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以來，廣州灣因其法國租借地的歷史身份與優越的地理位置，成爲了華南淪陷區民衆避難的落腳地以及難民、旅客出入境的重要中轉站，夏衍、陳寅恪、吳楚帆等社會名人都先後落腳廣州灣。直到1943年2月，日軍爲徹底切斷外界援助中國的通道，與法國維希政府達成所謂的“諒解”，強行佔領廣州灣，方纔終結了廣州灣作爲抗戰中轉站的使命。左翼文學家夏衍就曾多次借道廣州灣前往香港，並在廣州灣逗留多日，留下了一篇反映當時廣州灣文化、經濟與社會面貌情況的通訊文章——《廣州灣通訊》。

夏衍

一、 初次到訪廣州灣

抗戰爆發後，夏衍就一直在南中國從事新聞、文藝等工作。據他回憶，“從抗日戰爭開始到全國解放，我由於偶然的機緣，當了十二年新聞記者。最初是在上海、廣州、桂林的《救亡日報》；皖南事變後，到香港和鄒韜奮、範長江等同志一起創辦《華商報》；太平洋戰爭發生，香港淪陷，我到重慶進了《新華日報》。抗戰勝利後，回上海恢復了《救亡日報》”。這一時期，他不僅創作了許多膾炙人口的戲劇，還積極籌辦《救亡日報》《華商報》等愛國報紙以宣傳抗日救國。夏衍兩次路經廣州灣都是在他籌劃《救亡日報》復刊時期。每次他均從桂林出發，借道廣州灣再乘船前往香港，向愛國人士、華僑籌款，爲《救亡日報》奔波。

夏衍第一次路經廣州灣是在1938年12月上旬。1938年10月廣州淪陷後，夏衍與《救亡日報》同人經肇慶、柳州轉移至桂林。11月，夏衍前往長沙接受周恩來指示，着手在桂林恢復《救亡日報》。然而重返桂林的夏衍卻一直受困於經費短缺，便謀劃經廣州灣赴香港，通過廖承志同志來籌募經費。這次廣州灣之行，夏衍在《廣州灣通訊》一文記述得很是清楚，“我們以三十六小時的最大速度，完成了從桂林到赤坎的旅程。三日上午八時從桂林出發，下午七時至賓陽，四日七時出發，十時抵貴縣，三時抵鬱林，下午六時就到了遂溪的寸金橋”，即12月3日上午從桂林出發，次日下午就到了廣州灣。雖然已抵達廣州灣，但由於“廣州灣於上月底宣佈了禁止軍用品入口，連運輸用的卡車也不準入口，甚至於外國人士捐給我們的救護車也不能例外”，原定5號從廣州灣開往香港的船因“裝的貨物不準在廣州灣上岸，折回海口去了。所以要等四天，於九號下午開船”。廣州灣禁止車輛入境一事，可從1938年11月21日《申報》得到旁證，“最近駐港法領署，發出通告，所有汽車，無論屬於軍事及商用，一概不能取道法屬安南即廣州灣運入中國，即救護車輛，現時亦不能例外”。不過正是這道法方禁令，讓夏衍在廣州灣多逗留四天，能夠有機會近距離觀察租借地內商業、文化、社會狀況。

在廣州灣逗留四天後，即12月9日下午，夏衍與司機張雲喬乘上一條不足兩千噸的貨輪，慢吞吞在海上飄着，直到12日纔到了香港。據張雲喬在《舊夢拾零》中回憶，這艘“船的噸位不到2000噸，船名‘大寶石’”。“大寶石”號輪船正是由當時廣州灣大商人許愛周經營，掛有法國客牌，長期往返於廣州灣與香港之間。這趟旅程談不上順暢，路途中還遇到“一艘日軍軍艦的汽艇駛來，吆喝停船檢查”，日軍“從船上提了幾籠雞鴨和鴿子”，才勉強放行。另外，當夏衍抵達香港時，他“口袋裏的小本子被扒手誤認作錢包扒去了”，失去了與廖承志的聯絡方式，後歷經磨難才見到了廖承志，完成了《救亡日報》的籌款事宜。

夏衍從香港返回桂林，並沒有選擇途徑廣州灣，而是繞道海防，經越南返回桂林。原因是廣州灣至玉林的公路恰在此時遭到了破壞。12月8日上午，還滯留在廣州灣的夏衍、張雲喬一行人，就忽然得來消息，“說廣州的日寇向南沿海進犯，電白、吳川一帶公路已經被徹底破壞，廣州灣往廣西的公路也已開始破壞”，以阻斷日軍的侵襲。無論如何，公路已遭破壞，夏衍只能辦理到越南的護照，12月29日由香港上船，31日抵達海防，直到1月12日纔回到桂林。

《救亡日報》

二、 因購銅模，再度路經廣州灣

夏衍第二次到廣州灣同樣是發生在前往香港的路上，是時隔一年之後的1939年12月。此時《救亡日報》在桂林復刊已將近一年，有了七八千份的銷路，不過報紙是由馮玉祥將軍主辦的“三戶圖書印刷所”代印，經常發生矛盾，加上印刷廠的鉛字都已經老掉牙，殘缺不全。於是夏衍決定再赴前往香港籌款，置辦一副新的五號字銅模，他是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下旬，經廣州灣乘船赴香港。不過，這次旅程也談不上舒適，坐的是三等艙，更不幸的是正逢“聖誕節”前夕，客船上滿載從廣州灣運往香港的家禽和豬牛，夏衍在船上被難聞的臭氣燻了整整兩日兩夜。這次待在香港的時間很短，夏衍很順利地得到何香凝先生和廖承志同志的支持，籌款買了一幅嶄新的五號字銅模。在香港購置銅模後，他又匆匆地從香港返回了桂林。這一次是夏衍抗戰時期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到訪廣州灣。

與上一次返程相似，夏衍回程再次繞道經海防港返回桂林。從香港返回桂林後，夏衍就一直待在桂林從事《救亡日報》的編輯工作。直到1941年1月“皖南事變”爆發，因《救亡日報》拒絕按國民黨官方口徑來報道事變經過，夏衍遭到了中統敵視而面臨着人身安全的威脅，《救亡日報》的存亡亦岌岌可危。事發緊急，2月14日，作爲《救亡日報》主要負責人的夏衍、範長江在黨的安排下乘坐班機直接前往香港，而非借道廣州灣乘船前往香港。1941年2月28日《救亡日報》被正式查封后，報社其他工作人員就分兩批先後來到廣州灣，再乘船前往香港。高灝、高汾、王仿子、水聲宏等第一批撤離人員先是坐船到梧州，然後由梧州搭自行車到廣州灣；第二批的林林、廖沫沙、張爾華處理完後勤事務則是一路揹着簡單的行李，向南步行，日行八九十里，經廣西玉林、廣州灣，與先期離桂的王仿子等人相會，於三月中旬一併乘船至澳門轉到香港。

逃到香港後，夏衍一直在《華商報》《大衆生活》充當撰稿人，以宣揚抗戰愛國思想。然而好景不長，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12月25日香港淪陷，夏衍一行人於1942年1月末逃離香港。逃至澳門時，夏衍也曾寄希望能夠搭乘至廣州灣的客船轉返內地，但事不隨人願，其實日本早已實質上封鎖包圍了澳門，開往廣州灣的班輪被迫停航。無奈之下，夏衍一行人在東江縱隊的保護下，坐船冒險經上水、下水、台山、都斛、柳州等地，最終於2月5日成功抵達桂林。重返桂林的夏衍也不敢作長久逗留，於同年4月9日前往重慶，直到1945年抗戰勝利，才離開重慶返回上海。

三、 夏衍筆下的廣州灣：戰時繁榮而貧瘠的“孤島”

抗戰期間，夏衍曾於1938年12月、1939年12月兩次路經廣州灣，其中第一次還在廣州灣逗留了四天，對廣州灣作了短期的觀察，留下了他對抗戰時期廣州灣的直接印象。剛進廣州灣，他的第一印象是，“這地方不如我們想象的大，人口也不象我們想象的稠密”。

在夏衍筆下，廣州灣首先是溝通內地與港澳、海外的重要交通樞紐。他兩度前往香港，都是選擇從桂林到廣州灣，再到香港。在當時，這一路線是救亡物資、人員從港澳、海外來往內地的極爲便捷的通道。據戰後湛江市第一任市長郭壽華的估計，戰時經過或避難於廣州灣的難民人數就達130萬之多，這對於一個在1938年全境人口僅爲25萬，西營、赤坎兩個主城區僅有4、5萬人的城市來說，實在算得上一個龐大的數字。儘管因戰爭緣故，廣州灣至玉林的公路遭到人爲破壞，但來往商旅仍可僱傭民工搬運或騎自行車前行。廣州灣作爲西南抗戰物資、人員中轉站的地位不墮。《申報》就刊有《廣州灣爲入桂要衝》一文，稱“行李笨重、件數過多者，多從廣州灣之線，蓋因廣州灣方面道路安全，且有粵桂聯運站之設置，僱用伕役以輸運笨重貨物及行李，可以一呼而集，比較別處爲容易也。近時由香港輸轉入桂之通常貨物，大都以廣州灣入鬱林者爲最多數。無形中，廣州灣遂爲桂省之通商口岸矣”。1941年《救亡日報》同仁逃離桂林也是選擇乘船先至梧州，再搭自行車逃至廣州灣的。據於友回憶，“騎車的是廣西的商販，他們經常到廣州灣販運內地需要的商品，去廣州灣時趁便載送旅客。他們讓旅客坐在貨架上，還允許乘客攜帶一件小行李放在車頭上……車隊一天也走一二百里”。這樣一計，即便是在公路不通的1941年，僅需四天即可從桂林抵達廣州灣，從桂林至香港整個旅途時間合計尚不及一個星期，在當時的交通條件下，算是最便捷的一條通道。

在夏衍筆下，廣州灣還因法國租借地的身份成爲了當時南中國與香港比肩的貿易口岸，出現了短暫繁榮。戰前，廣州灣僅有法國人主辦的東方匯理銀行一家，抗戰爆發後，四大銀行均在廣州灣開設分行，福建銀行等地方銀行也陸續在此地開辦業務。廣州灣與香港等地的貿易更是出現了快速發展的局面，1941年從桂林來到香港的夏衍，就明顯地感覺到廣州灣出口貿易波動對香港的影響。“本港居民數盈百萬，每日所需之牲畜爲數之多，而又絕鮮牲畜，端賴粵桂兩省運出，廣州灣轉運來港供給”。因此當1941年10月，廣州灣當局宣佈禁止豬牛等牲畜出口，香港一地出現恐慌，肉價飛漲，民情湧動。夏衍擔任主編的《華商報》對此事還做了追蹤報道，直到1941年底廣州灣與香港協商，重新開放牲畜出口，這場經濟波動才告一段落。另外，夏衍還痛心地看到了廣州灣內煙賭娼行業的畸形“繁榮”。他尖銳地指出，“煙賭娼三者都公開營業，賭場的顧客出於意外的多，下注的數目也意外的大，煙館也不少，‘皇家熟膏，燈局常便’的對聯，隨時都可以看到。這，才使我真實地感到了這是‘世外’的租界”，這也是抗戰時期很多途經廣州灣的旅客最爲直接的感觀。1939年，記者金葉前往廣州灣時，就直言，“廣州灣二件事最觸目，一是鴉片很公開，一是賭博極繁榮。鴉片的氣味能籠罩全鎮；而賭博的賭具聲也可鬧遍全市”。

與繁榮的貿易、煙賭娼行業相比，廣州灣的出版業、報業等行業倒顯得冷清得多。在夏衍等愛國文人看來，廣州灣租界氣氛與外部激烈的抗戰局勢是有點格格不入。夏衍就直言，“因爲是租界，所以表面上沒有任何的救亡活動的可能，沒有標語的，也沒有壁報，市面上也還氾濫着冒用‘歐美製造’的敵貨”。正投身報業的夏衍，還特別關注到廣州灣的文化出版行業。他描述到，“連新近開設的商務印書館在內，全市我只看見過三家書店，出售的書籍也和目前的形勢離得很遠，最使我覺得異樣的是全市找不出一份與抗戰有關的雜誌”。“報紙有在遂溪出版的《南路日報》，每天一小張半，老五號印，編輯印刷都很不錯，還有半張副刊，態度很嚴肅，在這地方有這樣的一張報紙，也已經很難能了。除此之外，還有一種在梅菉出版的《南聲日報》，但是銷數不多。在平時，大部分人都是看香港報的”。夏衍唯獨稱讚的《南路日報》，其副刊正是由共產黨人控制，闢有《青年陣地》專版，刊登進步文章，宣傳抗日，具有進步色彩。身爲《救亡日報》主編的夏衍自然稱讚其“態度很嚴肅”，認爲它與廣州灣內低迷的抗戰氣氛有很大的不同。

此外，一進入廣州灣，夏衍就看到飄揚的法國三色旗，頓感義憤填膺。次日清晨，剛起牀的他，更是看到窗外有一羣頸上套着鐵環、雙腳套着鐵鏈的中國囚徒，天尚未亮就和牛一樣抱着沉重的碾地機，被“兩個安南巡捕荷着上了刺刀的槍押着”修築馬路，便是一聲長嘆，“這是殖民地，這是使我眼瞠發熱的情景”，爲廣州灣被法國人強租、中國同胞慘遭奴役的情形感到極大憤慨。《申報》記者王雪林在《廣州灣一瞥》一文也記載了類似的情景，“一羣羣一串串肩上肩了枷，身子拖了鐵鏈的犯人樣的人羣在做着各種各種工作：挑石、掃街、填地、築路、粉牆、挖塘、蒔花、種樹”。廣州灣作爲租借地，不少中國人在這裏遭到各種各樣的刁難，被迫服勞役的犯人僅僅是其中罪惡的一例。夏衍等愛國文人在看到了廣州灣繁榮商業貿易的同時，出於他們的愛國之心，還盡力向讀者們、普羅大衆披露出租借地的黑暗面。

夏衍爲了辦報，兩次路經廣州灣，並撰有《廣州灣通訊》一文，在廣州灣名人史上留下了濃烈的一筆。在他的筆下，廣州灣既是抗戰期間中國聯繫海外的重要物資、人員的交通樞紐，也是畸形“繁榮”的法國租借地，這提示我們需要客觀看待廣州灣歷史的多樣性。他與廣州灣的交集不是偶然的，反映出當時廣州灣獨特的歷史面貌：僅次於上海、香港的抗戰“第三號孤島”、優越便利的地理位置。這些獨特因素共同塑造了一個多樣的廣州灣，使其成爲抗戰時期諸多名人匯聚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