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西方有頭有臉的社會人物最愛討論的社會經濟模式是“全民基本收入”——政府給每個公民一輩子發固定月薪。這種“全民低保”，不像目前存在的低保和其它面對低收入者的福利項目一樣有資格審覈要求，不需要向複雜的社會服務官僚機構申請，也不管你怎麼花，旱澇保收，無憂無慮。以美國爲例，目前輿論共識是一個月1000美元上下，也就是剛好與美國官方劃的年收入12000美元貧困線一致。我們最犬儒的中國人聽到這裏可能撲哧一笑——竟有這樣不可思議的達到全民脫貧的方法。

聽起來確實像個計劃經濟烏托邦，支持者的數量與跨度卻令人驚奇，從左翼社會主義者到硅谷各路神仙再到右翼自由主義者，然而支持的理由各不相同，幻想的圖景也各不相同。左翼希望通過全民基本收入保障社會福利並降低貧富差距，讓所有人達到基本溫飽與尊嚴；右翼則認爲用基本收入取代效率低下的政府福利系統，反而既能省錢，又符合他們“自力更生”的意識形態；習慣性假裝理想主義的硅谷大亨們，在這一問題上的看法則一如既往地務實：就他們的預測（以及很多人早已開始的恐慌），機器與人工智能將會取代大部分現有工作，大規模失業在不遠的將來會成爲不可避免的現實。同樣支持“全民基本收入”的伊隆•馬斯克去年在世界政府峯會上公開發言，認爲20年內失業率將高達12%～15%，用他的話來說：“我覺得沒有選擇。我認爲這是必然。”因此，與其坐等硅谷像當年把大量工作往第三世界外包的工廠主一樣，被當成全民公敵人人喊打，不如早早擺正姿態，說服政府用“全民基本收入”解決大規模失業問題。

如果我們把三種幻想疊加一下，竟然能得出這樣一個未來經濟模式：機器人勤勤懇懇，人民旱澇保收，政府精簡高效——簡直是個（有點像騙人的）神話。

回到現實，所有經濟問題說到底都是意識形態問題。我們中國人過去一百年內把幾乎所有經濟制度全部就地實驗了一遍，從左到右轉換得字面意義上游刃有餘，可爲明證。美國記者安妮•勞裏（Annie Lowrey）有關“全民基本收入”的新書，書名響噹噹就叫《給人民發錢》。安妮•勞裏是更有名的美國政治記者埃茲拉•克萊因（Ezra Klein）的妻子，克萊因則是民主黨政治機器、80後新生代意見領袖中的代表人物。與其說《給人民發錢》真的在討論“全民基本收入”，倒不如說這本書在爲民主黨政策平臺提供實證物料。勞裏本人是《大西洋月刊》負責報道經濟政策的記者，並非經濟學家出身，更善於週刊雜誌的非虛構敘事文體，這也是爲什麼全書一直到最後一章纔開始討論所有人最關心的問題——每人每月1000美元，這筆鉅款到底從哪裏來？

《給人民發錢》從所謂的“技術失業”講起。勞裏作爲記者到底特律參加北美國際車展，目睹最新一批無人駕駛汽車。很容易從中找出對比。底特律這座大名鼎鼎的“汽車城”，短短几十年內，部分因爲汽車製造的高度自動化，而成爲美國最窮、失業率最高的城市，沒有之一。毫無疑問，無人駕駛汽車將會威脅到所有與開車相關的工作。在技術革新的歷史上，這樣的“技術失業”十分普遍，當然不是什麼新鮮事。但硅谷業內人士普遍認爲，這一次與以往不同，是宛如工業革命一般重大的現象級危機。AI不但會下棋，也已基本能進行對話，甚至Facebook實驗室裏的AI還學會了自說自話——這意味着大量前臺、客服之類的工作會被取代。如果說這些還是低級工作，那麼IBM的技術已經能替醫生診斷病情，彭博的機器人已經會寫稿，再這樣下去，很顯然，在機器自學能力越來越強大的情況下，“程序猿”自己的工作都很難保……

AI是否真能取代大部分工作目前尚無定論，但硅谷不斷對外傳播的意識形態信號很重要——普通人類每天都在貶值。人類倘若必須跟機器競爭上崗，想必是比不過的。“旱澇保收”與其說是基礎福利，不如說是救濟金。勞裏提到的硅谷人物當中，只有比爾•蓋茨說了句公道話：如果員工拿工資要交所得稅，那麼是否機器上崗也一樣該交稅呢？

《給人民發錢》的前提是技術失業大潮即將來臨，但勞裏對這個問題本身的興趣不大。全書大部分章節，討論的是美國左翼當下關心的核心政治問題：福利。爲什麼美國福利系統如此卡夫卡式地繁複冷血？以及，爲什麼美國人接受不了福利社會？勞裏用的是半田野調查半理論研究的手法，一方面跟蹤調查一些貧困家庭與個人與福利系統打交道的過程，另一方面則設法從美國主流意識形態的主要理論源頭當中尋找答案，得出的當然是民主黨政治平臺上常見的那些結論。如果要總結，勞裏認爲美國福利系統的程序複雜、效率低下、自相矛盾以及對窮人的歧視絕對不是偶然的，而是有意設計爲之，這來自於清教徒文化篤信“勤勞即是美德”以及托克維爾等早期知識分子對“社會契約”的認識，認爲“工作”纔是幸福的源泉，而非享樂。勞裏頗爲幽默地引用了早期某個不知名維也納移民的話：“彷彿整個美國是間巨大的車間，門口寫着幾個大字：‘閒人勿擾’。”

文化上的原因解釋了一半，剩下則是政治上的：種族問題、性別問題。勞裏引用了一份研究，認爲福利制度相當健全的歐洲與美國其他方面的區別是微小的，唯有一條——美國的種族問題遠比歐洲嚴重。大部分需要接受社會福利的是有色人種，以至於制度性的種族歧視幾乎無法避免，這也導致大部分美國人對福利的態度非常負面。至於性別，美國也是世界上少數沒有帶薪產假的國家，育兒方面的社會保障同樣很少，勞裏像當下很多美國左翼一樣，將其歸咎於父權社會的邏輯。

《給人民發錢》是本針對在經濟問題上特別敏感的大衆讀者的讀物，勞裏也點到了很多美國日常生活當中的痛點。具體針對“全民基本收入”已經在世界各地開始的實驗，勞裏的敘事反而有些潦草。目前這方面較爲出名的實驗，是美國一家慈善機構在肯尼亞赤貧村莊進行的，慈善機構每月給每個村民發2250先令（22美元），並會持續12年。勞裏曾去肯尼亞實地採訪，但實驗畢竟纔開兩年不到，規模小，又是在與發達國家截然不同的環境，很難得出什麼有意義的結論。另外一些在歐洲國家進行的實驗，勞裏並沒有很詳細地描述，這也與實驗的規模至今不大，以及用來判斷“成功”的變量實在模糊不清有關。很顯然，勞裏很清楚“全民基本收入”真正實現遙遙無期，但以此反問當下的福利政策卻是有效的。她承認：“‘全民基本收入’不只是經濟政策，它是一堂課也是一種理想。”

夢做得差不多以後，還是不得不回到那個問題，錢到底從哪裏來？“全民基本收入”是否像我國計劃經濟時代的大鍋飯一樣，沒喫兩口就喫完了？勞裏同樣一次也沒有提到幾乎必然會出現的通貨膨脹錢不值錢的問題，反而認爲美國政府有能力通過貨幣政策而非稅收來解決一部分“買單”的問題。

她做了道簡單的數學題：假設取消除退休金以外所有現有的福利政策，並給每個退休年齡之前的人一個月發1000美元的話，一年需要1萬億美元——如果增加金融交易稅、提高最高收入檔的所得稅，再提高遺產稅，理論上是可以完成的。這道數學題做得太簡單，與現實當然差距很大。另一種方式則是所謂的“負所得稅”，不但不向低收入者收稅，反而由政府補貼收入。這種方式隱患更大，既鼓勵隱瞞收入，又擊中了對“共產主義”深惡痛絕的美國人最不能接受的“財富重新分配”。

還是那句話，經濟問題都是意識形態問題，關於“全民基本收入”的討論，甚至關於福利的討論，至少在美國國情下，全部卡在意識形態上。普通美國人對福利社會與高稅收的消極懷疑態度，使得這一切都只能停留在討論階段。而在其他一些社會契約精神更強的國家，“全民基本收入”這一熱門設想的未來不僅可期，也很可能符合主流意識形態。

《給人民發錢》

安妮•勞裏（Annie Lowrey） 著

Crown 2017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