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20年代，正是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时期，何香凝与宋庆龄这两位革命领袖的遗孀，中国杰出的妇女运动领导者，在风云激荡的年代，她们以革命利益为重，克己奉公，任劳任怨，在当年的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长人选问题上，相互谦让，为历史留下了——一段鲜为人知的佳话

1923年，孙中山、宋庆龄在广州。

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图为4月9日孙中山等在日本庆祝取消帝制时合影(前排右三何香

何香凝让贤用心良苦

1925年6月18日，时任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长的何香凝，致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恳请辞去妇女部长一职，并推荐由宋庆龄接任。她在信函中写道：“香凝猥以菲才，谬承委为妇女部部长。窃自去年八月就事以来，忝尸此席，成绩毫无，抚躬自问，良用惶恐抱惭。与其尸位素餐，何如退让贤者？”接着称赞宋庆龄“学问贯中西，阅历经验广”，由宋任妇女部长，不仅“藉其声望，党务可发展”，而且“造福女界，正未有涯。”此外，又特别强调说：“且孙夫人独居沪上，过于寂寥。”因而请求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请宋回粤，任妇女部部长。她在信中最后表示：“凝虽辞去职守，但必勉竭绵薄，随孙夫人为党为妇女界服务也。”

1924年国民党实行改组后，何香凝等人即建议孙中山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内设一“代表妇女利益奋斗的”负责机关——中央妇女部，此一建议为孙中山所采纳。妇女部成立后，曾醒任部长，继任者为廖仲恺的堂姐廖冰筠，何香凝是在1924年8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51次会议在同意廖冰筠辞职后出任妇女部长的。此前何香凝即曾协助曾、廖从事实际工作，担任部长后更独当一面地担起妇女部的重担。

还是在此前后，何香凝就动员和引导妇女界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其中最为显著者包括：(1)发起组织中国首次庆祝“三八”节活动，此次活动，被称赞“为中国妇女运动开了一个新纪元”。(2)通过发通告、召开妇女党员大会和国民党家属恳亲会等多种渠道，启发妇女认识自己的地位与责任，积极投身国民革命运动。并进而提议“设立妇女运动讲习所”。(3)关心贫苦妇女疾苦，筹款设立“贫民生产医院”，以及开办妇女学校、合作社等各种福利事业，在实际中提高妇女的文化水平和技能。(4)适应形势发展，发动广东妇女参加国民会议运动，并为广东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主要领导人之一。(5)支持省港大罢工。凡此表明何香凝是一位全心全力贡献中国现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她担任妇女部长后，尽心竭力，成绩显著，十分称职。其在致宋庆龄函中说“就事以来，成绩毫无”云云，显然是自谦之词。

那么，何香凝为什么此时提出辞职并推荐宋庆龄接任呢？正如函中所说，根本上是出于对宋庆龄的推崇和关爱。

早在1914年前后，孙中山倡组中华革命党于东京，策划再起第三次革命之际，宋庆龄以一个新时代女性，走入孙中山晚年。何香凝与廖仲恺夫妇，也追随孙中山左右。他们都是革命的好帮手，同时建立了同志情谊。1924年10月“北京政变”发生后，孙中山应冯玉祥邀请北上，未料到北京后病情发作，重病住进医院。此时廖仲恺主动表示愿前往侍疾，但孙中山以“广东不可一日无仲恺”，复电阻止。廖仲恺便决定由妻子何香凝去北京帮助宋庆龄照料，他对何说：“孙先生的病恐怕难治了，孙夫人很忙，我现在因党务、政事、军需都不得脱身，第一次东征军事行动，都要我亲自处理，不如你到北京去帮忙一下吧。”何香凝本来也很关心孙中山的病情，便一人到了北京。时孙中山已病危，从协和医院移居铁狮子胡同行馆，何香凝每日随侍于病榻旁，陪宋庆龄护理照料。这样，何香凝不仅作为孙中山遗嘱的见证人，以其独有的智慧和冷静保证遗嘱的签字，而且得以亲耳聆听孙中山临终前的嘱托。3月11日，也就是孙中山逝世前一天的下午，孙中山特别把何香凝喊到病榻前，手指向宋庆龄说：“彼亦同志一分子，吾死后望善视之，不可因其为基督教人而歧视之。”何香凝掩泪回答说：“我虽然没有什么能力，但先生改组国民党的苦心，我是知道的，此后我誓必拥护孙先生改组国民党的精神。孙先生的一切主张，我也誓必遵守的。至于孙夫人，我也当然尽我的力量来保护。”孙中山听后，紧紧握着何香凝的手说：“廖仲恺夫人，我感谢你……”长达10分钟之久，才缓缓放开。

孙中山逝世后，在悲痛地办理丧事的日日夜夜，何香凝寸步不离地陪伴着宋庆龄。处理完丧事，又陪同宋回到上海寓所。4月10日，何香凝与宋一同出席上海各界追悼孙中山大会，她深情地致词说：“在先生病榻之旁，三月未离一步，衣不解带，食不知味，以先生之精神为精神，使吾人永念不忘者，则为孙夫人。夫人之精神与劳苦，为吾辈所当敬爱。先生日语夫人，盼同志继续努力革命；今先生死矣，夫人尚在。我辈当念先生言，随夫人之后，共同奋斗。”接着，陪宋庆龄赴南京勘察孙中山的墓地。

明了上述情况，再看何香凝的主动让贤，当为顺理成章之事，不足为奇。何香凝的让贤，在提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后，获得了一致通过。

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讨论何香凝请辞部长和提请宋庆龄接任的会议上，廖仲恺也以常务委员身份出席，并表示同意，相信对促成决定起了重要作用。

正当何香凝满怀喜悦准备迎接宋庆龄来粤接替妇女部长时，廖仲恺于8月20日突遭反动分子暗杀身亡。由于悲伤，加之身体极度虚弱，何香凝不得不于9月3日致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请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于9月15日召开第108次会议，讨论通过准何香凝请假一月，“并致慰问，盼其能于假期内销假视事”。会后，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名义，林祖涵(林伯渠)、汪精卫二人署名，答复何香凝。10月3日何香凝“回部任事”。

到了12月，仍未见宋庆龄起程来粤，时值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即，于是她遂于4日再致函宋庆龄催促。函中首叙翘盼之情，说：“香凝前以能力薄弱，曾具呈中央执行委员会辞去妇女部长一职，请夫人旋粤担任，经蒙核准，并去电请大驾回粤。惟迄今未见南来。殊为翘盼。”接着，告以已由女同志公推其为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希早日到粤，以慰女同志之渴慕”。最后，请宋庆龄同意担任“救护传习所”和为纪念廖仲恺筹办“农工学校”等项活动的发起人。

与此同时，何香凝致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要求再电上海请宋庆龄到粤接任。函中切切地说：“香凝前具函，呈请辞去妇女部长一职，蒙贵会核准，委孙夫人继任。惟历时已久，仍未得孙夫人南来，作妇女之领导。香凝德薄能鲜，而体力又弱，深恐办事陨越，谨函再请电沪，请孙夫人早日到粤，毋任切祷。”12月22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128次会议，对何香凝的要求“决议照办”，随即电促宋庆龄早日到粤。

宋庆龄谦辞

1925年6月18日，何香凝致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请辞妇女部长职，当天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第88次会议，讨论通过何“让贤”之提议。2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由廖仲恺、邹鲁、汪精卫三人联名致函在上海的宋庆龄，告以中央通过请其出任妇女部长。函谓：“本会前准妇女部部长何香凝同志函开(录全文)等由，经提出本会第八十八次会议，一致通过请夫人担任妇女部长。敬祈慨允担任，并祈示复来粤就职日期是荷。”

但宋庆龄并没有如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期望的“慨允担任”。她在7月25日的复函中，请“另选高者，以充此席”。并陈述理由说：“蒙委庆龄为妇女部部长，本当勉竭绵力，以随诸先生之后，为国为党服务。然窃念德薄能鲜，焉能膺斯重职？且远居申江，难以就任。”

宋庆龄“难以就任”真正原因何在？笔者以为，除了宋庆龄在孙中山病逝后心绪尚处于极度哀痛中，不便抛头露面之外，最主要的还是她不愿取代何香凝之妇女部长职务。正如何香凝对她的了解一样，她也十分肯定何香凝致力中国妇女运动的成就和地位，认同何是担任妇女部长最适当人选。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没有接受宋庆龄的推辞。8月7日，由邹鲁署名再致电宋庆龄，称：“有函悉。经本会决议，再电请就职。切盼速来勿辞。”就在国民党中央恳切劝说之际，8月20日，廖仲恺在广州遇刺身亡。恶耗传到上海，宋庆龄原本打算“赴粤亲致祭奠，惟因事所羁，不克如愿”。她给何香凝发唁电，沉痛表示：“惊闻仲恺先生哀耗，元良遽丧，吾党损失甚巨，实深痛切。”同时慰勉说：廖“为党牺牲，精神尚在高风亮节，吾辈宜勉承先志，竭力进行。”殷切期望“各同志扶助本党，积极进行，万勿因此挫折。”

1926年1月，宋庆龄决定抱病前往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7日，抵达广州，当晚即与何香凝见面，二人“相对而泣，在旁者亦多下泪”。同志厚谊，流露无遗。

8日，宋庆龄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致词强调：“团结坚固，不要受人家的挑拨，不要因一二人的私见便争意气。”大会上，宋庆龄与何香凝、邓颖超一起被推举为妇女运动报告审查委员会委员，16日又以高票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进入国民党的权力核心。这不仅表明中国近现代几位杰出女界先驱共同担起了参与讨论妇女切身利益、指导妇女运动的重任，而且标志着宋庆龄开始真正走上政坛并成为举世闻名的女界领袖。

20日，国民党“二大”闭会第二天，宋庆龄出席由何香凝组织的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广东省党部妇女部、广州市党部妇女部及广东妇女解放协会、执信学校、省立女子师范学校等妇女团体的欢迎大会。宋发表讲话，欣慰地表示：“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出席女代表，只有二位，而且是先总理所指派的。现在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女代表，人数已经增多几倍了。这可见得我们女子，已有多数的人，明白三民主义和知道国民革命是谋我国脱离帝国主义的压迫，及实现党纲第十二条‘于法律上经济上社会上确认男女平等之原则，助进女权之发展，”并激励大家为取得国民革命成功，要“齐领导妇女们向国民革命战线上走”。

宋庆龄虽然不担任妇女部长，但仍满怀热情地关注支持和指导妇女运动的发展。同样，何香凝仍一如既往战斗在妇女运动的最前线。

宋庆龄再添浓重一笔

随着北伐节节胜利，1926年12月底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由广州移至武汉。宋庆龄和何香凝也先后抵达武汉。

1927年3月10日至17日，为应付革命运动面临的新形势，国民党召开第二届第三次全体中央执行委员会议。会上，宋庆龄当选为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何香凝被推举为妇女部部长。

会后不久，宋庆龄呈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恳辞“中国国民党妇女党务训练班”主任职务。呈文称：训练班“现开班已将两月，办理略具雏形，庆龄事赜才辁，身兼数职，思维再四，与其敷衍因循，贻误党国，不若及早引退，用让贤能。”4月8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届常务委员会召开第六次扩大会议，“决议准照所请，并请其提委员名单”。

宋庆龄为开设妇女训练班曾倾注了大量的心血。那么，为什么在武汉开班不到两个月她就提出辞去主任职务呢？

其实，只要细读宋庆龄辞呈，不难理解其此时提出辞去妇女训练班主任的真实用意。首先，辞呈通篇文意，积极向上。无丝毫消极或意气之争的意味。其次，宋庆龄根据办理该训练班的实际经验，提出两条建议：一、训练班宜改由中央妇女部直辖；二、训练班当废除主任制度，改为委员制。她强调说：“以上二事，庆龄就两月来办理该班之经验所得，以为非此则不能收集思广益之效，更不能谋妇女运动进展之功。”

事实甚为明显，训练班宜改由中央妇女部直辖，才是辞呈重心所在，也就是宋庆龄辞职之真实用意。因为一旦训练班改由中央妇女部直辖，即是改由何香凝领导。也就是说，1927年3月何香凝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高票被选任为妇女部长，宋庆龄认为也应调整妇女训练班的领导关系，而最实际的办法就是由她提出辞职，同时建议“改由中央妇女部直辖”。宋庆龄真心认为，唯有如此才能收集思广益之效，有利于推动妇女运动的发展。

宋庆龄辞职获准后，遵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意见，提名何香凝、孙科、陈公博、顾孟余、邓演达为妇女训练班委员。4月20日，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14次会议讨论，议决“该班管理改用委员制，委员人选交中央妇女部拟定，提出通过”。但何香凝复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不同意委员由妇女部拟定，而坚持“应由创办人孙夫人提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于是在4月25日第15次会议上重新讨论，决议：“由何部长及孙夫人会同商定提出”。“随后，何香凝即与宋庆龄商定委员人选，并以中央妇女部名义致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函中说：“香凝现与孙夫人商妥，提出邓演达、顾孟余、孙哲生(孙科)、陈公博、孙夫人及香凝为该班委员，特呈钧会核夺。”还特别表示：“如孙夫人不允担任，香凝亦不敢负责也。”

从坚持妇女训练班委员人选“应由创办人孙夫人提出”，到后来要求国民党中央必须同意宋庆龄为委员之一，充分表现了何香凝对宋庆龄的尊重。

而宋庆龄坚辞妇女训练班主任职，无疑又为与何香凝的佳话，添上一层浓郁的香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