我們每天的門診量最高峯的時候達到四五百，其中相當多的患者都是要住院的。

另外一個方面，當時我們已經知道可能是一種新型的病原體所引起的一個傳染病，在對疾病認知不充分的情況下，對困難也就不可能預計得那麼充分，這給了我很大的壓力——我要如何去保護我的醫務人員？醫務人員一旦發生感染了，作爲一個院長，我覺得是對不起職工的，就不是一個好的院長，你哪怕救治了再多的病人。

我們瞭解到，肺科醫院在此次疫情中醫院感染的比例是很低的，你現在總結起來，這個原因是什麼？是否和肺科醫院本身也承擔結核病防治工作，醫院大樓的房屋結構比較符合傳染病要求？

彭鵬：

應該是多方面。你剛纔說我們醫院的房屋結構是不是更加符合傳染病的設計標準？肯定是的，但是房屋結構在新冠肺炎的防控當中有多大效果？我把它排在一個相對次要的位置。

我們最開始投入新冠肺炎救治的一棟舊樓，並不是按照傳染病的要求修建的樓，沒有所謂的“三區”和氣流控制的系統。在那棟樓裏，我們堅持了有一個月，收治了大概三四百個病人。但當時我們沒有發生一名醫務人員感染，足以證明房屋結構並不是一個決定性的因素。哪怕是綜合醫院的綜合病房，經過改造，都可以達到這樣的防護要求。

我反倒覺得我們的醫務人員感染率比較低最主要的一個原因，還是堅持了日常戴口罩的習慣和要求。作爲一個收治傳染病的醫院，我們的醫務人員上門診是有戴N95口罩的習慣，所以我們的N95口罩就是一個標準配備。其次，我們一直在門診堅持給患者佩戴普通外科口罩，這能夠很有效地避免醫務人員的感染。所以一直到現在，我們一線醫務人員感染就只有三例。從總體的情況來看，我們醫院的感染的人數還是非常低的。

“科學的預判才能做到適度的防護”

救治壓力從什麼時候出現緩解？

彭鵬：

這是逐步的過程，應該是在國家派駐的醫療隊來了以後，2月20日左右我就明顯感受到病人沒有那麼多了。

當前，新冠肺炎疫情上已經出現了明顯的好轉，在接下來的時間裏，肺科醫院將是最後的10家定點醫院之一，未來的治療重點是如何安排的？

彭鵬：

作爲定點醫院，何時能夠恢復正常的醫療秩序要聽市指揮部的安排，結合目前的情況，我們從門診收治的病人已經很少了，大部分都是各個醫院在騰退並恢復正常醫療秩序過程當中，我們接收其他醫院轉過來的病人，這也帶來了一些新的特點。

第一，現在遺留下來的病人老齡化越來越嚴重， 60歲以上老人基本上佔到我們現在住院病人的70%以上。第二，入院的時候就合併有其他疾病的患者比較多，比如說糖尿病、高血壓、腎病，對於多學科診療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們現在入院時候就有其他合併症的患者佔到85%以上。第三，從各個醫院轉來的極危重症的患者救治難度還是非常大的，我們醫院目前在ICU裏，有創的、機械通氣的患者，以及使用ecmo、使用人工腎或者人工肝的患者仍處在高峯期，尤其在ICU裏，後期治療上的難度以及工作量比以前更大了。

這些重症病人來了以後，我們會向省、市指揮部，包括國家層面申請更多的專業性人員。以ecmo爲例，日常我們醫院可能一年就開展幾臺ecmo的治療，而現在同時有7臺。每一臺ecmo在使用的過程當中，至少需要6-8名醫務人員進行密切的觀察，而依靠我們自身的醫務人員是無法滿足同時對7臺ecmo的觀察。目前，北京、江蘇、浙江專業的重症治療團隊支援我們醫院。

我們在進行新冠肺炎患者治療的同時，還在“雙線作戰”，一直堅持在做結核病的治療工作，這樣的“雙線作戰”是不是也帶來了壓力？

彭鵬：

肯定是有的，因爲結核病的患者中還是有重症的，每年我們結核病的死亡人數也不在少數，如果說這些患者不得到及時的救治，那麼勢必會引起我們結核病的死亡率上升，而結核病對我們國家來說也是一個重大傳染病。

另外一個方面，結核病也是以肺部病變爲主，那麼這個時候新冠所引起的肺部感染可能混雜在結核病本身的肺部病變當中，不容易被識別，甚至被完全掩蓋。我們在收治普通呼吸道病人和結核病人時，發現過三例新冠肺炎患者。所以收治合併感染病人這一部分的壓力還是很大的。

我們在整個收治結核病的病房當中，也採取了相應的措施。第一，我們把結核病房醫務人員的防護等級也提高了，跟新冠病房同樣對待，因爲都是呼吸道傳染病，危險程度應該相似。第二，對於收治有發熱、肺上有病竈的這些病人，我們在沒有完全排除新冠的情況下，還是會分區收治，儘量讓已排除新冠的結核病患者在一個區域，沒有完全排除的收在另一個區域。

從肺科醫院一直以來對結核病的防控工作來看，你認爲對一個認知有限的傳染病，早期的防控應該是繃緊一根弦，更早用最壞的打算去做防控，還是說需要有一個認知的過程？

彭鵬：

現在提倡的是以大概率的思維去應對小概率的事件，所以我覺得科學適度的防控纔是有效的。比如，在疾病的早期，當發熱門診中這種病人不是非常多的時候，採取一個標準防護就夠了。但是，當這樣病人逐漸多了，單位面積內病人密度非常高，那麼病原的密度、飛沫的密度也會非常高，這個時候就必須提升防控了，而不能因爲發熱門診有一個標準防護措施，而不把防護級別提升，這是因情況而異的。所以，應該來說是一個逐步提升的過程，加上相對科學的預判，才能夠做到適度的防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