島 君 說

11月3日，領教工坊第七屆中國企業私人董事會年會於上海召開，近400位企業家齊聚一堂，共同探索“複雜環境下的突圍之道”。

會中，著名經濟學家、中歐陸家嘴國際金融研究院執行副院長、正和島島鄰劉勝軍就當前經濟形勢發表了主題演講，劉勝軍認爲對中國經濟的發展過度悲觀或過度樂觀，都是錯誤的，當中國經濟壓力大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往往都會出現比較大的轉折。

以下爲演講精編，文章未經本人審閱。

作 者：劉勝軍

編 輯：夏昆

圖 片：視覺中國

來 源：正和島（ID：zhenghedao）

中國正處在十字路口

我覺得今天論壇的題目就很有意思，叫做複雜環境之下的突圍之道。爲什麼我說它很有意思呢？

因爲在過去10年時間裏，由於理念和政策上的偏差，我們的環境越來越複雜，以至於很多民營企業家對自身的發展產生了擔憂和焦慮的症狀，所以也就有了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的民營企業家座談會。

今年是改革開放的40週年，但當今的中國還處在一個至關重要的十字路口，如果回顧一下我們改革開放40年的歷史，大家就會發現這個過程從來都不是一帆風順的，我們總是要在一些關鍵時刻做出一些政策的選擇。

比如說，80年代鄧小平提出的口號是“摸着石頭過河”。但後來我們發現摸着石頭過河並不是特別順利，因爲80年代末期出現了經濟和政治的劇烈動盪，在動盪過後我們就面臨着一個非常關鍵的決策，我們要往哪兒去？

在那個非常關鍵的時期，吳敬璉老先生非常勇敢地提出了市場經濟的觀念，這在今天看起來可能是個常識性的提議，但在當時卻是一個非常危險的建議。包括鄧小平88歲高齡南巡的主要目的也是要把市場經濟的觀念確立下來，可以說這次選擇對中國過去40年的發展是非常重要的。

後來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給大家指出了明確的選擇，那就是我們要貫徹市場經濟。國家提出了讓市場發揮決定性的作用，這是對中國人，乃至國際社會對中國期待的回應。

但在過去的5年時間裏，我們發現市場中所發生的實際情況和我們預想的並不一樣，特別是市場化改革的方向開始變得模糊起來，這也是我爲什麼要講中國再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

我一直有這樣一個觀點，就是對中國經濟的發展過度悲觀和過度樂觀都是錯誤的。可能很多人還是比較悲觀的，但我希望大家不要過度悲觀，因爲我們能看到當中國經濟壓力大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往往都會出現比較大的轉折。

比如你在1991年來到中國可能還是非常悲觀的，因爲你看不到市場的前景在哪裏，但1992年中國就變成了全世界最有活力的市場，可能在最近的一段時間大家的信心到了一個非常低迷的程度，但是我們很快就看到了習近平總書記在11月1日做出了非常給力的信號傳遞。

用這張圖比喻就是形勢比人強。因爲我們國家現在最重要的就是經濟的發展，這是影響社會發展乃至執政的穩定性因素，如果不推動市場化改革，這種穩定和增長可能就會遇到問題。從這個角度來講，我覺得市場有時候會幫助我們來自動解決這些問題，這就叫形勢比人強。

中國面臨的風險主要在我們內部

但是，轉折的過程中我們會遇到很多風險和挑戰，甚至可以說當前的中國遇到了過去40年以來最具挑戰的時刻，這一方面我們可以用“內憂外患”來形容。

從國際上來講，美國當今對中國的戰略遏制不再加以任何遮掩，是非常赤裸的。但美國人留了一個尾巴，他們認爲如果中國人能夠回到鄧小平先生時代的改革開放精神，那麼中國還是可以和我們合作的，這句話我們可以信，但不能全信。

我們當然應該回到鄧小平時代的改革開放精神，但就算我們回到了那種改革開放精神，美國對中國的遏制也不會消失，就這點來講，我們外部的大環境已經發生非常大的變化，這是我們應該看到的。

從自身來講，我們在戰略上也有很多需要反思的地方。因爲在美國看來，不管中國人做事情的出發點是什麼，我們都是在刻意爭奪和挑戰美國的世界霸主地位。

所以我們有必要對包括“一帶一路”還有其他方面的戰略進行反思，當然這個反思的目的不是認爲這些戰略沒有任何經濟價值，而是在於如何放在新的國際格局背景之下去更好的去發展。

貿易戰也好、冷戰也罷，美國對中國的遏制已經是一個既定的事實，我們沒有辦法逃避，那麼如何看待這個問題呢？我想最重要的是，我們不要恐慌。因爲現在是地球村的時代，是一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時代，我們不可能再倒退到上個世紀，閉關鎖國的可能性不存在。

當然，我們也要防止一個最可怕的錯誤，這個錯誤就是採取寬鬆的貨幣政策來應對美國的壓力。

我們知道80年代的時候美國和日本發生了類似於貿易戰的經濟衝突，但當時日本的應對策略其實是災難性的，日本爲了緩解貿易戰的壓力，採用了寬鬆的貨幣政策來刺激國內經濟，最終導致的經濟結果就是泡沫、崩潰以及長期的衰退。

而這個危險對於中國來說並不是不存在的，因爲我們過去積累了非常大的泡沫，如果我們在這個方向上還不能非常清醒地認識到這個危險，就有可能犯下日本80年代這樣的災難性錯誤。

所以說貿易戰並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我們對貿易戰做出錯誤的應對。

上面提到的就是我們外部所遇到的挑戰和壓力，但我相信中國面臨的風險，主要還是在我們內部。

習近平總書記說：“我們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我覺得這句話太深刻了，實際上對於中國這麼大的經濟體，這麼大的國家來講，只要我們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了、做對了，外部的壓力就是可以克服的，但如果內部的事情都做不好，外部的小事情也會變成大事情。

我們內部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就是經濟增長方式轉型的問題。從2008年到今天的10年時間裏，雖然我們提出了很多轉型的方向、目標、口號，但是從實踐中來看，我們的轉型依然在路上。

到目前爲止，爲什麼中國經濟即使保持着6.5%左右的增長速度，大家的信心卻還是如此地低迷？因爲這6.5%雖然不是一個很低的數字，但它的經濟增長質量是很低的，爲什麼經濟增長質量很低？我想這裏面有四點原因：

第一，我們非常依賴政府的政策來維持這樣的增長。

第二，我們高度依賴房地產。最近很多地方的土地市場已經開始流拍了，流拍對下半年和明年的經濟增長勢必會帶來影響。到時候又會倒逼政府反過來放鬆房地產的調控。所以，房地產是中國經濟的“夜壺”，什麼時候憋急了就拿來用一下。

第三，信貸密集型增長。

第四，2016年國企、民企分別佔新增企業貸款的78%和17%。現在我們的資本產出率是最高的時期，反過來講，我們經濟增長質量也是低的，這也是大家爲什麼在焦慮的原因。

改革執行的不夠順利

爲什麼到這樣的局面？最直接的解釋就是我們的改革執行的不夠順利。

李克強總理在2013年提出來“讓改革成爲中國經濟最大的紅利”，這個是社會各界共同的期待，但是“實踐”起來卻非常不順利。

很多重大的改革現在都遇到了障礙，我們的IPO改革一拖再拖，中國的股市成爲了永遠的傷心之地；我們的自貿區改革現在無人談起，原來外國人對中國的自貿區非常有信心，現在也沒有人關心這個話題了。

我們去槓桿的改革到目前爲止充其量叫“僞槓桿”，雖說穩住了企業的槓桿，但居民的槓桿卻在快速上升，整個社會的風險水平還在增長；我們的簡政放權，該放的權的都沒有放；我們的減稅變成了結構性的增稅；我們的國有企業改革也遭遇了巨大的困難。

這些都是我們今天所不能夠迴避的問題，如果說美國對中國充滿了戰略敵意的話，我想歐美的聲音是值得我們理性去傾聽的。

那麼歐盟和美國是怎麼看待中國的呢？他們一方面認爲我們中國的改革非常困難，意思是我們知道你們很不容易，但是我們不可能無限期地等待下去。

另外，歐美認爲從過去幾年發生的情況來看，我們的國有企業佔有了越來越多的資源，他們非常懷疑我們對市場改革的承諾，這也是國際社會對中國最大的質疑。

所以在這樣的改革過程中最核心的環節就是國有企業改革，國有企業的改革做好了，整個改革才能起來。但遺憾的是我們國有企業的改革在過去幾年中所做的事情基本上都是錯誤的，我們可以具體來看一下：

第一，限薪。企業家是一個企業興衰成敗的關鍵，我們對央企進行限薪，這很危險。

第二，國進民退。爲什麼我們對國有企業的問題這麼關心？因爲國有企業不僅是沒有效率的問題，它所佔用的大量資源會讓民營企業變得更加困難。

所以，站在這樣的十字路口，我們對過去要抱有敬畏之心，因爲我們過去40年來取得的成就可以說是史無前例的，在中國歷史上乃至世界歷史上都是值得大書特書的。

成功不是因爲政府管得多、管的好

但同時我們也要保持謙卑，因爲對所有的發展中國家來說，如果能夠充分發揮自身的低成本優勢和後發優勢，並且奉行出口導向型的戰略，都可以取得和中國一樣的成就。所以從這方面來講，我們所做的事情也並沒有特別值得驕傲的地方。

相反，正是由於我們今天到了人均GDP8800美元這樣的中等收入水平，我們纔要更加保持一個謙卑謹慎的發展態度。根據世界銀行的研究，87%的國家到達中等收入的陷阱以後就永遠趴着起不來了，拉美國家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

我想這也正是中國當前面臨的最大挑戰，所以在這個時候我們非常有必要去了解在過去40年的成功中，我們做對了什麼，哪些東西是我們要繼承的，哪些東西是我們要拋棄的，這時候大家對於觀念的認知就顯得特別重要了。

但遺憾的是，每到這個時候就總會有很多高級黑，有很多不負責任的人來攪局，給我們的領導人帶來錯誤的信號。

1978年之後，政府的干預雖然依舊存在，但干預的也是越來越少，所以，如果真要解釋的話，也是政府幹預的越來越少才導致了我們經濟增長的成功。

另外，在市場化的爭論當中，林毅夫教授認爲，市場化是危險的，因爲拉美國家就是因爲搞了市場化、自由化和民主化才陷入了今天的困境。

實際上這樣的解釋並不符合事實，拉美之所以掉入了陷阱不是因爲過度市場化，而是因爲市場經濟改革不到位，同時這些國家掉入了民粹主義的陷阱，民粹主義纔是真正的危險，纔是拉美困境真正的解釋。

過去一般認爲中國的經濟模式有三個要素，市場經濟+投資驅動+強勢政府。但我們只有一個要素要保留，就是市場經濟，因爲我們的投資驅動已經走到了天花板，靠投資拉動經濟的效率正在變得越來越低，包括今天的債務風險有很多就是過度投資而沒有效率所引起的。

我們的強勢政府在模仿趕超的階段是沒有問題的，但是今天的轉型是要走向創新型的經濟，強勢政府和創新型的政府本身是不兼容的。

我們的成功不是因爲政府管得多，政府管得好，而是因爲政府在放，在讓市場發揮決定性的作用，這纔是過去40年的成功當中我們所得到的最重要的經驗。

形勢比人強，改革一定能夠實現

當然，今天中國經濟的發展完全可以做出更好的選擇，這個選擇就是創新。什麼東西可以帶來創新呢？答案就是企業家精神。

而且我們已經越來越認識到了這一點，去年中央就發佈了一個弘揚企業家精神的文件，這也是黨在歷史上第一次提出企業家精神。那麼什麼樣的制度環境可以造就企業家精神呢？其實就在於兩點：

第一，要搞市場經濟，因爲只有在市場經濟當中優秀的企業家才能脫穎而出，他們纔不需要去拼爹，不需要去搞關係。

第二，必須要有法制，因爲有法制纔能有恆心，才能安心創新，而不是考慮移民的問題。

但要搞好市場經濟和法制我們還面臨着一個最大的障礙，那就是政府的理念。因爲政府從來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它本身就是問題所在。而中國恰恰就是這樣的一個局面，如果我們能夠認清這個本質，我想我們一定會有一個不一樣的局面。

最後我想強調的是中國的改革都是由思想解放推動的。11月1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的座談會中強調了民營企業家是我們自己人，民營企業是黨長期執政的重要力量，這其實就是在思想解放領域中一個非常關鍵的突破，因爲過去很多人認爲，只有國有企業纔是執政的基礎。

當前我們要深化思想解放，最重要的是要從觀念上解決一個重大的問題，就是如何加強黨的領導。加強黨的領導不等於讓黨事無鉅細的去管，如果黨事無鉅細去管，這個就沒有活力了。

鄧小平在80年代說了非常重要的話：今天中國正處在思想解放的過程當中，我們已經看到了改革的曙光，但是還需要我們社會各界共同的努力。

吳敬璉先生最近出了一本書，裏面講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觀點，他認爲中國當年搞市場經濟改革，在某種程度上算是權宜之計，就是計劃經濟時代不行了，所以來搞市場經濟，而並不是從價值觀和內心上對市場化和法制化的真正擁抱。

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的改革一定還會遇到很多的挑戰和不確定性，這個過程中需要我們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

欣慰的是我們看到了學術界、企業界當中還是有很多人都是非常有勇氣站出來發表這個聲音的，而且我們也非常高興的看到了總書記，我們的中央領導聽到了社會的聲音，聽到了民營企業的吶喊。

所以，最終一句話就是形勢比人強，市場化、法制化的改革一定能夠實現。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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