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邓艾逼近成都时,蜀汉君臣第一时间想到的也都是逃避,或者向东吴或者向南中,谯周这个时候献言投降是顺应了蜀汉朝中的大势的。然而谯周作为蜀汉大臣,食君之禄,不奢求他为蜀汉战死或者谏死,像霍弋那样为国分忧尚且不能,像王含、蒋斌、柳隐等汉中诸多城坞围戍都督坚守阵地也做不到,唯一做出的事情就是劝说君主向敌国投降,合理与否暂且不谈,从个人情志上来说,起码是可耻的。

筹笔驿(罗隐)
抛掷南阳为主忧,北讨东征尽良筹,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千里山河轻孺子,两朝冠剑恨谯周,
惟馀岩下多情水,犹解年年傍驿流。

蜀汉这个政权被灭亡在后人看来是很可惜的事情,但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曹魏或者说西晋实力强大,幅员辽阔;蜀汉国弱民疲,况且黄皓干政,内部主战、反战声音不能统一,国祚是该到头了。不过历史的车轮也是由人来推动的。蜀汉灭亡有一个人物起了很大的作用,那就是谯周。那么谯周是何许人也,他又是怎么劝说刘禅投降的呢?

蜀汉后期反战派的声音很高涨,比如诸葛瞻、樊建、董厥甚至张翼、廖化这样的武人。一方面代表蜀汉这个政权已经失去刘备、诸葛亮时期具备的锐气,甘于割据一方,忘记克复中原的初衷;另一方面也意味着蜀汉的国力确实呈现出下降的趋势,频繁的北伐给蜀汉带来沉重的负担。在反战派中,有一个很具有代表性的人物,那就是谯周。最能体现谯周反战派思想的事迹是谯周上《仇国论》、谯周劝说刘禅投降,以及在《三国志·蜀书·杜琼传》中的一句谶语。

蜀汉中后期虽然反战派人物不少,但是上层一度还是被主战派把控。姜维是大将军录尚书事,陈祗是尚书令,这两个人物都是主战派。所以有一段时间里(从公元253年费祎被刺杀,到公元258年曹魏内部“淮南三叛”失败以及陈祗去世)姜维也是疯狂地进行北伐,几乎达到了每年一次,频率要超过诸葛亮时期。北伐势必会给蜀汉的国力带来负担,尤其是经过“段谷之战”的失败,也给反战派一个机会。谯周为此与支持姜维北伐的陈祗展开辩论,然而写下《仇国论》一篇文章。其中虚构了“因馀”和“肇建”两个国家,对应蜀汉和曹魏;通过因馀国中的“高贤卿者”和“伏愚子”两者的对话,阐述自己的反战的思想。总之谯周的思想是,用频繁的战争手段取胜仅适用于秦末那种分裂的乱世,而曹魏和蜀汉两个政权都相对稳定,这个时候应该做的是保境安民,保存实力,等待曹魏内部发生剧变,然后才能以弱胜强。

除此之外,在《三国志·蜀书·杜琼传》中记载这样一则谶语。在景耀五年(即公元262年,蜀汉灭亡前一年),刘禅宫中有大树无缘无故自己折断,谯周在柱上题写十二个字:“众而大,期之会,具而授,若何复?”其中“众而大”指的是曹魏(“众”代表“曹”,“大”代表“魏”),“具而授”代表刘备、刘禅两代(“具”代表“备”,“授”代表“禅”)。通过这十二个字可以看出,这个时候的谯周已经不止是反战派,已经到了投降派的地步。

在景耀六年(公元263年),司马昭为摆脱弑君的道德危机,发动十八万大军进攻蜀汉。这对于蜀汉来说是最大的一次危机。首先蜀汉和曹魏此时的实力差距已经相当悬殊;其次姜维改动汉中的防御部署,自己又羁留在沓中;最后也是最关键的地方,蜀汉的人心已经散了。
于是钟会长驱直入进入汉中,因为蒋舒投降拿下阳安关口,并向南深入到剑阁;另一边邓艾偷渡江油,因为江油守将马邈的投降,直接进入四川平原,又击溃诸葛瞻等人。这个时候蜀汉内部至少有超过十几万的曹魏军队,汉中这个北方门户已经被钟会拿下,邓艾有一万到两万人迫近成都,并且与钟会对剑阁的姜维等人形成包夹之势。

这个时候刘禅有三条路线可以选择,一是死守成都,等待各地援军的到来;二是向东投奔自己的盟友东吴;三是退守南中,利用南中地区复杂的山地环境阻敌。为此蜀汉群臣展开辩论。这个时候谯周劝说刘禅向邓艾投降,并且起到了一锤定音的效果。谯周劝刘禅投降的理由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投奔东吴不如投降曹魏
如果蜀汉一行人投奔东吴,确实可以短暂地确保自己不会沦为曹魏的俘虏。然而归根结底,无论是在东吴还是在曹魏,蜀汉君臣的待遇基本没有什么区别。刘禅都是臣子,蜀汉的一些旧臣也基本都能被起用。那么归附东吴和投降曹魏有什么分别呢?况且曹魏的实力要远远胜于东吴,尤其是拿到益州之后,更是对东吴形成水利上的优势和西、北、南三线钳制、包夹的态势。曹魏吞并东吴很容易,东吴通过战争打开局面却很难。如果刘禅归附东吴后再投降曹魏,那么耻辱会更加严重。在永安的罗宪也是这种想法,才会有抵御陆抗三万大军的“永安之战”。
二、南中地区不可作为基地

南中地区是蜀汉控制比较薄弱的地区,时常有叛乱发生。一是南中地区对蜀汉统治的不认同感;二是蜀汉对南中地区的征兵收税,汲取资源。比较著名的有蜀汉前期的南中三郡叛乱,被诸葛亮平定。虽然史料上记载诸葛亮通过攻心的方式安抚南中地区,但是并没有起到完全控制南中的效果。在诸葛亮南征之后,仍然存在频繁的叛乱。经历了李恢、马忠、张表、阎宇、霍弋等几代庲降都督(其中霍弋为庲降副贰都督,是阎宇的副手,不过阎宇在巴东兼任永安都督,所以南中地区基本上由霍弋负责),才加强了对南中地区的控制。如果刘禅进入南中地区,无疑更加重对南中地区的资源的征收,那么本就不太认同蜀汉统治的南中豪帅可能会再度发生叛乱。外忧内患,情况会更加糟糕。所以南中地区不能作为刘禅恢复蜀汉的基地。
三、刘禅投降有表率作用

消灭了蜀汉后,曹魏或者西晋还有东吴要解决。东吴的实力要强于蜀汉,坐拥扬州、荆州、交州三州之地,国土、经济、人口、能动员的兵力都要强于蜀汉。刘禅向曹魏投降,一定会受到优待,因为可以起到一个表率作用和政治旗号,善待亡国之君,来瓦解东吴君臣的抵抗意志。事实上邓艾消灭蜀汉之后,就打算这么做来着,自行对蜀汉君臣进行封赏,不过他的做法也遭到司马昭的忌惮,死于曹魏的内讧。

其实蜀汉当时虽然危在旦夕,但也不能说毫无生机。当时南中地区的霍弋、永安的罗宪都带兵向成都支援;东吴方面也派出援兵支援蜀汉(不是永安,而是汉水流域,应该是向汉中);蜀汉方面剑阁有四万军队将钟会的十万大军拖得死死的,邓艾只有一万缺少攻城工具、军资粮草的疲军。如果刘禅能够死守成都,等待援军赶到,与姜维夹攻邓艾,拖垮钟会,蜀汉未必不能保全。

但蜀汉的人心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主战派寥寥无几,况且大都在外镇。事实上钟会和邓艾能够逼近四川平原都是靠蒋舒和马邈的献城投降,否则一个都进不来;邓艾逼近成都时,蜀汉君臣第一时间想到的也都是逃避,或者向东吴或者向南中,谯周这个时候献言投降是顺应了蜀汉朝中的大势的。连刘禅自己也不愿意抵抗,才会选择谯周的建议。
然而谯周作为蜀汉大臣,食君之禄,不奢求他为蜀汉战死或者谏死,像霍弋那样为国分忧尚且不能,像王含、蒋斌、柳隐等汉中诸多城坞围戍都督坚守阵地也做不到,唯一做出的事情就是劝说君主向敌国投降,合理与否暂且不谈,从个人情志上来说,起码是可耻的。
参考文献:《三国志》、《襄阳记》、《华阳国志》、《中国历史地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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