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百家里法家的发育相当缓慢，它虽然早在夏商时就已经萌芽，可是直到战国时才真正成熟，只能算道家、儒家的小字辈，但法家幸运的是遇到了秦国。随着秦国不断强大和一统天下，法家后来居上成为治国平天下之学。而老大哥儒家却踉踉跄跄遭遇焚书坑儒，与它的仁义道德一同葬身火海。

但是秦国与法家相互成就之后，只风光了短短的十几年就携手走向灭亡。不可一世的秦王朝土崩瓦解，风头无两的法家也跌落神坛，被浴火重生的儒家一步步踩到脚下。这不禁令人疑惑：秦始皇和法家究竟谁坑了谁？法家思想真是长于取天下、短于治天下吗？

秦始皇施政暴虐有法家三分之一的责任

主流观点一致认为秦朝亡于暴政，尤其是它的严刑峻法，逼得陈胜吴广无论做何选择都是死罪，索性选择造反，拉开了亡秦的大幕。因此秦朝的“重刑”广受指责，而这自然要被归咎到以“重刑”为主张的法家头上。

比如，商鞅的观点就是：“重刑，连其罪，则民不敢试”（《商君书·赏刑》）。不单是对犯法者重刑，还要向他的亲族搞连坐连诛，震慑平民百姓不敢以身试法。韩非子的主张则更直接，他说：“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这意思是说对于那些平民大众，不能跟他们讲道德，而是要用法律手段对付他们。

商鞅、韩非都是受秦重用过的人，所以把秦朝“重刑”这个责任算到法家头上，他们是不冤的。但问题是秦朝的暴政并不只有重刑，陈胜吴广之所以会被逼到怎么选都是死罪的绝路，就是因为秦朝暴政还有另外两端——重赋和重役，这二者也是法家的主张吗？

实际上法家对此是有分歧的，商鞅发表过很多非常骇人的言论，他说：“国弱民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商君书·弱民》）。前半句意思是只有使百姓贫弱，国家才能富强；后半句意思是只有使百姓处于屈辱、弱势和贫困的境地，他们才会看重爵位、尊重权力和重视奖赏，这些话显然是主张重重剥削和压迫的。

但韩非子的主张则与商鞅有很大不同，他认为“徭役多则民苦”、“徭役少则民安”，并说：“苦民以富贵人，起势以藉人臣，非天下长利也”。这表明韩非子作为法家“术”、“势”、“法”的集大成者，他所主张的是轻徭薄役。

韩非子与商鞅两人对于徭役的主张各不相同，这说明秦始皇施行重赋、重役很大程度上是他自己的选择，法家的责任更主要就是在“重刑”上。法家“重刑”思想错误的最大根源，则是在于他们偏颇的“正义观”。

法家的“正义观”有一个很大的硬伤

皇帝时代的法律运作是很独特的，先秦法家先驱管仲就很直白的说：“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管子·任法》）。这是说国君负责制定法令，各级官吏负责尊法施行，平民百姓则负责接受法令的管制。

那么国君在制定法令时是不是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呢？或者说平民阶层可以相信国君是他们的利益代言人吗？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显然都是否定的。对于国君既是立法者又是最高执法者的状况，先秦法家们并没有、也很难提出超时代的思想见地。

关于先秦法家的“正义观”，不论是商鞅所主张的“刑无等级”，还是韩非子所倡导的“法不阿贵”，所着眼的都是同一个点——执法方式（选择性执法还是无差别执法），所强调的都是在执法上“不别亲疏、不殊贵贱”，按法律的规定来对待每一个人。

但是这里回避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法令在制定时是不是平等对待每一个人？先秦法家虽然以法为名，但是他们并不关注法令制定过程的公平正义。在他们看来，国君怎么制定法令完全是国君自己的事，他们追求的只是在法令制定好之后，确保执行中的“公平正义”。

比如说，国君规定：王子犯杀人罪，罚银50两；平民犯杀人罪，判死刑。那么法家认为自己需要干的事就是：让犯杀人罪的王子交50两银子，让犯杀人罪的平民被判死刑。实际上，从现有《岳麓书院藏秦简》、《云梦秦简》中读取到的秦律，几乎找不到贵族发生普通刑事事件的法令规定，《云梦秦简》中倒是记载了一条“上造盗羊”的判罚情形，但“上造”只是二十等爵位中仅高于“公士”的极低级爵位。

这表明法家思想中的“正义观”并不体现在立法上，而只是体现在执法上。这种“正义观”并不是法治的“正义观”，他们不怀疑皇帝的立法权和立法公正性，所以本质上是一种人治的“正义观”。当然，苛求两千多年前的秦朝搞立法平等是不现实的，但法家在立法不平等的情况下追求极致到位的执法，同样也是有问题的。

所谓王命、国禁、上制等等名目的法律政令，全都掌控在皇帝一人之手，皇帝在事实上握有所有法律政令的最终解释权。在立法上开着庞大天窗的情况下，法家虽然提出了“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观点，但这个“同罪”并不能理解为“同样的罪名”，而只是说无论什么人犯法都要依法处罚，强调的只是程序上的公平正义，至于二者所依照的法令是否一样，就不是法家关心的问题了。

法家正是在这里犯了最大的错误，他们过度迷信和夸大所谓“公正执法”的作用，把这种偏颇的“正义观”做到了极致，对皇帝的专制独裁在事实上是推波助澜的。可以说，法家思想对秦始皇“独夫性格”的养成和助长是负有一定责任的。

阳儒阴法：跌落神坛的法家借壳重生

立法上的不公平，是皇帝时代阶层矛盾的重要来源。平民百姓在立法上得不到公平正义的对待，很多法令对他们来说就是赤裸裸的压迫，他们心里必然是有老大怒火的。在所制定的法令严重有悖论公平正义原则的情况下，先秦法家却大肆强调在执法过程中一视同仁，这种所谓的“公平正义”无异于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更糟糕的是，法家们还带有着较为浓重的酷吏思想，比如商鞅就有一个很劲爆的观点，他说：“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商君书·去强》）。奸民治善民会用什么手段呢？显然不可能是什么怀柔手段了。

正如人们所评价的那样，法家所主张的是一种追崇强力的反道德主义，他们不认为儒家道德教化那一套能起到什么作用，不愿意用礼教文治的手段劝诫百姓遵守法令，而是过度寄希望于通过无差别的严酷执法来威慑百姓，但这种搞法能行得通吗？

老子早就发出了警示：“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历史经验表明，平民百姓总体上是吃软不吃硬的，法家严刑峻法这一套不仅无助于阶层矛盾的缓解，反而是更添了一把更猛的火，秦王朝就是这样被烧焦。

最终法家在秦朝治天下的实践失败了，其激化阶层矛盾的做法令后世统治者心惊肉跳。这时候儒家教化手段的高明就体现出来了，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好在他的本意并不是要消除阶层等级，而是要表达一种与民为善的治国理念。对于统治者而言，这一理念最绝妙的作用就是粉饰太平、收拢人心，而法家的那一套搞法也仍然大有用武之地。

正如管仲所言：“法者，天下之仪也，所以决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悬命也”（《管子·禁藏》）。过度依靠严刑峻法震慑百姓固然不可行，但完全弃之不用则更会让平民彻底暴露于无保护状态。于是，儒家与法家从汉朝开始逐步走向合流，形成了在立法中“纳礼入律”、在司法中“引经决狱”等等“阳儒阴法”的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