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講一位十分“精彩”的人物，在此之前，咱們不妨打個比喻：一串珍珠項鍊光彩奪目，人們往往把焦點放在璀璨的珍珠上，卻總是忽視將它們串成一串的繩子。事實上，對這樣一個整體而言，看似一文不值的繩子可能比珍珠中的某一顆甚至是某幾顆更重要。若把強盛的蘇聯視爲一串珠寶，那麼安德烈·雅奴阿列維奇·維辛斯基便是保障蘇聯體系某一部分串聯成整體的中流砥柱之一。

說起維辛斯基，恐怕不少朋友腦子會發懵：此人是誰？幹啥的？指揮過什麼著名的戰役或是有什麼驚天動地的貢獻嗎？其實，大家對維辛斯基的陌生是正常的，連他本人都小心翼翼地將自己隱藏起來。身處政治場的維辛斯基表現得十分矛盾，作爲斯大林最信任也是最爲得力的內臣之一，他被賦予了大得可怕的權力，其性格卻變得謹小慎微，愈發怕人。然而，他的同僚卻是這樣評價他的：總是不擇手段地達成目的。

蘇維埃政權是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政權，在這個“窮人”建立的烏托邦裏，維辛斯基算不上“根紅苗正”。他於1883年底出生在一箇中產階級家庭中，家境相當不錯，自幼便接受良好教育。另外，史學家通過研究還爲維辛斯基找了位了不得的遠親：波蘭首席主教維辛斯基樞機跟維辛斯基的父親有親戚關係。這放在內部矛盾尖銳的蘇聯，這些“優勢”反而刀刀致命：要麼是“資產階級敵人”，要麼是“波蘭間諜”；更糟糕的是，1902年，當滿懷赤誠地投身無產階級革命時，他居然成了一名孟什維克，甚至還曾一度專門跟列寧對着幹。

當時的革命陣營中不乏口才卓越者和雄辯家，肚子裏有知識的維辛斯基在這羣人裏顯得出類拔萃。在許多重要的指控中，維辛斯基的演講一結束，被告甚至會直接癱坐在座椅上而放棄反駁。人們都說跟他做辯論對手簡直是一場噩夢：“在它看來，辯論獲勝就是最終目的，爲此可以不擇手段。”一個人可以僞裝自己，但在熱衷的事業面前，他表現出來的模樣便是真實的他。維辛斯基在辯論桌上的表現，便是他政治生涯的寫照。

沙俄末期，維辛斯基多次被捕，他在監獄裏結識了斯大林。從那時開始，後者就對這位談吐不凡的革命者產生了濃厚興趣。當時的維辛斯基鋒芒畢露，活動頻繁。“二月革命”後，臨時政府藉口“德國間諜”罪名逮捕列寧，當時的他正在大律師馬揚托夫斯基麾下擔任助理，也在列寧的逮捕令上籤了字。“十月革命”後，維辛斯基遭到清算，一度被打成“反革命分子”。直至1920年以後，他才實現翻身，成爲一名布爾什維克。這樣算來，維辛斯基的政治生涯也有近20年了，但對他而言，一切纔剛剛開始。

俄國有這樣一句諺語：“與惡犬在一起，不僅要會像惡犬一樣狂吠，還要學會猛搖尾巴。”維辛斯基顯然是深諳此道。作爲當時政壇上爲數不多的接受過系統高等教育的人才，實權大佬們試圖藉助他的才華來達到一些目的。例如在1924年，維辛斯基寫成《共產主義史論》一書，這書一聽名字就是綱領級別的著作，誰知它剛一出版就遭受學界一致的口誅筆伐，不少知名學者怒罵維辛斯基，表面上在闡述從古代到19世紀的社會主義思想發展史，實際上卻是驢脣不對馬嘴，狗屁不通，反倒是在吹捧當局領導方面不遺餘力。

維辛斯基背了黑鍋，蘇維埃高層的一些目的卻也達成了。沒多久，“聲名狼藉”的他從莫斯科大學講師直接被提升爲該校校長。也正是在同時，法律虛無主義和法律規範論兩大陣營的學術辯論進入到白熱化階段，關鍵時刻，斯大林指出：在歷史條件成熟前，國家這一存在絕不會消亡——領袖不動聲色地站在了法律規範論這一邊，而維辛斯基正是該陣營的代表人物之一。斯大林的態度基本上可以被視爲這場爭論的答案，塵埃落定後，人們這才發現，不僅僅是法律規範論一派獲勝了，它也變成了“維辛斯基的法律規範論”。

這場法學界大辯論結束後，維辛斯基儼然已躋身核心權力圈。與那些權勢顯赫的政要不同，他處事的方式相對隱蔽，圈外人看去，恐怕還以爲維辛斯基不過是領導人們的祕書呢。客觀地說，維辛斯基被任命爲總檢察長以後，蘇聯法律體系確實進入了一段良好的健康發展期。他秉承這樣一種觀念：“法律的目的至關重要”，只要是對無產階級有利，就可以借鑑資產階級法學理論。在蘇聯法律建設遇到困難時，他甚至會明確表態：“蘇聯有必要引入資產階級法的合理因素，正如列寧同志在新經濟政策中引入西方泰羅制一樣。”除此之外，他還指出了蘇聯司法隊伍整體素質較低的命門，大力培養司法人才。總而言之，他的貢獻是不可忽視的。仗着斯大林的信任，維辛斯基在蘇聯法律界樹立了自己的原則和尊嚴，這讓他與同一時期只會拍馬屁的同僚們得到了區分。然而，這一切隨着1934年基洛夫案的發生戛然而止了。

基洛夫遇刺後，蘇聯高層快刀斬亂麻地出臺了《關於修改各加盟共和國現行刑事訴訟法典的決議》，這道法令被西方詬病爲“恐怖憲章”，同時也被視爲20世紀30年代席捲蘇聯全國的那場災難的開始。當維辛斯基發現自己苦心搭建的法律體系一夜間遭到摧毀，人們突然都像着了魔一般，他的第一反應便是“學會像惡犬一樣狂吠”。

他最爲詬病的一點便是對內務部的態度。在目睹了內務部的暴行後，維辛斯基很怕這夥匪徒，甚至連上班時寧可繞路也不願靠近內務部大樓；有時不得不從大樓前經過，他都會表現得很不自然。而在工作中，內務部交給他的工作，他都會兢兢業業地完成，曾擔任內務部高級官員的亞歷山大·奧爾洛夫在自己的回憶錄中提到：“維辛斯基不得不在法庭上千方百計地隨機應變，以彌補內務部的拙劣工作，他十分擅長用自己的辯才去推動每樁案件中那些愚蠢的牽強附會。”內務部想要搞倒的人，維辛斯基便會想方設法地證明對方有罪，即便自己清楚對方極可能是被冤枉的。

蘇聯前司法委員克雷連科直言不諱：“維辛斯基總是理論上說一套，實踐中做一套，而且是反其道而行之。他首鼠兩端，言行不一，窺探風向，反覆無常，個人觀點前後變化之大，判若兩人。”這使他成了內務部眼中的丑角，他們甚至把維辛斯基的“罪行”也整理了一套，但並不急着用它，而是用這些把柄時不時地折騰對方——內務部根本沒想搞垮維辛斯基，他們只是喜歡看他膽戰心驚的滑稽模樣。然而，如日中天的內務部沒有想到，維辛斯基在“猛搖尾巴”的同時也學會了“狂吠”，甚至比他們還要猛。

無論維辛斯基做什麼，哪怕是再小的一次發言，維辛斯基也會用一半的時間來誇讚領袖；他逐漸丟掉了自己的原則，把領導的話當成真理，毫無原則地依附當權者。斯大林晚年時多疑，連跟隨他多年的莫洛托夫、伏羅希洛夫等元老都不願相信，唯獨對維辛斯基的話深信不疑。他被賦予了遠超職位的強大權勢，有一天，維辛斯基突然發現，他的地位似乎早已在內務部之上——他可以指責內務部所犯的錯誤，對方卻拿他無可奈何。那會兒，人們都說維辛斯基成了蘇聯最具權勢的大人物之一，甚至有可能是蘇聯實際上的“二把手”；有些不明真相的人還以爲他纔是20世紀30年代的那場災難的始作俑者。

說到最後，維辛斯基畢竟接受過良好教育，他深諳權力再大也有個界限，因此並沒有在這條路上走到黑。手握大權後，維辛斯基對蘇聯司法體系展開重建，對昔日的政治對手們，尤其是那些法律虛無主義的追隨者，他也沒有趕盡殺絕，相反，他還主動爲其中許多人平反，邀請他們爲蘇聯司法體系建設做貢獻。正是維辛斯基的努力，使得蘇聯法律體系在遭受了那樣的摧殘後沒有徹底崩塌，而是很快便迎來了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