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秋，在北京太平橋大街全國政協禮堂的一個會議室，丁玲與五十年前曾欲加害於她的原國民黨軍統局上海特別組組長沈醉相遇、相識了。會上，他們互致問候，笑泯恩怨；會後，兩人書信往來，回憶往事。在歷史的歲月中，兩個昔日的對頭，成了無話不談的朋友。

丁玲

五十年前“丁玲失蹤”震動了上海，震動了整個中國文壇

五十年前，也就是在１９３３年５月１４日上午，丁玲與馮達分別出門辦事。路上，馮達說是去看望兩位同志，丁玲則去參加一個文藝團體的會議。頭天晚上，馮達在回家途中，懷疑有特務跟蹤，所以兩人約定，在中午１２點以前都必須回家，如果其中有一人未能按時歸來，另一位就應該立即離開，並設法通知組織和有關同志。

丁玲在《魍魎世界——南京囚居回憶》中，對她被捕當天上午的情況，曾這樣記述道：

“從正風文學院出來，我回到家裏是上午十一點半，果然馮達未回。我認爲這不平常。因爲他說只是去兩個記者那裏看看的，應該比我回來得早纔是。我稍爲等了一下，就去清理東西，如果十二點馮達還不回來，我就走。正在這時，潘梓年同志來了，我把情況告訴了他。他這個人向來是從從容容、不慌不忙的。他拿起桌上一份《社會新聞》，坐在對着門放置的一個長沙發上；我坐在牀頭，急於要按約定及時離開，但看見潘梓年那樣從容、沉着，我也有點不好意思再催。”

不該有的疏忽，導致白色恐怖下難以避免的災難。

令丁玲萬萬沒有預料到的是，馮達帶領特務來到家中。她承認，在被捕之前，她一直認爲馮達是個好黨員，工作負責，生活上也沒有什麼別的嗜好。當在被捕現場看到與特務站在一起的馮達時，她不能不感到驚奇和疑惑。

丁玲在《南京囚居回憶》一文中對被捕的經過作了如下詳實的記述：

“突然聽到樓梯上響着雜亂的步履聲，我立刻意識到：不好了！門‘砰’地一聲被推開了，三個陌生人同時擠了進來，我明白了，潘梓年也明白了。我們都靜靜地不說話。”

過了一會，丁玲猛然見到了馮達。

“他一看見我和潘梓年，猛地一驚，然後就低下了頭，好像不認識我，也不認識潘梓年，他木然地、無神地往牀頭一坐，我立刻就站起來走到立櫃邊去了。我瞪着他，他呆若木雞。我心裏想，難道是他出賣了我們？！”

接着，丁玲和潘梓年被帶走了。第二天，丁玲便和馮達一起，被押上了火車，前往南京，開始了她的一段特殊生活——“三年囚居”生涯。也就是這三年囚居，給她後來的一生帶來了極大的麻煩和痛苦。

周恩來和丁玲

五十年後，丁玲和沈醉這對“冤家”又聚到了一起，只是由敵變成了友

１９８３年霜秋，北京西郊漫山遍野的黃櫨樹，展椏舒枝，迎風飲露，葉煥丹紅，如火似錦。

此時，北京太平橋大街全國政協禮堂的一個會議室氣氛熱烈，文化組的政協委員們在學習討論《鄧小平文選》。這次學習編組，也不知是歷史的巧合還是歷史的必然，丁玲與她五十年前的死對頭沈醉安排在同一個組，並由丁玲擔任組長，所以在這次學習中，這對昔日的“冤家”相遇、相識了，以至發展到後來的書信交往。

爲了引導學習，在小組討論時，丁玲第一個發言。她思路開闊，很健談。丁玲聯繫自己的身世經歷，來論證三中全會方針政策的正確和偉大。她動情地說：“要不是三中全會，要不是鄧小平、胡耀邦出來主持工作，大膽地撥亂反正，我們可能要右派到底，這輩子沒有出頭之日，沒有申冤的機會，所以，我感謝黨，感謝三中全會的英明決策。”最後，她頗有感觸地說：“我最近看了一本書，是沈醉寫的《我這三十年》。這本書寫得好，寫得很真實。”

《我這三十年》是沈醉寫的一本回憶錄，１９８２年春天剛剛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書中記述了沈醉在全國解放後，作爲一名戰犯，與杜聿明、宋希濂等在北京功德林監獄和秦城農場認真接受改造，獲得特赦，重新做人的經過；還記述了他在“文革”期間，“四人幫”威逼他出示僞證，迫害共產黨領導幹部的經過，以及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他的再次新生。因爲湖南人民出版社經常把一些新出版的好書寄贈丁玲，所以她看到了這本《我這三十年》。

沈醉在三十年代爲虎作倀，險些害了丁玲，卻又在“文革”期間的六十年代，在一種特殊的情況下幫助了丁玲。他以自己的功，彌補了自己的過。因而，他在《我這三十年》一書中，寫了這樣一段耐人尋味的話：

……由於我的特殊身份，“文革”中間，大量所謂“專案組”找我外調，五年間寫過一千多份證明材料。我懂得，一份材料關係到一個人的政治生命，所以我抱定一個宗旨：決不能再像解放前那樣，無中生有，幹傷天害理的事情。這是我的進步，也是我認真改造自己的成果。

此時，丁玲一提到沈醉的名字，人們都把目光唰地投向一側，那裏坐着一位身材魁梧、腰板挺直的老人，雙手拄着一根柺杖，正在專心地諦聽丁玲的發言。他就是特赦的國民黨戰犯、全國政協委員沈醉！他想要聽聽丁玲對他以及他寫的《我這三十年》這本書作何評價。

沈醉

丁玲清了清嗓子，接着說：“沈先生的這本書，他把思想改造的過程寫得很具體，很生動，讓人看到我們黨的工作人員在執行黨的政策，做深入細緻的思想政治工作方面的水平。”說到這裏，丁玲掃視了一眼會場，不巧遇到了沈醉的目光，她笑了，接着往下說：“實在說，過去我恨你們這些人，把你們看作是殺人不眨眼的魔鬼，現在看到你們改造得這麼好，我感觸很深，也改變了我對你們的看法。我也很羨慕你們，在你們思想改造的過程中，有那麼多黨的領導人和工作人員給你們溫暖。”

丁玲講得很動情，沈醉聽得也很動情。他摘下眼鏡，用手帕擦拭着眼睛。屋子裏很安靜，委員們看到了這兩個老人之間的一種溝通和交流。但是許多委員並不知道，五十年前，這兩個人是水火不相容、你死我活的冤家對頭，他們之間，曾經有一場即將發生而終未發生的生死大搏鬥。

散會後，人們陸陸續續地走出了會議室，沈醉卻坐在那裏沒有動，丁玲也坐在那裏沒有動。最後，會議室只剩下他們兩個人了。這時，沈醉先站了起來，拄着柺棍慢慢地向丁玲走過去。

丁玲近距離認真地審視了對方一眼：黑紅的臉龐，花白的頭髮，雖然七十多歲了，但看上去身體健朗，只是茶色鏡片後，隱約可以看到一隻受傷的眼睛轉動時不很靈活。他笑容可掬，儼然一副學者風範。丁玲不禁暗忖：難道眼前的這個人就是原先的那個國民黨裏有名的軍統大特務？

就在丁玲愣神的一瞬間，沈醉走了過來，衝她深深地施了一個禮，抱歉地說：“丁老，我的那本書出來後，一直想送您一本，但又怕您不原諒我，沒想到您先看到書了……過去，我對黨和人民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也對您犯下了罪……”話語中，道出了他的懺悔。

丁玲連連擺手，打斷了他的話：“這都是過去的事了，現在一切都要向前看，我們不是已經走到一起來了嗎？我希望你多寫，把你的經歷都寫出來，也歡迎你到我家裏去作客。”

在這次與沈醉的交談中，丁玲才知道：五十年前，由於她在左聯中的名望與影響，引起了特務機關的高度關注。當時，如果國民黨中統特務不抓她，那麼以戴笠爲頭子的國民黨軍統特務也會把她抓走，她已經處在中統和軍統特務的雙重監視之下，註定了在劫難逃。令人感慨的是，當丁玲知道這一內幕時，竟然會是事情過去五十年後，並由當年想逮捕她的軍統上海特別組組長沈醉親口告訴她。

歷史就是這麼神祕莫測，令人唏噓感嘆！

沈醉致信丁玲請罪，請求寬宥他過去所犯下的罪行

丁玲的邀請發出後，沈醉沒有來。是他內心負疚大重，還是擔心丁玲並不真正歡迎他？其中原因，大概只有沈醉自己清楚。

次年春，丁玲的《訪美散記》也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這本書的裝幀印刷都很漂亮，她購買了一些，簽名送給親朋好友，其中也給沈醉送了一本。

１９８４年６月底，南方驕陽似火，丁玲從鼓浪嶼回來，便收到了沈醉的一封長信。信是６月６日寄到丁玲家的，但由於丁玲當時應廈門大學之邀，正在鼓浪嶼療養，等她回到北京後，纔看到這封信。她急忙啓開信封，戴上老花鏡，一字一句地讀了起來：

丁玲大姐：

謝謝您賜贈的大作，連讀了三遍，對我明年去美、加等地探親訪友，啓發很大。謹此致謝。

我應當當面去向您請罪，因怕您太忙和不會寬恕我，所以一直想去而沒有去。您抗戰前在上海進行革命活動時，住在法租界，我便是軍統上海特區法租界組組長，我的小組每週都要彙報一次監視、跟蹤您的情況。不過後來您被逮捕，是中統上海區負責人季源溥比我早一步下手，遲一點我就要動手了。

還有一個情況要向您彙報：“四人幫”的爪牙多次派人追逼我，說您被捕而沒有被送到雨花臺去，是您叛變了。我堅持是由於您相當有名（不是您說的“是一個小有名氣的作家”），除了有許多人出面援救外，更重要的一個原因，是由於您是一個女青年作家，這樣就有很多人同情您。反動派比之“四人幫”雖同樣兇狠殘暴，但還有一點點不同，就是對您和一些知名人士不敢隨便殺害，是有八個字的原則，即怕：“社會輿論，國際影響”。

看到這裏，丁玲的思緒信馬由繮，一下又回到了那“反右”和“文革”的歲月中，一幕幕往事，又浮現在她的眼前：

在“反右”的大批判中，口鋒如刀：“丁玲，你怎麼活着回來了？一定是從狗洞裏爬出來的一個叛徒！”

就是用這個公式，在“文革”中，將過去曾經被捕過的革命者，一概打爲“叛徒”。無怪詩人艾青說：“反右”是“文革”的預演。

在“文革”的大批判中，一批批的革命小將指着丁玲的鼻尖質問道：“丁玲！你說你不是叛徒，那國民黨特務爲什麼沒有殺害你？你是怎麼出獄的？”

在“反右”和“文革”的大批判的刀筆劍舌的圍攻中，掛了黑牌的丁玲，只能規規矩矩、低頭認罪地站着接受批判，就是因爲她當年“沒有死在敵人的屠刀下”。

丁玲的生死，她的革命節操，她一生的名譽，就這樣在謎裏，在霧中。過去，敵人的造謠、污衊、誹謗，丁玲不僅坦然視之，同時準備遭受更大的欺凌，因爲自己是革命者。偏偏二十多年後，“革命的同志”以革命的名義重複敵人當年的謠言，辱罵她是“叛徒”。“不！不！不！……”再說多少個“不”字也枉然，人家有既定的結論，不需要用任何材料來證實。這時，她身上長一萬張嘴也沒有用，只有哭，在敵人面前不示弱，不流出來的淚，這時都流出來了。過去，她對敵人咬牙切齒地恨；而這時，她只有悲痛，眼前要定她爲敵人的人，她卻不能同樣視他們爲敵人。這些事，幾十年間，誰又把它真正說明白過啊！

她趕緊止住自己的思緒，擦了擦溼潤的眼眶，又繼續看沈醉的來信：

當我把這一具體情況反撥（駁）謝靜宜等“左”字號頭頭時，她們竟對我狂笑幾聲：“你們過去橫行不法，在我們看來微不足道。瞧！我們連什麼主席、元帥等都不在話下。”我除表示自愧不如外，真是使我啼笑皆非。說說這些，讓您笑一笑吧！專此並請

近安！沈醉頓首

丁玲看完當年“敵人”的來信，深感欣慰，她至少弄清了三個問題：第一是在三十年代初期的上海，嚴密地監視、跟蹤丁玲，隨時隨地想要扼殺左翼文化運動的，不止一個特務組織，各特務組織之間爭相以抓捕革命人士來邀功爭賞；第二，丁玲被捕以後未被殺害，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她“相當有名”，很多人同情她，許多社會知名人士出面援救，國民黨反動派迫於“社會輿論，國際影響”而未敢下手；第三，“文革”時期，“四人幫”繼續對丁玲進行迫害，派人追逼沈醉證明丁玲叛變過，而沈醉堅持實事求是，反而受到謝靜宜等人的奚落與嘲笑。

沈醉的來信，對丁玲正在寫作的長篇回憶錄《魍魎世界——南京囚居回憶》，有不小的幫助。不久，她便接到了中組部《關於丁玲同志恢復名譽的通知》徵求意見稿。這個文件經中央書記處批准後，於１９８４年８月１日由中央組織部正式頒發文件，澄清了有關丁玲在南京被捕那一段歷史的種種謠傳，徹底還了她一個清白。

丁玲去世後，沈醉爲自己沒去爲她送行而深感抱歉

１９８６年的深秋，北京城已有了些許涼意。

這天，丁玲的丈夫陳明和丁玲生前的祕書王增如，結伴來到政協宿舍一個普通的單元樓層裏，這就是沈醉的寓所。丁玲逝世後，他們爲了寫作一本《丁玲的故事》，專門來拜訪沈醉。

落座、寒暄過後，沈醉對陳明他們動情地說：“我非常感謝丁大姐，她在政協會議上發言，談了《我這三十年》這本書，使我得到了解脫，得到了理解，我很感激她。”

“沈先生，不必客氣。”陳明笑着解釋道：“兩年前，丁玲收到您的那封長信後，看得很認真，對您很感激。只是……只是第二天，因她病重被送進了協和醫院，就沒來得及給您覆信，請您諒解。”

沈醉忙笑道：“沒什麼，您不必介意，不必介意。”

陳明道：“沈先生，丁玲已離我們而去，我們想化悲痛爲力量，寫一本《丁玲的故事》。今天登門造訪，是想請沈先生介紹一些三十年代上海國民黨特務活動的情況。”

“可以。”沈醉略一沉思，便詳盡地談起往事來：“三十年代，我是國民黨軍統局駐上海特別組的組長，那時丁玲住在法租界，我們這個組一共有十幾個人，其中有兩三個人專門負責盯視她。那時丁玲是有名的青年女作家，又是左聯成員，很活躍，也很紅，在讀者中，特別是一些進步青年讀者中間影響很大，所以國民黨很注意她，也很恨她。但是我們不知道她是不是共產黨，也不知道她在左聯裏邊的具體職務，監視她的目的就是爲了掌握這些情況，在適當的時機逮捕她，破壞共產黨的地下組織。當時宋慶齡女士也住在法租界，我也去盯視過。魯迅住在英租界，我也盯視過，他用毛筆寫字，寫完後往竹椅上一躺，接着就抽菸。魯迅、宋慶齡、丁玲，還有許多人，都在我的黑名單上。後來丁玲是被ｃｃ派抓去的，ｃｃ派是國民黨的中統特務組織，當時ｃｃ派的勢力比我們軍統勢力大。如果他們晚一步，我們就會下手，把丁玲抓走。”

談到這裏，陳明插言道：“粉碎‘四人幫’之後，丁玲的所謂歷史問題，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沒有解決，有個別文藝界高層人士堅持認爲丁玲被捕以後，有變節行爲。”

沈醉聽後很驚訝，難以理解。他說：“丁玲未被殺害，絕不是因爲她自首、叛變。她如果自首叛變，我們這些人不會不知道。她沒被處死，完全是因爲她的名望，她的影響很大，還有蔡元培、宋慶齡、魯迅這些著名人士的援救，還有外國人的聲援，國民黨反動派怕把事情鬧大了，不好收拾。我真不明白，解放後，特別是三中全會以後，她怎麼還爲這個歷史問題喫了那麼多苦頭呀？”

“中央解決歷史遺留問題需要一個過程，或許內部也有爭議。”陳明想了想，說：“一直拖到８４年的８月１日，中央才正式行文解決了她的歷史問題，搬掉了壓在她心頭多年的一塊石頭。”

沈醉笑道：“丁大姐的歷史遺留問題解決了，我也替她高興。”

但陳明卻怎麼也高興不起來，他黯然傷神地說：“沒想到，她在今年二月扔下我，獨自一人走了。”

沈醉也很沉重地說：“在丁大姐病重和她仙逝之時，我沒去看她，也沒給她送行，真是很抱歉啊！”

陳明頷首道：“對先生的心意，我代表丁玲謝謝了！”

……

如今，這兩位由仇敵變爲朋友的老人，都先後離開了我們。他們富有戲劇性的一生，增加了歷史的厚重感，耐人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