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自述：當年太單純太革命難免做錯事

摘自：《似夢人生》著/梁曉聲中國文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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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說：“紅衛兵和紅衛兵不太一樣。”

他說：“那倒是。有次又有些紅衛兵闖入我家，就是些比較溫良的紅衛兵。‘文革’中養花不是屬於資產階級生活方式麼？可她們並沒毀掉我家的花。臨走還在門上貼了一張告示——‘這家的老太太是畫畫的，可以允許養花，警告任何紅衛兵組織不得采取極端行動’……”

舒乙先生說時流露出幾分感慨的樣子。

如果，將當年某些極兇惡的紅衛兵比作蓋世太保，比作黨衛軍，其實是並不誇張的，一點兒也不算聳人聽聞。

我下鄉不久，當了男知青們的班長。因爲最初連隊總共十幾名男知青，也就只有一個男知青班。我的知青知己是和我同校且同班的同學楊志松，他如今在《健康報》工作。除了我倆，其他男知青來自三四所中學。有一名“工讀”學校的高二的男知青，胸前一片猙獰可怖的疤痕。據我後來所知，便是下鄉前在武鬥中被火藥槍噴射的。和他同校的一名初二的知青，曾神祕地向我透露——他是一名有惡跡嫌疑的紅衛兵小頭目，下鄉純粹是爲了躲避追究。半年後他從我們連隊消失了，據傳是被恢復神聖使命的公安部門押解回城市去了……

一天中午，我正午睡，被楊志松拖起，讓我去制止知青的打人暴行。離知青宿舍不遠的院子裏，住着一名單身的當地男人，五十餘歲，被列爲“特嫌”人物，出入受到限制和監視。我班裏的三四名知青，中午便去逼供。等我和楊志松走入院子，他們正從屋裏出來，一個個臉上神色頗爲不安。爲首的，一邊從我們身旁走過一邊嘟噥，“真狡猾，裝死！……”

我匆匆走入屋裏，見牀上的人面朝牆蜷縮着，不動也無聲息。

我走近叫了他幾聲，他彷彿睡着了。我聞到了一股屎尿味兒。時值盛夏，我見他的裸背上有幾處青紫。

我追上班裏那三四名戰土，喝問他們是不是打人了。

他們都搖頭說沒打。

“沒打他身上爲什麼好幾處青紫？！”

我心頭不禁冒火，攔住他們，不許他們走。

爲首的終於交待：“他不招嘛，所以，只輕輕打了幾下……”

我不認爲這是小事，立即轉身趕去指導員家彙報。

半小時後，連裏的幹部和衛生所的一名醫生都趕往那屋子。

那人已經死了。

他們打他時，往他口中塞了布，所以，儘管那院子離知青宿舍很近，但午睡中的我，卻並沒聽到一聲哀叫。那件事使我相當長的日子裏內心自責。因爲我是班長，有三四名知青不在宿舍裏睡午覺，我卻沒想到問問他們究竟幹什麼去了……

連衛生所醫生開的死亡診斷是“突發性腦溢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