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2003年王海容(左)、刘润芬(中)和唐闻生在一起合影。

“文革”中期，大批老干部陆续被解放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十年动乱开始。随着动乱的升级，大批德高望重的老干部被一夜之间打倒，惨遭非人的迫害。更有相当数量的老干部遭到审查、隔离，甚至被关进监狱，身陷囹圄。造反派在各地区、各部委全面夺权，很多事关国计民生的部门和工作，一时陷入了混乱与停顿。

可是，从1972年底开始，情况忽然有了戏剧性的转变，一大批原先遭到审查、隔离，或在监狱里受到非人待遇的老同志，在狱中的饮食及看守们的态度都突然有了改善。其后，他们陆陆续续地被解放出来。不少人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与过问下，重又走上了领导岗位。这批老干部的解放，对“文革”后期局势的稳定，生产的恢复产生了良好的影响。然而，当时不少老同志心中都不免充满疑惑，不清楚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情况的突然转变。

这些老同志心中的谜团，直到“文革”结束后，才由铁道部原副部长、1926年加入中共的老党员刘建章同志揭开。

王海容、唐闻生传书毛主席

事情是这样的：铁道部原副部长刘建章在“文革”初期即遭“四人帮”残酷迫害，于1968年2月被捕入狱，接受专案组的审查，从此音信杳无，达4年之久。直到1972年6月8日，专案组才准许家属探视。对此，刘建章的夫人刘淑清曾写文章回忆道：“探视时，建章趁看守不注意，小声告诉我说，他曾几次向毛主席、周总理及中央写申诉材料，都被专案人员当场撕毁。并说，在狱中解决不了他的问题，让我想办法将他的情况向周总理和毛主席反映……”

怎么才能将情况反映给毛主席呢？刘淑清思来想去，想到了自己在外交部工作的大女儿刘润芬，她和能经常接触到毛主席的王海容、唐闻生是同事，而且，她们观点相同，同属于外交部内同情陈毅部长的“保皇派”，王海容当时还被造反派诬为“保陈(毅)狗”；唐闻生则被指斥为“修正主义苗子”。王、唐平时一贯同情老干部和反对造反派胡作非为的态度，使刘淑清认定，她们是自己转呈写给毛主席的“上书”的最好传递者。

王海容、唐闻生得知了刘建章在狱中备受虐待，以及刘淑清准备上书毛主席的想法后，虽然知道转呈这样一封信，势必得罪“四人帮”及其爪牙，而且需要冒很大的个人风险，但出于心中的正义感，出于对受侮辱、受迫害的老干部的同情，她们义无返顾地表示了自己的坚决支持。她们让刘润芬转告刘淑清，请她以家属的身份，将狱中对老干部的非人待遇，如实写下来，并且认为，这不只是刘建章一个人的问题，如果这封信毛主席批了，将可以解救一大批遭受迫害的老同志。

刘淑清的“上书”不久即由王海容、唐闻生呈交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怒斥监狱中法西斯做法

毛泽东看过刘淑清的来信后，很快便找王、唐去询问。王海容后来跟家人回忆这段往事时说，她和唐闻生对“文革”当中造反派迫害老干部的行为，本来就一直深为不满，听到了刘老在监狱中的遭遇情形后，她当时感到异常的气愤，认为这样地虐待老干部是野蛮的行径，不应该是共产党的作风，这种暴行应该让上面知道。后来毛主席看了信后找她们去问情况，她们便趁着这个机会，将老干部们的悲惨状况向毛主席作了汇报，还特别谈到了一些自己所知道的造反派令人发指的所作所为，以及“文革”中一些地方出现的荒唐与极端的做法。至于监狱中老干部受虐待的情况，则在刘淑清给毛主席的信中，有具体的细节陈述。刘夫人的信里有一段这样写道：“在探视过程中，我发现他(刘建章)体质很差，面黄肌瘦，胳膊不能高举，连说话有时也咬字不清。我对他的身体非常担心，加之监狱生活条件如此之差，每天饮水也有定量(每日三杯)，再渴时就只得喝冷水，每天‘放风’也只有30分钟时间……”

了解到刘建章等老同志在监狱中遭受到的迫害，毛泽东震怒了，当即提笔在刘淑清的信上作了如下重要批示：

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

周恩来指示清查监狱待遇

周恩来总理看到毛主席的批示后，很快就将毛主席的这一批示予以了具体的落实，向时任公安部、交通部以及国务院办公室负责人的李震、杨杰、吴庆彤等人，作了有关的进一步指示，这一指示，可以看作是周总理对于毛主席简短批示的具体发挥。周总理对上述国务院三部门负责人的指示全文如下：

李震、杨杰、吴庆彤三同志：

请你们联合起来办三件事：

一、将刘建章保外就医。按他身体病状，或送阜外医院，或送工农兵医院，并通知其妻刘淑清及其子女家属去看望刘。

二、将刘建章全案结论抽出送国务院先念、登奎同志批。

三、请公安部会同卫戍区将我在国务院当面提出过的要清查北京监狱待遇问题，再在年内做一次彻底清查，凡属主席指出的“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和虐待、殴打都需列举出来，再一次宣布废除；并当着在押犯人公布，如有犯者，当依法惩治，更容许犯人控诉。各事办好，请分别报来。附去主席批示件，请随第三事办好退回。

周恩来

1972年12月18日

毛泽东的批示，以及周恩来对批示的具体落实，使一大批老干部陆陆续续被解救出来。而当年这些老干部们对他们待遇突然戏剧性地获得改善的契机，大多都不明就里。直到“文革”结束以后，他们才渐渐得知，“文革”中期老干部境遇那次戏剧性的转变，是由于刘建章的夫人刘淑清向毛主席反映情况的那封秉笔“上书”，以及王海容、唐闻生不顾个人的得失将“上书”转呈毛主席。在“四人帮”势力甚嚣尘上的当时，转呈这样一封信，确实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胆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