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雍正不僅沒有多加懲戒,反而用文人辯論的形式,號召朝野就儒家民族華夷一說展開討論,最終使得反叛首犯在思想上認罪,同時藉由這次文化反叛,編寫以民族平等思想爲主旨的《大義覺迷錄》,宣揚和睦的民族觀念,也開創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兵不血刃,且對社會沒有造成持續動盪的叛亂鎮壓。結束語:結合當時的社會情境,以及越演越烈的華夷觀念矛盾,雍正做法是一種明顯具有目的性的懷柔策略,雖然在精神和教育的根源之處,對原有華夷之分的概念作出了合理性的解釋,但終歸在滿清當權之時,帶有統領者的階級高下性,這種對其他民族的隱性戒備也是根紮在滿清執政者的心中。

導語:滿清由於其少數民族的特殊身份,在奪得中原統治權之後,爲消除社會階級的民族差異性以及平復漢民族爲主體的儒家正統思想情緒,於政府層面多次下達有關民族平等觀念的政治性文件綱領。這其中,又屬雍正皇帝在政期間,執行的措施最爲有效和實用。

八旗入關

《大義覺迷錄》一書的橫空出世,標榜了雍正帝推行新政以及消除民族階級差異的決心。不得不說,《大義覺迷錄》一書的出現,成功的迴轉了當時暗潮湧動的基層民族觀念,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民族差異思想的侷限性。但就當時的政治格局來說,雍正立志推行的民族階級平等的觀念,在思想和具體的實施上都存在着相當程度的不合理性,雖有推廣,但收效甚微,並未在真正的根源深處緩和當時的民族問題。政治層面之中的民族差異思想

中國的政治統領權在元朝真正建立之初,完全是由處在儒家思想概念中的中原正統階級所掌控的。元朝的建立,代表着這種正統思想的徹底泯滅。就中原政權的角度來看,因爲在歷史進程的發展之中,率先脫離無目的性和無文明化的生活方式,所以逐漸衍生出民族觀念之中的差異之分。這種差異思想,首先是對焦於各民族之間不同的生活方式,進而轉換到思想和政治層面上的等級比較。

雍正帝畫像

就儒家的傳統教育思想來說,一個國家政權的合理性首先就是建立在其民族自身的特性之上,這種因歷史元素誕生的民族思想,也是中國社會環境之中滋生的不成熟政治觀念。這樣的思想文化,註定了中國在未來的歷史發展之中,民族問題將會成爲阻礙社會和政治各局行進的一個重要因素。

華夷觀念自古就是中國政治格局層面之中,不可忽視的一個重要影響因素,這種由地域差異引起的民族階級層次之分,放眼全球,獨此一家。我們需要了解到的是,這種在中國歷史後期摻雜進政治思想的民族觀念,在形成之初,並沒有受到政治環境的影響。因爲在儒家的教育思想體系之中,中原正統皇權的地位無可挑剔,也是不容質疑的,地處偏遠的少數民族的有生力量無法威脅到皇權的合法存在。也是因爲這樣的思想,造成了一種居高臨下的鄙薄之見。

儒家華夷概念地理區分

滿清進駐中原之後,其政權的穩固性就不斷的遭受着基層儒家傳統思想和文人心中華夷有別觀念的挑戰。也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爲了穩固自己政權的合理及合法性,逐漸消弭由民族差異問題可能帶來的社會動盪,滿清政權在隨後的日子中,首先由政府層面提出有關華夷一家的民族平等思想觀念,進而確立清政府統治的合法性。《大義覺迷錄》的頒佈也恰恰印證了這樣的考慮。民族平等思想推廣

滿清政權雖然在建國之後,一直在社會的思想層面,宣揚自己統治的合理及合法性,但很顯然,收效甚微,根紮在文人及社會下層人士之中的中華正統思想,在短時間內不由任何政治性行爲的干擾而改變,直到一件以文化衝突演變成爲的政治性叛亂才使得社會中的華夷思想稍顯淡化。

雍正九王奪嫡

雍正在九王奪嫡之戰之中勝出,隨即便在國家政府的執行層面,對現有的制度弊端以社會潛藏的矛盾關係加以改革。在民間階層,出於對滿清政府的民族狹隘觀念引導,有關雍正帝奪嫡的一系列陰謀觀念逐漸滋生,在我看來,也是一種變相的民族差異觀念的思想引導。

底層經由儒家正統思想教育的文人對於滿清政權早有不滿,這種華夷觀念的影響恰好可以在有關雍正帝奪權過程中可能潛在的污點放大化,這種對於國家最高掌權者的侮辱和污名化恰恰可以成爲反對清朝統治的一個敏感點,進而逐漸將這種負面和消極的不正當權力爭奪過程,投放至滿清崛起的歷史中來,營造夷族當政不合情理的社會輿論,達到自己宣揚正統皇權,反對清朝統治的目的。

《大義覺迷錄》書影

這一系列的做法也是雍正年間最大的一場政治文化叛亂的中心主旨。這場以呂留良爲主犯的政治叛亂,就是以多方的社會輿論引導加上儒家正統思想的輔論,試圖感化當時的漢人官員,進而達到武裝起義造反的效果。在各朝各代,任何想要妄從武裝層次以及政治輿論推翻前有政府的叛亂,勢必會遭到圍剿和嚴厲的處置,但雍正的處理方法卻標誌着這場叛亂將成爲改觀社會態度的一個重要轉折點。不同於以往君主爲取得威望而採用的軍事暴力鎮壓,雍正對待這次以民族華夷之分的起義反叛顯得冷靜而又理性。

雍正不僅沒有多加懲戒,反而用文人辯論的形式,號召朝野就儒家民族華夷一說展開討論,最終使得反叛首犯在思想上認罪,同時藉由這次文化反叛,編寫以民族平等思想爲主旨的《大義覺迷錄》,宣揚和睦的民族觀念,也開創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兵不血刃,且對社會沒有造成持續動盪的叛亂鎮壓。帝王眼中的華夷觀念

在雍正帝看來,華夷之分的概念實屬時代進程中必不可少的思想產物,因而對於漢民族質疑清政府正統政治地位的觀念,首先在思想上我們可以看出是不多加排斥的。但不排斥不意味着一概的縱容,在清朝開國接近百年之時,這樣的言論和民族思想無疑會給整個社會帶來不必要的恐慌。在其位,謀其政,我們很高興雍正能夠採用有別於其他君主的暴力懲戒方式,在思想的根源上,對民族差異的狹隘思想做出轉化和根除。

朝野官員華夷觀念辯論

我們可以說,雍正使用這樣的非暴力手段是一種帶有明顯政治性意味的懷柔政策,但不得不承認,這種思想根源上的觀念壟斷,還是顯現出其不可忽視的社會作用。華夷的觀念在這時也在文人的眼中漸漸淡化,不再成爲個人和民間反抗清朝政府統治的意識抗拒手段。

儒家有關帝王政權的觀點中曾經提到,"唯有德者可爲天下君",在此時雍正眼中,莫不是如此,傳統社會的下層文人,在於清政府的意識抗拒之中,片面的接受了不成熟的民族思想,卻在爲君護國的大方針之中,迷失了自我。夷族的概念在此時就發生了根本性的本質轉化,這種帶有明顯歧視意義的詞語,在雍正當政期間,被美化成爲了地域特點的單純代名詞,即承認原有中原政權的地理合法性,卻不承認這政治合法性之中的必然性。就我們現在看來,這樣的思想,也是具有超脫時代的進步意義。

華夷一統示意圖

當然,隱含於這華夷民族平等觀念之中的要素,也是清朝統治者一貫信奉的勝者爲王觀念,在他們看來,有德有能者纔是政權合法性的必然要求,所謂的中原正統民族觀念只是落敗者的藉口。在雍正帝看來,滿清已經實現了大一統的國家政治格局,擊潰晚明的腐敗統治,建立全新的國家及政權纔是符合儒家道義的。雖然,從統治者的角度來說,《大義覺迷錄》的頒佈只是從根源上扼殺漢民族的高階級思想,但就其影響來說,相對前朝,無疑是具有相當大的包容和開拓性的。民族平等的隱性侷限

以《大義覺迷錄》爲代表的民族平等觀念的思想灌輸,從政治意義的角度來說,我更傾向於是一種妥協性的懷柔手段。這是一種民族身份認同的妥協,也是從政治角度考慮的利己行爲。從社會的角度來看,雍正的這種做法無疑贏得了許多文人階級的好感,因爲在這些文人的眼中,自己的鬥爭似乎終於有了長遠的進步和結果。但從更長遠的角度來看,雍正的做法無疑在日後的進程中,顯露出特定時間和特定環境下的侷限性。

帶有徵服目的的割發留辮

雍正的民族一體化平等觀點,在日後相當多的地方性民族衝突中,似乎並沒有發揮相應的作用,從某種方面來說,這種民族平等的思想觀念,只是以滿族爲政治領導的前提下才有所適用。這也就是說,任何以民族分裂情況下的民族平等關係都是無法聯結的。這也就造成另一種政治性的規則和威脅性的脅迫。

一方面,以前朝文人爲代表的漢人階級不認同滿族當政的社會現狀,而另一方面,由清政府制定的民族平等關係恰恰又建立在了這種先行服從的條件之下,這也就造成了惡性的循環。雖然雍正的懷柔政策在實行之初使得社會階級的矛盾有所緩解,但只要是以滿族當政的前提下來看待民族平等的衝突,一切也就顯得不是合理且合法的了。

吳三桂三藩之亂起義

更何況就當時的社會現狀而言,以皇室爲首的滿族上層階級自我抱有民族的優越感,而下層的漢人階級也秉持着華夷各有貴賤的偏頗思想,這種兩方的僵持註定使得紛繁複雜的民族關係不會得到友善的和解。所以,這就是雍正執政期間這種以民族平等思想爲主體政策的侷限性。在此後的統治者更是因爲維護皇權的必要性,再次將滿漢各民族的階級概念所踐踏,也因而造成了不可逆轉的華夷觀念衝突。

民族衝突頻發的改土歸流

結束語:結合當時的社會情境,以及越演越烈的華夷觀念矛盾,雍正做法是一種明顯具有目的性的懷柔策略,雖然在精神和教育的根源之處,對原有華夷之分的概念作出了合理性的解釋,但終歸在滿清當權之時,帶有統領者的階級高下性,這種對其他民族的隱性戒備也是根紮在滿清執政者的心中。華夷觀念的消除可以說是一種有待雙方共同努力的社會性問題,但時代與歷史發展的侷限觀念註定使得華夷之分的矛盾和衝突,在有限的時代環境之下無法消弭。

參考文獻:

《清世宗聖訓》

《清世宗憲皇帝實錄》

《雍正朝漢文論旨彙編》

《大義覺迷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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