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戰後以來, 在執政的日本自民黨內, 圍繞釣魚島問題有兩條不同的對華戰略路線

一是佐藤榮作 (岸信介胞弟) 路線, 強調這些島嶼是日本領土, 沒有爭議;二是田中角榮路線, 承認中日存在領土問題, 主張對話, 認同擱置。目前, 在日本是前者的路線佔上風, 而後者則被邊緣化了, 因而中日關係受到嚴重干擾和影響並不奇怪。

20世紀70年代初, 佐藤內閣曾把島嶼主權問題與東海大陸架劃界及資源開發問題分開考慮。佐藤榮作首相1971年12月15日曾表示:“尖閣列島 (釣魚島列島) 毫無疑義是我國領土, 就領土問題不打算和任何國家談判。而關於東海大陸架, 各國有不同意見, 作爲政府希望通過與有關各國圓滿的談判, 在解決大陸架問題的基礎上着手這一地區的石油資源開發。”^[7]

然而, 時任佐藤內閣通產相的田中角榮表態則有微妙不同。1972年5月9日, 田中角榮在日本衆議院表示, 在沒有確認有大量石油、天然氣資源之前, “尖閣列島 (釣魚島列島) 問題等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 但有巨大埋藏量一公開就立即出現各種問題。就大陸架問題而言, 也涉及與臺灣的問題、與中國大陸的問題, 與迴歸日本的沖繩之間的國界線, 非常複雜的問題交織在一起。必須一邊對話, 一邊圓滿地開發地下資源。”^[8]

田中角榮在釣魚島問題上並未採取佐藤首相那種強硬立場, 在大陸架問題上明確把佐藤所說的“相關國家”改稱“臺灣”和“中國大陸”。這或許是因爲, 田中角榮強烈地意識到他最重要的歷史使命是取得政權進而實現日中邦交正常化, 所以絕不能給中方造成他在釣魚島問題上頑固堅持單方面立場, 並像佐藤一樣在製造“兩個中國”或“一中一臺”的印象。

1972年7月7日, 田中角榮當選日本首相。中國政府認爲, 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時機已經成熟, 立即邀請田中首相訪華。時任中國總理周恩來1972年7月28日會見田中內閣“密使”——日本公明黨委員長竹入義勝時明確表示:釣魚島問題沒必要涉及……不必把這個問題看得太重, 與根據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恢復邦交相比, 這算不上什麼問題。中日實現邦交正常化的事實證明這一判斷是正確的。其後, 福田赳夫1978年任首相期間也轉向認同田中路線, 派遣園田直外相同中方談判締結和平友好條約。當時, 日方再度同中方就擱置釣魚島爭議達成政治默契, 從而締結了《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時任日本首相大平正芳、鈴木善幸、竹下登、海部俊樹、小淵惠三等, 大體上都繼承了田中路線。

冷戰後, 日本政治右傾化抬頭, 自民黨內原主流派田中派分崩離析, 取而代之的是親臺反共的岸信介派的“後裔”。例如, 2001年小泉純一郎執政後, 他除了頑固堅持參拜靖國神社之外, 開始醞釀實施“購島”和“國有化”, 只不過當時日本政府採取的是所謂每年出資進行所謂“租借管理”, 即以類似“分期付款”方式“購島”。21世紀以來, 作爲岸信介派政治傳人的森喜朗、小泉出一郎、安倍晉三等人控制了自民黨和日本政權。在這種日本國內政治背景下, 日本對華政策從友好合作爲主轉向防範競爭爲主。在釣魚島問題上, 其做法變本加厲。

2012年野田佳彥內閣宣佈“購島”, 只不過是把按年“租借”改爲“一攬子購入”。安倍晉三再度執政後, 一方面針對中方在釣魚島領海執法巡航, 加強軍事部署和日美同盟;另一方面與中方就海空危機管控進行對話, 但刻意將釣魚島列島相關海域排除在外。安倍晉三的一些做法與佐藤榮作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 其諸多做法與甲午戰爭前10年的伊藤博文內閣對華政策頗爲相似^[9]。這正是當前釣魚島之爭成爲中日關係改善主要障礙的癥結所在。

(二) 1978年中日締結《中日和平友好條約》談判時, 雙方雖然再度就釣魚島問題達成擱置爭議的政治默契, 但各自想法不同

1978年8月10日, 園田直外相在與鄧小平副總理談及釣魚島問題時, 未對中方關於在締結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時擱置釣魚島爭議的主張表示反對。這等於默認中方關於擱置爭議的主張, 從而使中日兩國擱置釣魚島爭議締結和平友好條約達成共識。中方主要是爲爭取締結《中日和平友好條約》, 確保長期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發展經濟, 併爲防止國際爭端尋求新方法。日方內部考慮則是通過擱置爭議, 防止中方聲索釣魚島主權, 進而實現對釣魚島列島“長期而平穩的實效統治”。

時任日本外相園田直在1979年5月31日國會答辯時承認:“尖閣列島 (釣魚島列島) 問題既不是日中和平友好條約的條件也不是議題。”^[10]其“基本想法是, 就尖閣諸島 (釣魚島列島) 不在這次會談中提出。如果說爲什麼, 尖閣諸島 (釣魚島列島) 自古就是日本領土, 業已實效統治。如果再去說是日本的, 中國也不能不表態主張領土主權。……那可就談不成了。鄧小平說‘可以就這麼放它20年、30年。’換句話說, 因爲日本實效統治, 所以可以就那麼放着。”^[11]

正因如此, 1978年日本國會審議通過《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時, 無人就兩國政府擱置釣魚島爭議而提出異議。時任日本外相園田直外相從日本的立場出發強調:“尖閣列島 (釣魚島列島) 是與條約沒有直接關係的問題”。因爲這些島嶼“由日本實際控制, 尚未成爲紛爭地區。盲目提出這一問題, 有從現有狀態轉而進一步損害日本國家利益的危險”^[12]。日本一些國會議員還明確表態:“不主張從尖閣列島 (釣魚島列島) 的角度反對和平友好條約”^{[13] (160)} 。故此可以認爲, 無論日方主觀意圖如何, “擱置爭議”締結和約的做法, 事實上已獲得日本最高立法機構的認可。

(三) 在釣魚島問題上, 日本執政黨和政府內部態度不一, 政策因人而變, 缺乏連貫性

伴隨日本國內外形勢變化, 過去在執政黨或政府內持反對意見的勢力在日本掌權後, 便公開否認中日之間曾就擱置釣魚島爭議達成共識的政治默契, 甚至不斷採取單方面行動。結果, 中日釣魚島爭議便重新突出起來。

1979年1月, 日本海上保安廳在釣魚島建立臨時直升機停機坪。對此, 中國政府提出強烈抗議。1979年2月27日, 時任日本外相園田直在日本衆議院答辯時稱:“我國與中國之間沒有領土問題糾紛。關於尖閣列島 (釣魚島列島) , 從歷史、法理看分明是日本固有領土, 現由我國對其實行有效統治。”同時, 他反對在這些島建立設施。園田直稱:“如果是爲有效統治而採取措施是絕對反對的。如果是特意爲顯示有效統治而爲, 將違反外交禮儀。我今後也將貫徹自己的信念”。^[14]

1979年9月6日, 大平正芳首相在日本國會明確表示:“關於在尖閣諸島 (釣魚島列島) 附近大陸架開發, 需要劃定包括尖閣諸島 (釣魚島列島) 的日中之間大陸架界線。爲此, 我國以往反覆向中方表明有意同中國進行對話的想法。”大平首相還表示:“希望今後就日中國界劃定問題同中方交換意見, 在此基礎上, 包括共同開發問題, 慎重對待。”1這是日本政府承認中日之間存在領土問題的一種特殊表達方式。

據英國解密檔案證實, 1982年9月20日, 時任日本首相鈴木善幸與來訪的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會談時曾表示, 就釣魚島問題同中國達成維持現狀的共識, 問題實質上是被擱置了。據鈴木善幸首相稱, 當時鄧小平說, 求大同, 存小異, 可以把釣魚島問題交給下一代人去解決。結果, 沒明確表示妥否, 而是就維持現狀達成合意 (共識) , 問題事實上是被擱置了。1979年5月31日, 鄧小平副總理會見鈴木善幸衆議員時, 就釣魚島問題重申:可以擱置起來, “搞共同開發, 不涉及領土主權”, 並請他轉告大平正芳首相。鈴木說:“我將轉達首相, 請他考慮”。^[15]

然而, 自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開始, 日方的立場則逐步出現倒退。在日本國會上, 1985年4月22日時任日本外相安倍晉太郎曾表示:“同中國之間本來就不存在圍繞尖閣列島領有權應該解決的問題。”^[16]這等於日本在釣魚島問題上的態度倒退回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佐藤榮作內閣的立場, 似乎是把前蘇聯1960年在北方領土 (南千島羣島) 問題上對付日本的做法轉用於中國。這無異於“己所不欲偏施於人”, 中方當然不能接收。冷戰後特別是1992年蘇聯解體後, 日本政治保守化開始轉向政治右傾化, 對外戰略也隨之逐步調整。日本右翼團體時而登島挑釁。1996年8月, 池田行彥外相公然拒不承認中日之間存在領土爭議。對此, 新加坡駐日本記者卓南生指出, “東京公開否定雙方存有‘擱置爭議’共識一事, 這還是第一次”。^[17]日本政府背離了田中內閣的對華政策, 一味強調“根本不存在圍繞尖閣諸島 (釣魚島列島) 要解決的領有權問題”^[18], 必然導致問題愈發突出。2012年9月, 在日本右翼代表人物石原慎太郎動員捐款“購島”的背景下, 野田佳彥內閣宣佈日本政府“購島”, 實現所謂“國有化”, 徹底打破了中日雙方1972年達成的擱置爭議的諒解。

在釣魚島問題上的態度和做法, 堪稱是日本當政者對華戰略傾向的風向標與試金石。當下日本最有勇氣在釣魚島問題上敢說實話的日本前政要當屬前首相鳩山由紀夫。其對華政策思想繼承了田中角榮路線。他作爲日本前首相第一個明確表示:“《開羅宣言》並未說作爲甲午戰爭結果所奪取的, 而是說從清朝奪取的 (應歸還中國) 。雖然馬關條約沒寫尖閣諸島 (釣魚島列島) , 但沒有不能說‘清朝被奪取的’的道理。問題就在這裏。”^{[19] (148, 149)} 鳩山還認爲,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時, “事實上, 兩國領導人之間當然就擱置尖閣 (釣魚島) 問題達成一致”。^{[19] (140)} 然而, 這種主張在日本目前只是少數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