盤庚遷殷使傳統斷絕,三皇五帝或是商朝人?

　　文/悼紅狐

　　古史研究中，自顧頡剛始，便很能見自學問而至於主義之爭，從泥古到疑古進而至釋古，李學勤先生又倡信古，都各有宗風，也吵得不可開交。但略加留意，即能發現這些定案又翻案，翻案又再翻案，大都源自於地下遺珍。而近百年來，幾乎所有的重大史學發現都賴以材料的新出。

　　這些新材料，或得之洞穴，或取於祕府，但犖犖大端皆出於地下。一曰骨，二曰簡，三曰帛。此三者的功績分別是發現殷商、發明諸子、發微方術。它們的意義與內涵，已爲諸君所共知，毋待多言。只一點需要點明，王國維所謂“中國學問上最大之發現”的這些材料，均聚焦於太史公之《史記》。

　　殷商沒有記載過夏朝

　　《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續考》是驗證《史記》記載可靠性的經典著作，以一己之力在人世間重現殷商王朝，把三千年一紙孤傳的商王世系證爲歷史事實，同時也幻化出了一個執念，夏王朝與五帝也必有這樣的一天——全拜王靜安（王國維）先生所賜。

　　從上世紀長沙馬王堆發端，出土材料絡繹不絕，釋讀研究漸成學界大宗，古史及先秦子學也端的是顯學，以至於無簡帛無以論經史。

　　馬王堆簡帛革新了黃老之道、老子的內涵；銀雀山竹簡一舉廓清孫子、孫臏一人兩人的千年疑案；睡虎地秦簡史無前例地擴大了對秦代認識的視野；郭店簡填補了失落兩千多年的七十子文獻空白。如今，喧囂塵上的上博簡、清華簡、北大簡更是異彩紛呈，而夏代會不會就藏身其間。

　　地不愛寶，荊湘尤劇。兩湖獨特的地質環境，爲竹簡保存提供了得天獨厚的良好條件。這直接導致一個後果，楚國遺存比其它國家要多得多。

　　這些竹簡裏面當然涉及到夏代以及更古的不少史實，但這些史料對於證明夏代的存在仍舊是無力的，它們的年代都晚於孔子，便起碼不比《論語》更有說服力。而如果史料只能上溯至東周，那去夏之世也已超過六百年，且無實物旁佐，正是“文獻不可徵”，確乎難證。考之於甲骨文，亦尚未發現“夏”字指稱前朝。如果只查“杞”則形跡隱約可見，但總非直接證據。

　　也就是說，大規模祖述禹跡實從周啓，至於殷商王室則沒有留下夏代的任何直接記錄，這也成爲否認夏存在的主要理由。

　　從考古發掘看，二里頭遺址一期屬夏還是商早期，仍有爭議。二里頭往上的大型宮殿遺址直接去到了陶寺，中間那個存在了五六百年的夏代無影無蹤。沒有遺址，沒有文字，甚至沒有後來政權的追述。

　　二里頭宮殿復原圖

　　二里頭遺址與傳說中的夏朝大致同期

　　被很多人認爲就是夏朝遺址

　　但與尋找夏代的零落相比，中國上古史考古成果卻又非常豐碩。河姆渡、良諸、石峁、大地灣、仙人洞、陶寺都告訴後人中國大地上曾出現過巨大的上古城郭，處處彰顯強悍的“國力”。這些分散於華北、西北、華東的巨型城郭遺址出土的禮器、玉器，其型制又頗見相似之處，顯示出當時中國上層貴族一致的風尚。

　　正是“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儼然是一個有着中央政府的大王朝模樣，而非僅爲若干不相關的部族聚合的規制。陶寺遺址更是有複雜的祭祀建築和完善的歷法遺存，足以支撐起文明的定義。

　　夏代的難覓與諸多高級文明的遺存，有實的無名，有名的無實。其間缺環斷鏈，難免不令人陡生疑竇，商代之前，究竟發生了什麼。

　　盤庚之前的記錄全部丟失

　　不。是盤庚之前，究竟發生了什麼。

　　中國歷史上王侯將相數不勝數，聖哲賢人首尾相續。這些人中間，盤庚必有一席之地。作爲一代英主，盤庚遷殷奠定了子商王朝最後兩百年的繁榮，然除此之外，他的其它功績與後世雄主也無二致。安內攘外、享國日久，並不更特別。可偏偏歷史在他這個地方，打了個結。

　　二十世紀初，甲骨文現於安陽殷墟，同時被發現的還有十三座被盜掘一空的王室大墓。此後的考古確認，不管是甲骨文還是王陵，其上限均止步盤庚之世，盤庚以前的商王朝，宗廟、陵寢、祀壇、文字都付闕如。

　　吾國經典《尚書》，自秦火後，便有古今之判。自朱夫子疑《書》，至閻若璩定讞。中國的學者把《書》從頭到尾考訂辨僞了個遍，結論大致是，今文《尚書》真，古文《尚書》僞。真的裏面，又以《盤庚》三篇爲古，《盤庚》之前，皆爲晚出。

　　我們於是驚訝地發現，中國的歷史自盤庚而斷，往上竟渺不可聞，聞不可證。殷商“不常厥居，於今五邦”，造成了嚴重的文明斷層後果，即現存可見的制度文獻體系最古只能溯至盤庚。盤庚之前的材料，不但今人未起於地下，甚至古人也未曾再見。

　　盤庚遷殷

　　改變了商王朝的遊牧風格和首都無定的狀態

　　這一判斷極聳人聽聞，因爲這意味着周室接管的前朝檔案，很可能只自盤庚而下。兩週以降，華夏這個超大規模文明體的全部積累遺存、可見的傳承底檔，竟無一可越於盤庚前。

　　參之中華文明構建的基本形態，大都是“總其一而後散”的結構，“神明聖王，皆原於一”進而“道術將爲天下裂”。也就是說，構建起兩週文明、諸子大觀的基礎，並沒有孔夫子所謂的“監於二代”，而只有盤庚以下的區區百餘年十四王（帝）。

　　中國的歷史進程至此一頓，由於缺乏完整的檔案系統源流，隨着時間推移，記憶逐漸淡褪，先王先公事蹟終究湮滅。

　　到了五百年後的孔子時代，殷商前期以及殷商之前的文明制度已“不足徵”。又五百年後，司馬遷作《史記》“古文鹹不同”，“薦紳先生難言之”，窮索四極，也只能敘其半爪。可盤庚遷殷帶來的劇烈影響，纔剛剛開始。

　　《史記》記錯了楚世系

　　當黃帝世系都開始衆說紛紜，人們便會發現出了大問題。喪亂的不止是王室“玉牒”，整個貴族世家傳承體系都面臨崩壞。

　　最糟糕的莫過於“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譜”（《史記·三代世表》），觀書亦可證，史遷的紀年只從共和始，而世家諸侯不涉先周。殷商之後，僅及微子。夏後陳杞“或失或續”，四個字便從舜禹直下商周。僅剩一個楚世家，也是“弗能紀其世”。

　　求諸紙上不得，學者們自然把目光盯上了地下出的竹簡。

　　根據《史記》《世本》記載，楚國自鬻熊以下族姓一貫、年世可考，爭議不多。鬻熊的生活年代大致在商末周初，比文王稍早。際遇文王時，已是高壽，傳爲文王師（不清楚指老師還是官職），還留有《鬻子》一卷，相當於軸心時代之前的諸子，比希臘米都利學派創始人泰勒斯還要早差不多五百年。（書的可靠性且不論）

　　自鬻熊往上，分兩個階段。李零分別命名爲“古帝”階段和“感生祖先”階段，而自鬻熊往下算是“立國之君”階段。

　　楚族的“古帝”指顓頊，經偁、老童、吳回（祝融）、陸終到季連，季連是陸終第六子。從目前可見的簡書，除了偁，這個鏈條上的其他人都曾被記載，大致能算坐實。（李零《楚國族源、世系的文字學證明》）季連以下，《史記》只記了兩代即附沮和穴熊，然後就跳到了鬻熊。

　　這裏有幾個要點值得注意，一是上古世系反而如近古一般清晰，渾沌的卻是中古之世，誠爲怪事一樁；

　　二是按《史記》系統，顓頊至季連共六代，而對應的帝系是從顓頊到帝嚳，只有兩代。季連的時代雖未定，但考慮到帝堯在位七十年，其下限也不可能落在堯時代外。滿打滿算，也不過近廿百年之數。但從季連往後只有兩代即失載，再載已是一千年後的商末，跨度過巨。

　　三是季連爲羋姓之始，是楚族完全意義上的始祖。

　　四是從穴熊開始，楚王室命名規則開始固化，往後的楚王室成員要麼稱“熊某”要麼稱“某熊”，不出此二例。

　　楚族世系最重要的特徵定型於三代間，又遙隔足有一千年之久，不能不說是件反常的異事。更可怪的是，季連作爲“皇祖”（楚靈王稱昆吾爲“皇祖伯父”，可知稱季連爲“皇祖”），卻不在歷代楚君可祀之列，這簡直讓人匪夷所思。

　　包山楚簡記載說，“禱楚先老僮、祝融、鬻熊”，相應的傳世材料是《左傳》提到夔子（熊摯）“不祀祝融與鬻熊”，被楚國責讓，可見老童、祝融與鬻熊是楚王室確要祭祀的先王。

　　後來學者們發現，這類記載有數十條之多，且分散見於葛陵簡、望山簡和包山簡。材料充分就不難得出結論，這三個人的在祭祀體系中的地位，相當於後世的“不祧之祖”，而且有專門的叫法——“三楚先”。

　　趙平安先生就曾大發疑問，“季連既爲楚之先，地位又如此重要，爲什麼不在‘三楚先’當中呢？”隨着研究的深入，這組矛盾愈發突顯，一方面是“季連是羋姓楚人的始祖，從來就沒有異議。”另一方面是“無論是春秋時的二楚先還是戰國時的三楚先，都不包括季連這個人物。”（趙平安《“三楚先”何以不包括季連》）

　　經過對出土材料的排列，學者發現“三楚先”的組成有兩個版本，部分竹簡記載中沒有鬻熊，而有穴熊。照常識判斷，這種現象是比較奇特的，如果所祀先王可以隨意更換，那“三楚先”的固定用法就沒有了意義。此外，這也不符合“不祧”的原理。更重要的是，假如這個組合真的可以變動，那季連爲什麼連一次都沒能擠進去呢？

　　2008年，清華大學入藏一批戰國竹簡，這批竹簡裏面有一篇《楚居》，講的正是楚國世系，開篇就從季連說起。文意大致說，季連娶了商王盤庚後人妣隹爲妻，生子伯、遠仲，“先處於京宗”。穴熊“遷徙於京宗”，娶了妣醫戈，生子伍叔、麗季。妣醫戈在生產麗季時，麗季從脅出，導致妣醫戈死亡。巫醫“賅其脅以楚，氐今曰楚人。”

　　清華簡

　　近年大量出土材料的代表

　　這裏值得注意有三，一是季連與穴熊的兒子分別叫伯、遠仲、伍叔、麗季，序齒與傳統伯仲叔季完全一致，導致趙平安推測季連與穴熊其實乃是兄弟；二是妣醫戈脅出難產而亡，巫醫用荊條（楚）將其遺體捆纏，成爲“楚人”一詞的始源；三是麗季就是熊麗，《史記》載他是鬻熊的兒子，而《楚居》則載他是穴熊之子。

　　熊麗之後，楚人的歷史自此有明文可徵，至東周初年，共17位楚君世系朗若列眉，殆無疑議。

　　現在的問題是，若季連與穴熊本是兄弟，那麼附沮頓成虛文，所謂古帝階段與感生祖先階段可合而爲一，此其一。穴熊徙京宗而娶妣醫戈，由此引出“楚”的名號，則姓羋、氏熊、號楚，楚族這三大特徵由三代奠定變爲一代奠定，始祖特徵瞬間便高度集中起來，此其二；其三，三楚先的組合中，鬻熊與穴熊在包山簡與葛陵簡中互見，《史記》《左傳》又各執一詞，如今《楚居》自季連以下僅餘一人，於是不妨大膽一猜，穴熊就是鬻熊。

　　這個結論如果成立，那用石破天驚來形容真是毫不爲過。《史記》所謂的“弗能紀其世”成了一紙空文，蓋因穴熊即是鬻熊，那之間本無世系可紀，不存在能與弗能的問題。而這也徹底改寫了楚人的歷史年代座標。

　　李學勤先生曾計算過，“講穴熊、鬻熊一人，難點在於依《帝系》等所說，季連的時代要早得很多，不能遲於虞夏之際。但在《楚居》，具有神性的季連以妣隹爲婦，而妣隹乃商王盤庚的孫女，與祖庚、祖甲同世，他們的兒子伯、遠仲與廩辛、康丁同世，那麼穴熊即鬻熊乃和武乙同輩，可以活到文王、帝乙之時，他事於周文王，如《世家》引楚武王所說爲文王師，從時代來說，是正合適的。”（李學勤《論清華簡〈楚居〉中的古史傳說》）

　　也就是說，《楚居》裏的季連，生活年代遠在《史記》裏的季連之後。

　　三皇五帝是商朝人？

　　可這仍然沒解決季連不從祀的問題，是楚人族羣內另有隱情，還是我們遺漏了什麼關鍵信息。趙平安根據《楚居》的記載，推測季連與穴熊乃是兄弟。而商代又是非常流行兄終弟及這一繼承方式的，因此，季連將王位傳給了其弟穴熊，並不奇怪。

　　穴熊（鬻熊）輔佐文王翦商伐紂，建立了西周，宗法制度隨之逆向，由兄終弟及轉爲父死子繼。故穴熊死後，王位傳子熊麗。如此一來，季連反成別宗，“與後代楚人沒有直接的血緣關係，……祀典重視的是血親關係，這應是在季連和鬻熊兄弟倆中鬻熊入選季連出局的根本的原因。”（趙平安《“三楚先”何以不包括季連》）

　　這一操作，最易理解。不信可見兩千五百年後的大明嘉靖皇帝是如何費盡心機，將其父“睿宗”放入太廟，而把明仁宗祧出的。此外，穴熊不但確立了熊氏，其夫人還用命換來了“楚”號，無論從歷史地位還是血緣關係，其入“三楚先”都無可爭辯。

　　平心而論，趙先生的推測是極具闡釋力的，儘管並無直接證據，但此一假說完美地解決了記載間的種種矛盾，足堪定讞之評。

　　但歷史的不可捉摸與美妙正在於此，2015年，一批戰國竹簡入藏安徽大學，它帶來了一個最不可能的記載，推翻了這個最合理的假說——季連也不是別人，還是穴熊。

　　據安大簡所載世系，帝顓頊生老童，老童生重、黎、吳、回四子，其中黎氏即祝融，黎氏生季連六兄弟，而熊麗是季連之子。

　　簡文還記載了季連被稱爲穴熊的原因，“融曰：是穴之熊也。乃遂名之曰穴酓，是爲荊王。”如此，此人一人化身三人，爲穴熊、爲鬻熊、爲太子長琴，而且還是首任荊王。不僅將《帝系》《世本》瞞得死死，也騙過了大學者司馬遷。

　　至此，季連何以不從祀，不入“三楚先”的疑惑煥然冰釋，原來他早就側身其間，只是我等目力短淺，未識真身。

　　此時折頭回去檢視，頗能見些端倪。一是《楚居》文句貫通，“季連聞其有聘，從及之盤，爰生伯、遠仲。遊徜徉，先處於京宗。穴酓遷徙於京宗，爰得妣醫戈”（《楚居》），就是次序講述一人故事，先處於京宗，所以續講徙於京宗後之事。穴酓（楚簡寫“熊”作“酓”）只是換了個名字，如果說有問題，就是少寫了個“既”字。二是老童、祝融和季連（即穴熊、鬻熊）必是對於楚族有着重大貢獻之偉大人物，故而被選出祭祀，而這種祭祀規制的傳統，與季連之前楚族所處的時代息息相關。

　　殷商王室就有這樣的傳統，有個旁證可參。殷高宗時，王后婦好去逝。由於武丁與婦好感情甚篤，武丁於是燒龜卜辭，希望自己偉大的祖先能迎娶他新喪的妻子，代替自己照顧好婦好的亡魂。

　　這段卜辭記載在《合集》2636正，相似內容又見於《庫》1020，武丁急切地問日者，“貞婦好ㄓ（侑）取上”“貞婦好ㄓ取不”，他也得到了滿意的回答“貞爲唐取婦好。貞惟大甲。惟且乙。”“貞惟唐取婦好。貞惟大甲取婦。貞惟且乙取婦。”迎娶婦好的三位先祖分別是開國君主天乙（湯、唐）、一代雄主大甲（太甲，商太宗）和中興之主祖乙（且乙）。

　　所以，楚族此一階段的“制度構造”當取自殷商甚多，其史觀又會受多大的改造，實不可逆料。

　　走筆至此，已繁冗太過。但前述盤庚之困，也就此浮出。按李零分法，查觀三代，夏、商、週三族從禹、契、棄以下，世系本不絕，反而是《史記》系統把所有世家都牽上五帝淵源，顯得過於刻意，是馬遷公羊家法使然。

　　季連問題的澄清，讓倒算成爲可能。由於季連上溯世系傳承清晰，如果季連是晚商時人，那麼上數四代即爲顓頊帝。按時間估算，則顓頊生活的年代絕不出於盤庚之世百年間。史載，顓頊絕地天通，商亡後，周代迅速易鬼爲禮，想來當有近世資源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