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寧教我負天下人 休教天下人負我

Yee君說——

人類是天使與魔鬼的結合體，在亦正亦邪的電影角色中，我們似乎也能從自己的身上看到他們的影子。當我們產生同理心時，事情可能會變得更糟糕，但當我們露出一些天生的小邪惡時，事情往往會變得正確而符合準則，那些具有“黑暗三位一體”特徵的人們往往也會成爲人羣中更有領導能力的成功者。“寧教我負天下人 休教天下人負我”，世界果真應該如此嗎？

萬聖節是一年中爲數不多的允許我們做 “壞事”的一晚。但是一些科學家卻說道，除了萬聖節，我們在平時也會縱容自己做一些壞事。

心理學家德爾羅伊·鮑赫斯是一位專門研究人性之惡的專家。作爲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研究實驗室的負責人，德爾羅伊·鮑赫斯研究了“黑暗”人格的諸多特徵。在2002年，他和另一組研究人員發現了“黑暗三位一體”理論，即三種截然不同的反社會人格特徵:1.自戀或強烈的自我推銷2.馬基雅維利主義，喜歡操縱周圍人的情緒3.冷酷無情，自我膨脹，容易衝動。

在 2013年，基於德爾羅伊·鮑赫斯實驗室的研究成果，科學家們將黑暗三位一體這一元素加進了第四期“日常虐待”實驗。在由鮑爾斯實驗室的科學家伊林·巴克爾進行的一系列實驗中，參與者會被詢問他們是願意殺死蟲子、或者幫助滅蟲者殺死它們，清潔廁所，還是願意把手伸進冰水裏60秒。

53%的受訪者說他們要麼殺死蟲子，要麼幫助別人一起滅蟲；那些選擇願意殺死這些蟲子的人(約佔受訪者的26.8%)，隨後科學家向他們展示了三隻木蝨——分別叫Tootsie（小寶貝）、Muffin（馬芬小蛋糕）和Ike（艾克）和一個咖啡研磨機(參與者不知道的是，這些蟲子被放進的咖啡研磨機的刀片是塑料制的，這些蟲子其實並沒有被絞死)。這26%的參與者不僅“殺死”了部分或全部蟲子，而且他們中的一些人還說自己很享受這個過程。

當實驗涉及到引起人類不適的行爲時，研究小組發現了類似的結果。在另一項實驗中，參與者被要求與他們在另一個房間的“對手”比賽電腦遊戲（其實那個房間並沒有人）。如果他們贏了，他們就有機會用一切方法發出噪音來“分貝轟炸”他們的對手。研究證實，參與者中的大部分人都願意用大聲的噪音來攻擊對方；與此同時，虐待狂們不僅喜歡把聲音弄得更響，而且還願意完成一些更加無聊的任務。人們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會不厭其煩地去傷害別人——這一發現讓德爾羅伊·鮑赫斯感到十分的意外。

“精神病患者的衝動自私性格、自戀者的自我崇拜情緒……這些都是相對已知的領域，並且有着大量相關的研究資料。我們都知道世界上就是有這樣一羣人存在。”他解釋道，“施虐狂在某種程度上會做出讓我們出乎意料的事情——事實就被擺在我們面前，但這些行爲會被規範化到人們都不會注意到的地步。”目前研究者還不清楚社會上會有多少人會傾向於人格中的黑暗譜系，但據估計數量可能會很多。

在今年7月，哥本哈根的研究人員發現了一些黑暗人格的新特徵，他們在原有特徵上加上了“利己主義”和“惡意”這兩個詞，它們都有一個共同的“黑暗核心”的特點。也就是說，如果你有這些特質的其中一個，你可能還會在日後表現出另一個或多個其他特質。

但這其中的原因是什麼呢?首先，這些發現可能具有很大的研究價值。在一個不斷變化的社會道德觀中，邪惡的概念意味着對傳統道德和法律的違背，這個一成不變的概念已經困擾了人們幾千年。然而現在，我們有了更多的研究工具例如：心理學、神經科學、遺傳學等，這些理論很好的幫助了我們研究和檢測了邪惡的根源。

過去半個世紀關於邪惡的研究表明，我們大多數人都有潛質成爲邪惡的人。倫敦大學學院心理學家朱莉婭·肖說:“關於謀殺這樣的事情，我認爲大家高估了這些行爲所涉及的邪惡程度。”

朱莉婭·肖是即將出版的《邪惡:人性陰暗面背後的科學》一書的作者。她說，圍繞在邪惡周圍的神祕主義讓人們不再把自己視爲潛在的犯罪者，但大多數邪惡的行爲都是由相對正常的人在短時間內做出的錯誤決定造成的。她說：“我們所有人都可能會做出非常可怕的事情。”

另一方面，我們都有使別人失去正常人性的本能。科學界有一個叫“非人化”的研究領域，其中最著名的是二戰後關於蒸汽的著名米爾格拉姆實驗，該研究旨在探索如何讓信任和權威可以輕鬆的去傷害他人，這個20世紀70年代著名的研究表明非人化在動員組織大規模殺戮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一些研究人員，包括著名的”斯坦福監獄實驗”的菲利普·津巴多博士認爲非人化是人類邪惡產生的基礎。包括最近的實驗表明“公衆非人化”的傾向是一種強大而簡單的力量。

2017年的一項相關研究表明，“普通人”很容易成爲我們熟悉的網絡流氓，如果在一段時間裏，他們的心情和狀態很差，並且接觸到了其他網絡流氓，這部分人被同化的幾率會翻倍。即便是那些在生活中看起來很完美的人，他們也會在那種情況下本能地去享受別人的痛苦——正如《美國最搞笑的家庭錄像》第29季中充分展示的那樣。

邪惡不是人類後天習得的行爲，2013年的一項研究發現，4歲大的孩子就會有幸災樂禍這一情緒，以及對別人的不幸感到開心的狀態；當他們認爲一個人活該遇到這種不幸的事情時，他們的反應尤其強烈。今年的另一項研究表明，6歲的孩子寧願把錢花在看一個反社會的木偶被懲罰的情景劇上，也不願把錢花在買可愛的貼紙上。這其中難道沒有顯示出人類的本能嗎?這種情緒最早會出現在5歲的時候，研究人員在9到13歲的人羣中也頻繁地觀察到這一現象。

換句話說，我們所認爲的應當被譴責的行爲不僅僅是暴力的掠食者和其他我們稱之爲邪惡的人的專屬行爲，它是我們所有人人性的一部分，它從我們出生的那一刻就存在在我們的身上。

然而，有些時候這種小的邪惡卻是對我們有幫助的。再想想黑暗四分體這一理論——即馬基雅維利主義、自戀、精神變態和日常虐待。這些特徵在人羣中如此普遍，說明這些壞的東西是有它進化的目的的。

小的邪惡是一種潛在有用的交配策略，至少在短期內是這樣的——2014年的一項研究似乎證實了女性確實會被我們所說的渣男所吸引。研究人員讓128名女性給虛構的男性角色的吸引力打分；儘管這128個模型的外表不變，但女性一致認爲具有較高指數“黑暗三位一體”性格特徵的男性對她們的吸引力更高。

在2016年的另一項研究發現，自戀的男性在約會方面比其他男性更加成功；在女性中，心理變態也與短期的交配吸引力呈正相關。德爾羅伊·鮑赫斯團隊在2014年發表的一篇關於黑暗人格分類的文章中提及——大家更喜歡與具有黑暗人格的人打交道，而不是一個乏味的人——他們把這兩種人比作“活火山”和“死魚”。

還有更多的證據表明，這些黑暗的特質在其他方面得到了好處。自戀者在面試中往往表現的也更加出色。有馬基雅維利主義傾向的人會在董事會或領導職位上獲得成功。正如記者喬恩·榮森在2011年出版的著作《精神變態測試》中所發現的那樣，在大公司的首席執行官中可確切被診斷爲精神變態的人約爲4%，是一般人羣的四倍。在2018年發表在《應用心理學雜誌》上的一項綜合分析也表明，精神變態和領導能力之間存在一種微小但真實的聯繫——這意味着我們更有可能崇拜甚至跟隨那些表現出精神病態特質的人。

我們甚至可以認爲：從別人的痛苦中獲得快樂也可能是進化上的適應性的一種表現:一些研究表明戰時虐待行爲可能會抑制戰爭創傷後應激障礙的進一步惡化。德爾羅伊·鮑赫斯和他的同事認爲，在普通人的生活中，習慣性虐待者可能會得到他們想要的位置，特別是在一些需要懲罰機制的職業中。

“如果條件允許，你就一定會做些偷工減料，一些卑鄙的事情，甚至這些虐待者的存在是爲了達到最有利於社會的目標。”德爾羅伊·鮑赫斯說。“如果你只是每天坐在沙發上，做一個完美的人，你在改變社會和貢獻價值方面是毫無用處的。”

這些被視爲邪惡的行爲和想法甚至可能成爲社會進步的動力。朱莉婭·肖就是一個爭取LGBTQ（性少數羣體）權利的例子:在近代歷史上的文化背景下，性取向差異一直被視爲對歷史社會規範嚴重違背的存在。願意挑戰這一規範意味着邊緣化社區的權利的增加。“這種打破規則能力的提高會導致這些問題最終的解決。” 朱莉婭·肖指出。

我們對邪惡行爲的定義是一個不斷變化的過程，但有一點是正確的:我們並不總是那麼可怕和邪惡的。我們成立許多社會組織來保護和支持人羣中最脆弱的羣體。我們經常在社交媒體上大聲譴責侵犯和墮落的行爲。我們許多人會積極宣傳反對戰爭以及很多不平等的思想。不管新聞媒體想讓我們相信什麼，我們也不會變的更加邪惡。

認知學家斯蒂芬·平克在2011年出版的《人性中更好的天使》一書中提出了一個著名的觀點:人類正在變得越來越好。他說，當社會傾向於文明，當社會積累了一定貿易、商業、技術和教育的福利時，暴力就會隨之減少。研究人員稱，阻止邪惡行爲的是我們的移情行爲。

積極瞭解別人的感受和情緒這一良好的品質被認爲是邪惡的解藥。然而這並不是一種純粹的善，耶魯大學心理學家保羅.布魯姆博士在2017年出版的《反對同理心》一書中，論證了人類文化中對同理心的推崇，追溯本源只是一種對道德底線無意義的堅守。

保羅·布魯姆在他的書中舉了一個例子，在1995年的一個研究中，研究人員告訴受試者一個叫做雪莉的女孩患有一種致命疾病。雪莉現在就在等待治療的名單上，但她在名單靠後的位置，在她之前還有很多其他的孩子。參與者被告知他們可以把雪莉移到接受治療列表的首位。

那些只是在經過一段時間的思考後被問道答案的人認爲，她需要像其他人一樣等到自己被治療的機會。但是那些首先被灌輸了去切身體會她痛苦的感受，並和她產生共鳴的人，更傾向於把她接受治療的名額提前。同理心導致參與者做出一個不公平的、情感化的決定，但這會讓其他孩子處於不利的位置。在保羅·布魯姆自己主持的實驗中，他發現人們越是善解人意，就越傾向於對那些造成痛苦的人施以更嚴厲的懲罰。

換句話說，同理心是一種不完美的存在。至於邪惡，做壞事的人沒有什麼特別或可怕的地方；因爲我們這些看起來“正常”的人也有可能做出跟他們一樣的事情。那麼爲什麼我們會變得不那麼邪惡了呢?我們之所以看起來不那麼邪惡，不僅是因爲我們擁有對他人的同情和善良的一面，還因爲我們知道自己有一種邪惡的潛質。

保羅·布魯姆說:“當我們意識到危險的一面，我們就能控制住它，同時警告自己這種邪惡的心理不會消失。”他認爲，我們可以假裝自己都是無辜的，但最好還是要明白邪惡其實一直在我們的身體裏，不會消失。

瞭解這一點意味着我們在使用標籤時應該更加小心。對邪惡的治療使我們對自己的邪惡視而不見——對我們稱之爲邪惡的人的人性視而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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