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統一天下對中國歷史發展有哪些不利的影響

秦始皇統一天下，在中國歷史上寫下濃墨重彩的一筆。秦式的統一不僅僅是疆域上的歸一，而是涉及生活、經濟、文化、思想等全方位的大一統，自此統一成爲中國歷史發展的主流，並深入中華民族的骨髓，對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和中華民族的良性發展，有着極爲深遠的影響。然而，福兮禍所伏，秦朝統一天下對中國歷史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的同時，也帶來了一系列不利的影響，有些舉措甚至是大開歷史的倒車，讓人捶胸頓足，惋惜不已。秦式統一的不利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秦朝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一統王朝第一，焚書坑儒極大地摧殘了先秦燦爛的古文化

焚書坑儒在歷史上有很大的爭議，但是主流觀點認爲秦始皇焚燒了六國史料和諸子百家經典，並坑殺方士和儒生。因爲秦國統一六國是通過簡單粗暴的戰爭爲基礎的，採取了與《孫子兵法》中的“攻心爲上，攻城爲下”思想相背離的政策，以攻其城，滅其國，屠其民的高壓手段降服六國及其遺民，缺少必要且有效的同化手段，使秦朝中央政權對六國遺民缺乏向心力。秦朝統一之初，國內形勢是非常不穩定的，統一思想對於秦朝廟堂來說勢在必行。

焚書是中國歷史上的一次文化浩劫

但是統一思想採取的方式依然是簡單粗暴，首先踐行欲滅其國，先滅其史。大肆焚燒六國史料，獨留秦國史書《秦紀》，但是《秦紀》終究是一家之言，世人皆知，秦史諱敗，又有於己大肆宣揚，於敵大加貶低的毛病，所以《秦紀》對歷史的還原度不高。許多耳熟能詳的歷史事件，其中的起因、過程、結果往往撲所迷離，這對於史學家研究戰國曆史是非常不利的，極大地限制了先秦時代歷史的傳承。秦朝尊崇法家思想，同時以李斯爲代表的法家利用手中權力壓抑其他學術派別，所以對諸子百家學說也是倍加摧殘；秦朝中央擔心私學盛行，諸子在政治思想上製造的混亂局面，甚至借古諷今，誹謗朝政，焚書的重要對象還涵蓋了諸子百家的典籍。百家爭鳴所誕生的璀璨文化典籍和先秦的古典文獻都被付之一炬，這是中國文化最爲慘重的一次損失，先秦時代古人的心血和智慧結晶慘遭踐踏。

法家治國的利器是爵祿和刑罰，對儒家的《詩》、《書》、禮、樂，深惡痛絕，各國軍事和行政漸漸被儒家等主流文化所滲透，導致戰爭機器的發展被文化束縛。儒家經典自然逃不過被焚燒和被管制的命運，儒生對此大爲不滿，對秦始皇頗有微詞。始皇帝認爲儒生枉顧當今的法令，以古諷今，會擾亂百姓的思想，下令追查“誹謗者”，先後有460多個方士、儒生受牽連而被活埋。“坑儒”實際是周厲王“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的一次加強版本，極大打擊了普通民衆對君王過失直言相諫的勇氣，窒息了一切監督統治集團的輿論場。後來影響逐漸擴大到政治層面，普通民衆絕口不談政事，演化成後來的“莫談國事”，進一步僵化了封建階層的政治活動。

坑殺儒生第二、爲穩固統治採取愚民弱民的政策爲歷代封建王朝所沿襲

商鞅曾著《商君書》，其中載有馭民五術，即壹民、弱民、疲民，辱民，貧民。壹民就是統一思想，壟斷意識形態，實施愚民政策。弱民既是弱化民衆力量，形成國強而民弱的力量格局，將國家機器凌駕於民衆之上。疲民的主旨是爲民尋事，通過不停徵戰和服徭役，使之疲於奔命，無暇顧及其他；辱民的核心在於使民衆匍匐於生計，削弱他們的自尊自信，接受統治階層制定的貴賤有別，唆之相互檢舉揭發，終日生活於恐懼之中。貧民則是統治階層剝削民衆的重要方式，除卻生存必須，剝奪餘糧餘財，此舉一箭雙鵰，一方面大肆聚斂，另一方面強化民衆對國家的依靠。

原本在秦國施行馭民五術的，在秦朝統一後更是在全天下推廣開來，併爲後世封建王朝被效仿，歷代統治者視其爲穩固統治的良方妙藥，推崇備至。即便是在盛世時代，賢明仁義的統治者會摒棄疲民和貧民，做到輕徭薄賦，卻變本加厲的強化壹民（愚民）、弱民、辱民。這種飲鴆止渴式的治理方式遏制了人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更是荼毒了人民心智，固化了民衆的奴性。這一封建糟粕並沒有使歷代王朝江山永固，反而加速了其衰敗的過程，這也是封建王朝難有三百年之國運的重要原因，國祚甚至不如落後的奴隸制王朝夏商周。

修築長城也是被歷代王朝所效仿第三，重農抑商阻礙了社會的發展

秦朝把百姓綁架在國家機器上之後，逼迫百姓只做兩件事，一是耕作生產，二是打仗服兵役。耕戰被視爲合法職業，國家予以支持和獎勵。卻將其他的職業，諸如商人、隱士、學者、遊士和手工業者列爲“五害”，他們的活動被限制或者禁止，甚至依秦律對其進行打擊。獎勵耕作打擊商賈是重農抑商的具體體現，被後世統治者全盤接受，反覆強調以農爲本，有利於地主階級通過土地的剝削農民。

萌發於春秋，興盛於戰國的商業被秦朝取締，使中國的商業發展受到嚴重製約，遠落後於同時期西方的古羅馬和古迦太基，甚至不如早先的古希臘。商業是繁榮國家經濟和提高生產力的重要渠道，能積累廣大的財富，強化人與人，國與國之間的聯繫；也是中世紀探索發現新大陸和開闢新航線的驅動力和利益基礎。重農抑商讓中國在發展過程中逐漸變得閉塞和保守，過分強調自給自足，破壞了社會賴以前進的新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形成，違反了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導致了中國的發展慢慢地落後於西方，資本主義遲遲無法長出嫩芽，而明末剛剛萌芽的資本主義經濟也得不到發展，使中國錯失發展資本主義良機。

重農抑商爲歷代封建王朝所推崇第四，獨尊法術禁錮思想，後演變成“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秦國自商鞅變法後確立了以術治國的思想，秦朝統一中國後同樣延續使用商鞅變法的那一套，於外擴張征戰，對內高壓統治。焚書坑儒就是對內高壓統治的典型代表，主要目的在於統一併禁錮民衆的思想，讓民衆變得愚昧不堪，沒有反抗封建統治的內心意願。焚書坑儒的本質是國家和民衆層面皆皈依法家思想，其他諸子百家的學說不得流行，否則以罪論處。這一做法在西漢武帝時被改弦更張，換了身皮，演化成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實際上和秦朝的“獨尊法術”是一丘之貉，換湯不換藥，終極目標還是爲了鉗制思想的發展，維護封建統治。

春秋戰國，中國社會雖然動盪、混亂，但思想、文化和價值觀卻是百家爭鳴，自由、開放、多樣的。不同的思想和制度之間不斷碰撞，不斷促進社會的前行。而秦朝統一中國後採取法家權術的“愚民政策”，對民衆大腦中的多元化思想進行格式化刪除，然後統一粘貼封建糟粕的那一套“忠君”思維，企圖統一併鉗制民間思想以利於統治；結果是知識分子思想的翅膀被徹底折斷，中國人的智力開始持續滑坡。以“愚民”、“弱民”爲手段禁錮民衆思想爲基本統治手段，成了禁錮思維解放的枷鎖，扼殺民衆接受開明教育，啓蒙思想的可能性，抑制了多元文化的發展。原本繁榮的文化圈變得霜氣橫秋，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的盛況再難以重現，想象學術上的百花齊放也失去滋生的土壤。中國兩千多年封建社會死氣沉沉，萬馬齊喑。

商鞅構建的理想國是一種畸形國家第五，秦朝統一中國後造成史上第一次道德水平的大滑坡

秦國立國正值禮崩樂壞之際，又地處西陲，受戎狄文化影響較大，未遵王化，故不似中原國家那般重視禮教，常常被中原諸國鄙視，開化程度甚至不如自稱“蠻夷”的楚國。而商鞅又把禮樂、詩書、良善孝悌、誠信貞廉、仁義、非兵羞戰，列爲毒害國家的“六蝨”。這種自商鞅時代開啓的強盜政治在秦朝統一中國後繼續被統治者施行，爲了全功率開啓戰爭機器，不但將治下的百姓的職業簡單化爲耕作生產和從軍，還將周禮的精髓悉數摒棄，造就了秦文化的野蠻性和非人道性，也便有了“秦國之俗，貪狠強力，寡義而趨利”的說法。

爲了強化控制，秦朝統治者一方面禁錮思想，另一方面出臺嚴刑酷法。如施行的連坐制，編民五家爲伍，十家爲什，一個編制裏的百姓，有人犯法，哪怕是同牀共枕的夫妻，知情人不報官府，會被牽連受罰，而告密者則受重賞。這種扭曲人性的律法將告密倡導爲主流價值觀，極大地敗壞了社會風氣，降低了整個社會的道德水準，使整個秦國蛻變成一個恐怖的特務國家。

由於“仁義”被列爲“六蝨”之一，加之秦律禁止遊士的活動，春秋戰國時代那些重義輕生，捨生取義的慷慨悲歌之士，在秦朝便失去了賴以萌芽的環境，自此絕跡，取而代之的是那些唯唯諾諾，迷信封建權威，圓滑奸黠，斷了脊樑骨的奴才順民。普通民衆一改以往謙謙君子之風貌，開始變得薄情奸詐，趨利忘義，兇狠暴戾，將周禮強調的仁義禮智信踐踏的支離破碎。所以說秦朝的國家機器就是以整個社會道德大倒退爲代價全功率開啓的，終秦一朝是自堯舜以來社會道德水平最低的一個時期，也是中華歷史上第一次道德水平的大滑坡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