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上海有人撮合楊寶森與我父親黃桂秋合作，其時，父親想宴請楊寶森先生，就讓我穿上一件西服改的列寧裝，做個前站，先行去拜謁一下。楊先生下榻在徐家彙友人家裏，當裏面傳話請我進去時，楊先生穿着一件料子的長夾袍，打橫靠在牀上，見我進門才坐了起來，略呈笑意說了句：“哦，黃府少君。”當時我想起八個字來：“淡泊明志，寧靜致遠。”

楊先生說：“我想了想戲碼兒，對兒戲，大的一出一臺，小的兩出一臺，單挑的，兩人輪着上，還有冷門戲，也可試着上，像《戰蒲關》《南天門》《審頭》《蘆花河》《戲鳳》。你父親1947年灌的《春秋配》，北京常放，有時遛彎兒碰上熟人問我：‘這是不是當年陪過孫菊仙、餘叔巖的黃老五？……啊，太見出息啦！三大件兒也好，過癮！’我住的衚衕裏有家油鹽店，放無線電，尤其一到金風送爽的晚上，皓月當空，此時、此景、此音、此人——黃桂秋詩意很濃啊。”

大概楊先生看我這個晚生下輩還不討厭，問了問我工什麼行當，我說：“給爸配小生。”可萬沒想到楊先生卻把昨天跟一位票友談“楊派”的事兒倒給我聽。我估計在我沒進門之前，他一定在思考着這個問題。俞伯牙既無鍾子期在座，對牛自然也可彈琴。可現在寫出來，擲地卻出金石聲。他說：“古人說‘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徐小香留下的畫像，王楞仙留下照片，可餘叔巖先生給後學者留下了唱片，張張精品。他的音域通天入地，膛音蜜甜，低音泉湧，行腔多變，有時錘鑿斧砍，故意在激昂處擺點顏色，有時似有若無故意在抒情時放出灑脫，一種無所謂的大派。如果說中國社會中士大夫階層代表中國的知識中堅，道貌岸然雖不完全表達他們的外形，那麼來自譚派的餘派唱腔，卻把中國的鬚眉男兒表現得淋漓盡致了。王佐唱出了一位謀士的正義，楊繼業唱出了百戰老將忠奸分明的凜然，伍員唱出了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守將的清醒，莫成唱出了忠義之士火中取栗的襟懷，宋江唱出衙中忙後關心收留孤女的閒情，孔明唱出了臨戰不驚運籌帷幄的軍師風貌，秦瓊唱出了落魄英雄初見轉機的激情，花雲唱出了大戰在前視死如歸的膽略，唐太宗唱出一心向善爲唐定基的理想，陳伯愚唱出了長者恨鐵不成鋼的憤怒。餘叔巖成功地塑造了一個又一個音樂形象，真是個光彩照人，美不勝收。”楊先生接着說：“‘滅高人有罪。’餘三爺有傳統，有探討，把畢生精力都拿出來了。餘叔巖只知力追老譚，使其更完美，更超脫。人生有限，亦無限，至今仍沒有人超過餘大賢，他的生命力仍存在，仍在領導老生行。餘先生說，用音要像吊桶汲水，四不着邊兒。擦牆、碰桶、磨繩，都是在虐待聲帶！他開的是好方法，可是我音域窄，低下有餘，逢高不起。喫了這碗飯，又遇高師同世，卻沒餘先生的本錢，這可把我難住了。但學餘銳志不減，慢慢有了自知之明。自己中音似有特色，我們大爺（指楊寶忠）說我‘老三你的中音很耐聽，像面京鑼，響、亮、厚、潤，共鳴、水音兒都是受聽的，奔着餘先生的目標，找着自己的落勁，年紀又在這啦，是騾子是馬都得出去遛遛啦。’京戲這個東西很怪，只要是好東西入耳難拔，想忘也忘不了。開始搭程四爺的班兒，真有點醜媳婦總要見公婆的勁兒，觀衆認爲我是餘學譚的路數，雖高處不夠，但中區富足，觀衆也就這麼遷就地聽下來了。後來由於上座成數的上升，自己心中有了點兒底，於是就挑班兒了。我有張底牌，細心人會察覺得出。我唱《武家坡》，先上《趕三關》；唱《伍子胥》，先上《戰樊城》，千方百計先把嗓子唱熱。把嗓子唱熱的目的，是爲了爬上餘先生創下的高峯。心有餘力不足。觀衆明知我的‘力不足’，但大家欣賞我這‘心有餘’。我力爭做到尺寸不減。勁頭不縮；有時筆不到，但意一定要到，甚至寧讓音破，力爭腔圓。其實臺上演員與臺下觀衆天天交換着心氣兒，一天又一天，一場又一場，我摸到了觀衆的心理，他們愛聽的就是我這點奔頭兒。在高腔高音的地方，我看到觀衆在爲我使勁兒；當我闖過了險，過了門，他們好像又得到了‘射門兒’成功似的滿足。所以我說我的演出下的是險棋，打的是風口浪尖上的仗，也像運動員的撐杆跳，競技的心理非好不可。觀衆感到雖不直上青雲，但磁實可喜，這就是我的開賣點。昨天的一位恭維我半天，並給我戴上‘楊派’桂冠。說楊派是餘派的普及派，還說他就是楊門本派，並唱了一段，我一聽就起了一身雞皮疙瘩。他的音色應該叫橫寬，並以寬爲榮，拼命放寬音兒，逢高砍平，逢腔鋸少，尺寸越拖越慢，尾巴越拉越長，如果拿它當催眠曲都有點恐怖。我告訴他‘我生不立派，以免謬種流傳’。”

那天我回家把楊先生談流派的話講給父親聽。父親說：“爲派而派，其派必敗。”

（摘自 黃正勤 原《梨園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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