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满清由于其少数民族的特殊身份，在夺得中原统治权之后，为消除社会阶级的民族差异性以及平复汉民族为主体的儒家正统思想情绪，于政府层面多次下达有关民族平等观念的政治性文件纲领。这其中，又属雍正皇帝在政期间，执行的措施最为有效和实用。

八旗入关

《大义觉迷录》一书的横空出世，标榜了雍正帝推行新政以及消除民族阶级差异的决心。不得不说，《大义觉迷录》一书的出现，成功的回转了当时暗潮涌动的基层民族观念，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民族差异思想的局限性。但就当时的政治格局来说，雍正立志推行的民族阶级平等的观念，在思想和具体的实施上都存在着相当程度的不合理性，虽有推广，但收效甚微，并未在真正的根源深处缓和当时的民族问题。政治层面之中的民族差异思想

中国的政治统领权在元朝真正建立之初，完全是由处在儒家思想概念中的中原正统阶级所掌控的。元朝的建立，代表着这种正统思想的彻底泯灭。就中原政权的角度来看，因为在历史进程的发展之中，率先脱离无目的性和无文明化的生活方式，所以逐渐衍生出民族观念之中的差异之分。这种差异思想，首先是对焦于各民族之间不同的生活方式，进而转换到思想和政治层面上的等级比较。

雍正帝画像

就儒家的传统教育思想来说，一个国家政权的合理性首先就是建立在其民族自身的特性之上，这种因历史元素诞生的民族思想，也是中国社会环境之中滋生的不成熟政治观念。这样的思想文化，注定了中国在未来的历史发展之中，民族问题将会成为阻碍社会和政治各局行进的一个重要因素。

华夷观念自古就是中国政治格局层面之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这种由地域差异引起的民族阶级层次之分，放眼全球，独此一家。我们需要了解到的是，这种在中国历史后期掺杂进政治思想的民族观念，在形成之初，并没有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因为在儒家的教育思想体系之中，中原正统皇权的地位无可挑剔，也是不容质疑的，地处偏远的少数民族的有生力量无法威胁到皇权的合法存在。也是因为这样的思想，造成了一种居高临下的鄙薄之见。

儒家华夷概念地理区分

满清进驻中原之后，其政权的稳固性就不断的遭受着基层儒家传统思想和文人心中华夷有别观念的挑战。也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稳固自己政权的合理及合法性，逐渐消弭由民族差异问题可能带来的社会动荡，满清政权在随后的日子中，首先由政府层面提出有关华夷一家的民族平等思想观念，进而确立清政府统治的合法性。《大义觉迷录》的颁布也恰恰印证了这样的考虑。民族平等思想推广

满清政权虽然在建国之后，一直在社会的思想层面，宣扬自己统治的合理及合法性，但很显然，收效甚微，根扎在文人及社会下层人士之中的中华正统思想，在短时间内不由任何政治性行为的干扰而改变，直到一件以文化冲突演变成为的政治性叛乱才使得社会中的华夷思想稍显淡化。

雍正九王夺嫡

雍正在九王夺嫡之战之中胜出，随即便在国家政府的执行层面，对现有的制度弊端以社会潜藏的矛盾关系加以改革。在民间阶层，出于对满清政府的民族狭隘观念引导，有关雍正帝夺嫡的一系列阴谋观念逐渐滋生，在我看来，也是一种变相的民族差异观念的思想引导。

底层经由儒家正统思想教育的文人对于满清政权早有不满，这种华夷观念的影响恰好可以在有关雍正帝夺权过程中可能潜在的污点放大化，这种对于国家最高掌权者的侮辱和污名化恰恰可以成为反对清朝统治的一个敏感点，进而逐渐将这种负面和消极的不正当权力争夺过程，投放至满清崛起的历史中来，营造夷族当政不合情理的社会舆论，达到自己宣扬正统皇权，反对清朝统治的目的。

《大义觉迷录》书影

这一系列的做法也是雍正年间最大的一场政治文化叛乱的中心主旨。这场以吕留良为主犯的政治叛乱，就是以多方的社会舆论引导加上儒家正统思想的辅论，试图感化当时的汉人官员，进而达到武装起义造反的效果。在各朝各代，任何想要妄从武装层次以及政治舆论推翻前有政府的叛乱，势必会遭到围剿和严厉的处置，但雍正的处理方法却标志着这场叛乱将成为改观社会态度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不同于以往君主为取得威望而采用的军事暴力镇压，雍正对待这次以民族华夷之分的起义反叛显得冷静而又理性。

雍正不仅没有多加惩戒，反而用文人辩论的形式，号召朝野就儒家民族华夷一说展开讨论，最终使得反叛首犯在思想上认罪，同时藉由这次文化反叛，编写以民族平等思想为主旨的《大义觉迷录》，宣扬和睦的民族观念，也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兵不血刃，且对社会没有造成持续动荡的叛乱镇压。帝王眼中的华夷观念

在雍正帝看来，华夷之分的概念实属时代进程中必不可少的思想产物，因而对于汉民族质疑清政府正统政治地位的观念，首先在思想上我们可以看出是不多加排斥的。但不排斥不意味着一概的纵容，在清朝开国接近百年之时，这样的言论和民族思想无疑会给整个社会带来不必要的恐慌。在其位，谋其政，我们很高兴雍正能够采用有别于其他君主的暴力惩戒方式，在思想的根源上，对民族差异的狭隘思想做出转化和根除。

朝野官员华夷观念辩论

我们可以说，雍正使用这样的非暴力手段是一种带有明显政治性意味的怀柔政策，但不得不承认，这种思想根源上的观念垄断，还是显现出其不可忽视的社会作用。华夷的观念在这时也在文人的眼中渐渐淡化，不再成为个人和民间反抗清朝政府统治的意识抗拒手段。

儒家有关帝王政权的观点中曾经提到，"唯有德者可为天下君"，在此时雍正眼中，莫不是如此，传统社会的下层文人，在于清政府的意识抗拒之中，片面的接受了不成熟的民族思想，却在为君护国的大方针之中，迷失了自我。夷族的概念在此时就发生了根本性的本质转化，这种带有明显歧视意义的词语，在雍正当政期间，被美化成为了地域特点的单纯代名词，即承认原有中原政权的地理合法性，却不承认这政治合法性之中的必然性。就我们现在看来，这样的思想，也是具有超脱时代的进步意义。

华夷一统示意图

当然，隐含于这华夷民族平等观念之中的要素，也是清朝统治者一贯信奉的胜者为王观念，在他们看来，有德有能者才是政权合法性的必然要求，所谓的中原正统民族观念只是落败者的借口。在雍正帝看来，满清已经实现了大一统的国家政治格局，击溃晚明的腐败统治，建立全新的国家及政权才是符合儒家道义的。虽然，从统治者的角度来说，《大义觉迷录》的颁布只是从根源上扼杀汉民族的高阶级思想，但就其影响来说，相对前朝，无疑是具有相当大的包容和开拓性的。民族平等的隐性局限

以《大义觉迷录》为代表的民族平等观念的思想灌输，从政治意义的角度来说，我更倾向于是一种妥协性的怀柔手段。这是一种民族身份认同的妥协，也是从政治角度考虑的利己行为。从社会的角度来看，雍正的这种做法无疑赢得了许多文人阶级的好感，因为在这些文人的眼中，自己的斗争似乎终于有了长远的进步和结果。但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雍正的做法无疑在日后的进程中，显露出特定时间和特定环境下的局限性。

带有征服目的的割发留辫

雍正的民族一体化平等观点，在日后相当多的地方性民族冲突中，似乎并没有发挥相应的作用，从某种方面来说，这种民族平等的思想观念，只是以满族为政治领导的前提下才有所适用。这也就是说，任何以民族分裂情况下的民族平等关系都是无法联结的。这也就造成另一种政治性的规则和威胁性的胁迫。

一方面，以前朝文人为代表的汉人阶级不认同满族当政的社会现状，而另一方面，由清政府制定的民族平等关系恰恰又建立在了这种先行服从的条件之下，这也就造成了恶性的循环。虽然雍正的怀柔政策在实行之初使得社会阶级的矛盾有所缓解，但只要是以满族当政的前提下来看待民族平等的冲突，一切也就显得不是合理且合法的了。

吴三桂三藩之乱起义

更何况就当时的社会现状而言，以皇室为首的满族上层阶级自我抱有民族的优越感，而下层的汉人阶级也秉持着华夷各有贵贱的偏颇思想，这种两方的僵持注定使得纷繁复杂的民族关系不会得到友善的和解。所以，这就是雍正执政期间这种以民族平等思想为主体政策的局限性。在此后的统治者更是因为维护皇权的必要性，再次将满汉各民族的阶级概念所践踏，也因而造成了不可逆转的华夷观念冲突。

民族冲突频发的改土归流

结束语：结合当时的社会情境，以及越演越烈的华夷观念矛盾，雍正做法是一种明显具有目的性的怀柔策略，虽然在精神和教育的根源之处，对原有华夷之分的概念作出了合理性的解释，但终归在满清当权之时，带有统领者的阶级高下性，这种对其他民族的隐性戒备也是根扎在满清执政者的心中。华夷观念的消除可以说是一种有待双方共同努力的社会性问题，但时代与历史发展的局限观念注定使得华夷之分的矛盾和冲突，在有限的时代环境之下无法消弭。

参考文献：

《清世宗圣训》

《清世宗宪皇帝实录》

《雍正朝汉文论旨汇编》

《大义觉迷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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