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公布的“十三五计划”显示，中国将继续加强在科技研发上的投入。到2020年，中国政府用于研发的财政投入将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5%。从政府到公共机构，再到私人企业，各种不同的力量汇集，让中国在全球健康和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今年10月，盖茨基金会创新挑战大会年会第一次在中国举行，邀请国内学界、产业界、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海归代表进行了一场关于“中国：创新为世界”的主题讨论。过去30年中，什么是中国创新最重要的引擎和动力？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中国最需要改变的是什么？《知识分子》特将讨论全程整理如下，展现各方不同观点。

主持人：

李一诺，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

讨论嘉宾：

鲁白，清华大学医学院常务副院长

汪建，华大基因董事长

杨青，药明康德执行副总裁、首席运营官

杨晓明，中国生物技术集团公司董事长

李一诺，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

李一诺：

当我们谈论中国的创新的时候，会涉及到许多不同的领域，不仅有学术界、国有企业，还有私企，以及海归们。我们要从中选取出具有代表性的成员来进行这次讨论，是很困难的。我很高兴来主持这次讨论，在座的几位将发表他们的看法。

首先我简单介绍一下他们。你们可能已经看到了他们的简介，所以我会谈一谈小册子上没有提到的关于他们的事情，他们现在一定很紧张。（笑）

首先是杨青（Steve Yang）。他是著名“海龟”，在美国学习工作了17年，从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拿到博士学位，后创办了生物技术公司，然后回到中国，现在是中国生物医药界的领军人物之一。这是你们从简介中可以看到的。你们不知道的是，杨青是一个“文学青年”。他阅读广泛，我记得第一次和他吃饭，在30分钟里，他把近代百年中西的创新用几个故事讲得无比通彻。

汪建，每个人都知道他的大名。每次我见他都能学到东西。上一次我见他，我想向他要一张名片，他给我展示了他助理手机上的二维码，说你扫描一下。我扫描了，里面包含了所有他的信息。他也引领着中国“室内穿户外装备”的时尚潮流。我想对这对于女性时尚来说是正好相反的。

杨晓明是一个看上去很严肃的人，但实际上不是。中国首个通过WHO预认证的疫苗是乙型脑炎减毒活疫苗，它是由中国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CNBG）成都研究所研发的。这是一个轰动的新闻，每个人都很兴奋。这是中国疫苗制造产业的里程碑。杨晓明先生在中国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担任了各种职务，一直以来都是这个项目的领导者和鼎力支持者，所以他为中国疫苗的第一个突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鲁白先生也跨界很多。他最先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神经科学家，然后在葛兰素史克公司领导研发，现为清华大学医学院常务副院长。此外他也有一个小秘密。例如微信平台有两个最著名的科学类公共账号都跟鲁白有关。微信是中国所特有的APP，类似于博客，有超过六亿的用户。鲁白他们做的就是，每天以轻松有趣的方式向大众传播科学思想和知识。我很尊敬鲁白先生，他领导微信自媒体《知识分子》面向大众进行科学传播。

好了，现在将开始我们的讨论。我一共会提三个问题，都是不容易回答的问题。所以可能会花些时间。在这三个问题之后，我们会向在场的观众开放问答，如果你们有什么特别迫切想问的问题，现在就可以开始准备了。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历史的。

我对在座的几位做了个小小的调查，我发现他们代表了中国的两代科学家。你们可能也从昨天施一公教授和张来武副部长的演讲中知道，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的教育和科技发展产生了严重的阻碍作用。在座的都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之后进入大学的。汪建先生1976年进入大学，鲁白虽然看上去很年轻，但他是1978年上的大学（笑）。所以这是经历过艰苦岁月的一代人，他们不放弃对知识的追求，自学然后进入大学。然后下一代人，杨晓明先生是1980年进入大学的，杨青更晚，是1986年。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你们都见证了过去三十年中中国的发展。人们都把过去三十年叫做“奇迹的三十年”。所以我想知道，你们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就是过去三十年中是什么推动了中国的创新？什么是中国创新最重要的引擎和动力？分别从学术界或者企业界的角度来谈谈。

鲁白，清华大学医学院常务副院长

鲁白：

我叫鲁白，鲁迅的鲁，李白的白，你就知道我父母想要我做什么，但我最后是没有做什么（笑）。一诺，你翻译一下吧。

就我而言，什么是推动中国创新的最重要因素？一个非常明显的因素是国家对科学研究的投入，这也是你们可能从许多数据中所了解到的。举例来说，在过去的30年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一年一年不断增长，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率。这对科学创新的刺激显而易见，但这并不是我想重点讲的。

第二个最重要的因素是对人才的投入，包括本土的人才培养，以及对外国人才的引进，我们称为海归。不知你们对托马斯·弗里德曼是否了解，他写过一本很有名的书叫《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在他访问中国之后，他又写了一本，叫做《曾经的辉煌》（That Used To Be Us）。在那本书里，他比较了美国和中国的发展，提出了支撑经济增长的五个主要因素，他称之为五根柱子。令人感到吃惊的是，其中一个因素是移民。对美国来说，保持经济增长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移民。早期是犹太人移民到美国，第二波移民潮是1960年代的印度人，第三波是1980年代开始到现在的中国人的移民潮。这些移民，大部分都接受了高等的教育，也有不少是在美国接受的高等教育，他们对保持美国经济的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自1978年起实施改革开放政策，有许多的年轻人到海外留学，大部分是去美国，也有去欧洲和日本的。大约十年前开始，一些在海外受了良好教育的中国人开始回归到中国来。一开始是投身学界，后来也有到国内产业界来的，这个回归的趋势增长很快。我不知道确切的数据，但我们今天能在各个行业看到他们的身影。这就是海归潮，这是一个潮流。他们对中国经济的转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尤其是在学术和工业的创新领域。对发展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引擎。

我想我应该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另外三位，他们会指出其他一些因素。如果你们愿意，我会在他们之后详细谈论这一点，也会指出一些问题。

杨晓明，中国生物技术集团公司董事长

杨晓明：

什么叫创新？

我们第一个理解就是科研的原创。就科研原创来说，创新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和坚持，这个很重要，我们国家原创的乙型脑炎减毒活疫苗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同时，科研原创还需要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这个也很重要，相互启发，相互借鉴。

创新还有第二个内容，也很重要，如工艺的原创，特别是疫苗产品的工艺的创新，也是非常重要的。创新和发展疫苗生产工艺，达到规模化生产，才能把原创的疫苗科学转化成一个大众能够使用的一个的产品。

在疫苗领域还要有第三个是创新，即整个疫苗应用模式的创新。每个疫苗的产品，从研发到临床研究，到最后使用，设计（需要考虑）到每个人，特别是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经济状况。比方说中国在沿海地区、内陆地区和西部边疆地区都不一样，文化也不一样。我是少数民族，藏族。在藏族的地方，人们对疫苗的接受程度，从文化上可能和回族的地方不一样。所以在应用疫苗的模式上也需要创新。

第四个是制度的创新。在中国，监管政策和科研的体系支撑方面的创新属于制度创新，也都非常重要的。

汪建，华大基因董事长

汪建：

在中国，人们称华大基因是麻烦制造者，因为我们做了许多看似奇怪的事情。我们并不非常遵从政府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常常问自己，“什么是人们真正需要的？而我们可以为人们做些什么？”

我在中国西北山区长大。那是一个非常贫困的地方。我14岁的时候，我被送往那里的乡村接受知识青年再教育。在那个时候，我深切感受到那里的人们面临着的最大的问题是传染病和出生缺陷(infection disease and birth defect)。这也是盖茨基金会近年来关注的重点。在早年，除了疫苗不足，技术和检测仪器的缺失也是很大的一个问题。这也是我们从20年前开始就专注于测序技术的原因。

事实上，那个时候我们认为西雅图是人类基因测序技术的中心，所以我们将那里的技术和想法带回到中国来。当我们这样做时，有许多不同的声音，后来人们开始称我们为麻烦制造者。尽管如此，我们得到了相当的自由可以做我们想做的事，去说自己想说的话，去做自己感兴趣的研究。

现在，我们正在做一些临床上的创新，我们也得到了许多自由。回答什么是创新这一问题，就要回答人们真正需要什么，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尽管我们给中国主流学术界带来了一堆麻烦，做着有违惯例的事情，我们还是得到了许多支持。我认为，中国找对了方向去做研究，去创新，去回答我之前提的那个问题，去通过创新给人们带来好处。这正是我们在做的事，也是我们之所以成为我们的原因。

杨青，药明康德执行副总裁、首席运营官

杨青：

我2006年从美国回到中国，到现在已经快10年了。我认为中国过去近十年间的药物创新主要由以下几个因素推动。就像刚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徐岩英主任的发言指出，政府加大了对科学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在科研和教育上也加大投入。刚才鲁教授对海归人才的贡献也做了很好的总结。还有政府、企业与私人的资金投入。

我觉得还有另外两个重要因素。一个是创业精神。我早期的职业生涯是从美国旧金山硅谷的一个生物科技创业公司开始的。我现在所服务的公司还很年轻，药明康德只有14年的历史。李革博士和他的合作伙伴创建药明康德时，真的被一个非常简单的想法所激励，然后不断探索前行。所以，创业精神对推动创新非常重要。

其次，我认为西方的制药产业发展的经验让我们获益匪浅。中国生命科学创新的生态系统既不用闭门造车，也不用走西方国家的老路。我们学习西方的精华。比如，我们可以建立共享的基础研发能力与技术平台设施，促进良好的合作与信息资源共享，实现推动创新的目的。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行业的发展是由大量为满足的医疗需求所驱动。我们所在酒店会场环境很好，但是各位看看窗外，今天外面的空气质量并不是那么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生活方式的改进给我们的健康带来新的风险因素。从人口老龄化到糖尿病、呼吸道疾病等慢性疾病以及传染性疾病，我认为这会带来巨大的新的医疗需求，正如汪老师所言，我们这个行业还有很多促进创新的因素。

鲁白：

我在杨青和汪建的发言基础上再讲两句。我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阐释创业精神。我称之为文化。这个文化并不是指儒家思想意义上的中国传统文化。经过35年的改革，中国已经创造出自己独特的新文化。

这一新文化包含四个要素：

第一是激情。中国有很多人像汪建一样，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成功，能够改变自己的人生，甚至改变社会。他们带着激情在自己的岗位上拼命工作。

第二是创新精神。在我看来，创新精神就是打破思维定势，就是用全新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你可以看到有很多不循规蹈矩，勇于探索，另辟奇经的年轻企业家，他们能够打破思维定势，“无中生有”。

第三个是杨青刚刚提到的，创业精神，也就是自己来发起一件事，一个企业，从头做起，不怕失败，勇于面对困难，执着坚持，勇往直前。现在可能是中国有史以来最适合创业者创业的时代。跟西方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正在变成最适合创业的地方之一。

第四个要素是“我能”的精神。这一要素大家可以从刚才汪建发言中感觉到，这就是：我能做到。很多不敢或不愿改变现状的人会说：“你知道的，你不能做这个，这是规定，这不是我们能做的事情。”但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拥抱“我能”的精神。放手去做，只管往前，趁别人告诉我们不可以之前，我就做了。

李一诺：

谢谢鲁白的精彩总结。刚才听你发言的时候，我想到了我自己还有组员们。我觉得你所说的和最后总结的在美国也是一样的情况。如今在中国也是很主流的。说一件有趣的事，我这周末和我们盖茨基金会CEO苏珊（Susan Desmond-Hellmaan)去了天坛，那是一次很有意义的参观。如果你去天坛的话，那里基本上就是最秩序森严的地方，你能了解到旧中国的政治、等级制度、历史演变等等。但同时，如果你去看年轻一代的中国人，却是完全相反。我认为这种对比，甚至可以是冲突在当今中国十分常见。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常说：在中国任何事情都能做成，但是要做成任何事都不容易。

问题二：在你看来，在你的领域，你在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或者说是最大的挫折？另外，你最希望中国改变的是什么？或者说，假如你有一根魔术棒，可以一挥而创造奇迹，你最希望自己能实现的是什么？

杨青：

我觉得，即使取得了这么巨大的进步，前面仍然能看到许多的挑战。中国有句老话说得很形象：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首先，医药研发面临的根本挑战来自科学领域。我们对疾病生物学的了解有限，这是全球范围内我们行业都共同面对的风险。

在中国，我们面临的特定的挑战不少。第一，怎样加强改善国际间的研发合作。新药研发越来越国际化，如何跨越国界，连接东西半球，增强南北沟通，对药明康德这样的公司是机会也是挑战。今天上午宣布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盖茨基金会关于“中国大挑战”项目计划就是一个西方机构和中方政府机构友好合作的绝佳例子。这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当然，国际合作要克服很多壁垒，包括语言，距离，时差，文化等等因素。

第二，怎样应对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期望。我经常觉得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机构和事务有许多观点与现实有些差距，可能期望很高。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医药研发生态系统虽然发展迅速，但仍然在早期成长阶段。药明康德是一个年轻的公司，我们希望顾客和合作伙伴多一些耐心，给我们提供不断改善的机会。我想对关心我们，关心中国的人说：“请看在新兴企业与政府机构的共同推动下，中国的创新型生物医药科技在过去十年内已经发生怎样的巨变。“

我们来参照全球的生物制药和高科技行业史中十年变化的例子。我曾经和苏珊·德斯蒙德-赫尔曼分享过这点。1976年，全球第一家生物科技公司基因泰克（Genentech）在旧金山湾区创立。到1986年的时候，美国生物科技产业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它仍然处于初始阶段。如果我们去看个人电脑产业，也就是微软取得巨大成功的领域，第一台个人电脑在1981年被生产出来，而到了1991年，个人电脑产业也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后来互联网的到来又进一步改变了世界。所以，十年在行业发展是上很短的时间。在我看来，中国的创新医药和生物科技产业经过十多年的发展，还只是一个幼小的产业，还在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以药明康德为例，我们已经在小分子化学药、生物药、细胞及基因治疗等领域建立了端到端的一体化技术能力平台。但是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综上所述，我希望我们能妥善调整西方对中国的期望，以利于更好的合作。

汪建：

对我们而言，一个很大的挑战是，我们需要更多“麻烦制造者”加入我们。真正的挑战来自我们自己，我们需要意识到，这是一场真正的较量，我们真正需要战胜的是自己。因此，我们与生物领域（Biofield）的人不同。现在，我们在建立自己的产业系统，制造完全自动化的测序仪器，就像微软制造Surface平板电脑一样。两三天后，我们会召开发布会。我们也为专注于农业生产的人提供服务，从小米的育种到渔业等多个领域。在医疗领域，我们要做很多检测和技术分析工作。我想，把这些技术都整合到一起，真的会改变一些现状。

我们现在专注于两个区域，一方面是北京，上海，纽约等大城市，另一方面是西藏，新疆，非洲等贫穷的地区。我们尽力利用自己的创新科技去做一些改变，让人们真正受益。我们要改变，但是也不要改变的太多，不能抢了别人的饭碗。

因此，即使我们给整个产业体系带来很多麻烦，但是我们仍然认为，中国政府仍支持我们（的创新），就像盖茨基金会（支持改变世界上最贫穷人口的生活）一样。我们有16个研究基地，13个项目正在进行中。所以，我们要自问，我们需要什么，人民需要什么，然后踏实去做。

杨晓明：

从创新角度（来看），我们认为合作和共享很重要。我认为，任何时候科研的资源与科研的需求来说都是有限的，像盖茨基金会做了很多投入，每个国家、每个公司也投入了很多，但是投入再多，和需求还是有很大的差异。所以，资源有限，共享和合作是很重要的。

作为国企，我们中生和无锡药明康德有合作，和华大基因也有合作，还有国际上的一些大学、研究院所、国际组织，比如WHO、盖茨基金会都有合作。资源共享对创新有很大的改善，我们也从中受益很大。比方说，我们和盖茨基金会、帕斯适宜卫生科技组织（PATH）合作以后，乙脑疫苗花了七年时间，进行预认证走向国际，贫困地区需要这个疫苗的民众会受到很大的益处。这是合作和共享的一个典型案例。还有其他很多的合作共享的案例。我们公司现在和PATH和基金会还有其他的一些合作，比方说在轮状病毒疫苗研究、肺炎疫苗以及相关疫苗研究、HPV疫苗研究方面都有一些合作。

第二个案例，我是科技部863的“十二五”期间疫苗领域的首席科学家，牵头做一个疫苗方面的总的协调，资金大概是1.3亿元左右，有40多个子课题，承担单位包括了大学、研究所和一些私人的企业和我们国营的企业。这是一个大的合作组。我们认为在“十二五”期间取得了比较好的进展和成果，这也就是合作共享的结果。

鲁白：

当我听到魔术棒这个词，我就觉得这个问题非常“麦肯锡”，大家都知道李一诺来自麦肯锡（笑）。但我还是要说点严肃的。如果我有一根魔术棒，我最希望改变的是中国教育领域里那些不适合创新，不适合发展的体制。

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要根据应聘者的优秀程度和竞争力选拔人才，而且晋升要有同行评议，这在西方都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在中国，大多数大学和研究所的招聘情况却不是这样，很多是通过关系网，至少不是公平竞争，凭本事吃饭。这里有一个例子，美国培养的博士后来到中国的大学，马上可以做正教授，也就是终身职位了。但对他们的研究却没有相配套的支持机制，你能想象得到吗？大概在七年前，中国的两所大学开始进行改革，一个是由北京大学的饶毅领导的生科院的改革；另一个是由清华大学的施一公领导的生命学院和医学院的改革。从去年开始，这类人事制度的改革得到校方认可，成为清华北大综合体制改革方案的一部分，向全校推广实施。并在不久的将来向全国的高校推广。人事制度的改革，为中国教育科技体制的全面改革，打开了一个缺口。

这项改革有四个要素。

第一个是通过全球广告招聘，申请者要通过严格的同行筛选，面试，本院系教授的投票认可，才能录取。

第二点是一旦招聘，你不仅要给被应聘者提供职位，还要有其他必要的支持，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薪水，薪水要有竞争力。如果你给来自斯坦福等名校的薪水不够好，他们也不会回来。薪水不能与美国普通标准相差太多；二是要给应聘者提供相当的启动研究经费，使他们有一段时间可以安心科研，做出成绩后再去申请竞争国家科研基金。所以我们要为他们提供可观的启动经费和合理的薪酬来招聘世界顶尖的研究人才。

第三点是，要创造一种氛围，鼓励科学家去探索，解决重大科学问题，而不是看重论文的数量和引用分数。我们还要提供技术平台的支持，帮助他们解决技术上的问题，使得他们的创新不太受技术的限制。

最后一点是终身教职评审。我们会给全球著名的高校，研究机构中的小同行专家教授发去10-15封信件，去询问他们对某位准聘教授的评价，看是否到达了该领域一定的学术水平和影响力，是否推荐他任终身教授。这是一个“非升即走”的评审，未通过的教授必须走人。

通过人事制度改革，我们得以招聘更多顶尖人才，他们得到充分的支持，才能做出我们今日所见的成果。而他们占据了中国高校的主流，我们的教育水平才能彻底改变，中国的大学才能真正成为创新的源泉，才能在世界上有竞争力。举例来说，一诺最好的朋友，她的清华同学颜宁，也只有30多岁，就是我们医学院的正教授。她做出了世界级的前沿科学成就。这就是改革的成果，这是清华和北大正在发生的事情。清华大学去年决定采取人事制度改革，并在今年年底之前推广到整个学校。北大也是如此。这一改革的想法已被政府所采纳，在明年，政府也许就会把这一改革推广到其他大学。所以，如果有一个魔术棒的话，我一定会选改革，在教育和科技领域里全面彻底的改革。

提问环节：

李一诺：

谢谢鲁白。我们还有15分钟，我还有一些保留的问题，但我要把时间给在座的各位。实际上这种讨论是很难得的，如果你想见到杨晓明，或者汪健，或者Steve，或者鲁白，通常需要等半年时间（笑）。所以我们把他们请到这里是很难得的。

Q1：我对建立这些新的伙伴关系非常兴奋，也对治疗方法和疫苗的概念有一些交流。提到国际合作，中国的团队和国际团队，不管是非洲的、美国的、或是英国的，你想要看到的最激动人心的合作是是什么？

杨晓明：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中美科研合作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什么。我认为重要的是理解，两个合作方的文化交流和寻找共同的目标诉求，这是最主要的。

汪建：我要讲个故事。我还记得16年前我们建立了华大基因，我们试图加入人类基因组计划。然后我们得到了美国自然科学基金。我们到处申请资金，因为我们由政府启动，我们试图去国外申请一些经费。有个人问我们：你们在美国学习、研究20年，你们对全世界做了什么（贡献）？我们无话可说，只是表示很遗憾，然后走掉了。现在已经过去16到17年了，我们终于可以说，嘿，我们可以一起做点事情，做点贡献。我们希望加入世界，做更多的事情，不仅为我们自己，不仅为中国，也为了整个世界。

Q2：我的名字是Ding Can，我是中国人，目前在英国工作。前面的评论很精彩，你知道，创新的过程是长期的。它包括了基础研究、创新转化、创新吸收等不同阶段。你对于不同阶段的过程有什么看法。在当前，对于中国和发展中国家来说，哪一个阶段更为重要。

杨青：不同的人对于创新体系及其阶段有不同的定义和理解，我来分享一下自己比较熟悉的框架，与您的定义不一定吻合。我认为中国是新兴市场国家，对中国的创新的观察，可以着重于理解，相对于过去，我们怎样基于国内资源，抓住全球的机会，开展国际合作。

去年，我以前的同事和我在Nature Reviews Drug Discovery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比较了包括中国在内的11个新兴市场的生物医学创新生态系统。这份研究是基于对生物医药公共研发基金以及研发创新生态系统的成熟度的分析。我们发现有一些关键的因素驱动这些新兴市场国家的研发创新生态系统的发展。鲁白教授和汪建老师刚才已经提到其中的因素，包括发表论文、临床研究、专利、人才等等。我想我们不仅有机会实现发达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而且还能发挥不同的优势。比如说，用区域的眼光看，病人的未满足的医学需要，不少情况下，是区域性的。由于全球各地存在不同诊断标准，不同的医学实践，具体的治疗都需要在当地解决。而另一方面，技术可能非常全球化。并且，例如我们的公司药明康德，有一站式研发能力的技术平台，从小分子到生物药到细胞基因治疗，这个平台是对任何人开放的，任何科学家和企业，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的科学家都能利用这个平台。

因为过去的工作经历，我多次去过许多新兴市场国家和城市，从巴西的圣保罗、里约热内卢、俄罗斯的莫斯科，到中东的迪拜、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以及印度及东南亚的许多城市，当然还有中国各地。我从这些经历中得到的一大启示是，每个地方有着丰富的经济和创新科技的发展历史。把当地的情况真实地传递给我们在发达国家的同事和合作者，这对我们，尤其是那些在新兴市场国家工作的人来说，既是机会也是责任。

回到刚才的话题，我并没有来得及回答一诺关于魔术棒的问题，如果我有一个魔术棒，可以实现一个心愿，我的心愿超越了我们的医药健康行业。我知道在场有许多在全球高科技领域极具影响力的贵宾。现在我们有谷歌翻译可以进行线上翻译，有Medline线上数据库查阅文献。这些都只是数据和信息。我的愿望是未来有一个工具，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不同国家和不同文化的背景和场景（contex），理解不同国家科技创新发展中独特的起点、历史和角度，那样的工具和技术会促进全球合作更加成功。

最后我想以一个我父亲的故事来作为结束。1978年，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我的父亲被选拔成为中国第一批公派访问学者去欧洲学习，去的国家是意大利。他先在国内上了意大利语的速成课，然后出国去他的实验室，准备开始访问学者的工作。他的导师用一种很惊讶的眼神看着眼前眼前这个穿着西装的中国学者，然后问他，你头上的辫子呢？显然，他的教授对中国的认识还停留在一百年前。

今天参会的有来自全球许多国家的嘉宾，我相信大家都希望能互相增进了解，寻求合作机会。这就是我的心愿的来由。

Q3：我的名字是Yesa Sue（音）。首先感谢主办方组织这次大会，让我们，尤其是我，能有机会来到这里。这是关于偏远地区农民的一个问题。他们生产了世界上一半以上的粮食，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他们能从这个项目得到什么好处？谢谢！

杨晓明：像我们的疫苗（编者注：低成本乙型脑炎疫苗），对农村妇女的贡献是最大的。我们小的时候在西部，缺医少药，最有效的就是疫苗。农村妇女也是一样。比方说，普通的感染性疾病非常多，不光对她们的生命造成了威胁，家庭造成了威胁，也对新生的小孩造成了威胁。所以，这个疫苗普遍使用以后，对于改善或者提升农村妇女的生活质量和家庭的幸福作用很大。因为时间限制，我就不能用数字给大家说。

汪建：我有三个建议。第一个是保持身体健康，其次是有一个健康的小孩，不然的话就会一直很麻烦。最后一个是要远离难治的疾病。可能你们做到了这三点，你们的健康就会得到保障。

李一诺：我想汪建做了一个很好的总结，也很好的回应了提问者的问题，那就是尽早预防，控制难治的疾病。谢谢提问的观众，也让我们一起感谢我们的嘉宾带给我们精彩的讨论。

发言人简介：

李一诺：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分子生物学博士，2005年加入麦肯锡咨询公司，6年成为全球合伙人。曾任麦肯锡北京分公司全球董事，是麦肯锡大中华区医疗卫生咨询业务的负责人之一，同时领导麦肯锡中国区社会部门和全球公共卫生领域的咨询业务。2015年5月出任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

鲁白：清华大学医学院常务副院长

美国康奈尔大学医学院博士，曾担任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儿童发育研究所神经发育研究室主任，2009年回国，出任中国葛兰素史克研发部副总裁。2013年重返学界，担任清华大学医学院常务副院长，清华大学教授。

杨晓明：中国生物技术集团公司董事长

医学硕士，曾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任访问学者，从事分子微生物学和疫苗学方面的研究工作，2002年以后进入中国生物技术集团公司，先后主持轮状病毒疫苗、流感嗜血杆菌疫苗、肺炎多糖疫苗和以百白破联合疫苗为基础的多价联合疫苗的研究工作。

汪建：华大基因创始人之一、华大基因董事长

北京中医药大学硕士毕业，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从事细胞分化与增殖相关性研究，1994年回国创建北京BGI生物技术有限公司，1999年加入“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1%项目”，成立北京华大基因研究中心。2003年，华大基因在国内第一个破译四株SARS病毒全基因组序列。2007年南下深圳成立华大基因研究院，任华大基因董事长。

杨青：药明康德执行副总裁、首席运营官

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博士，在美国学习生活工作了17年，2006年回到上海。杨青曾担任过阿斯利康全球研发副总裁、亚太及新兴市场总裁，辉瑞亚洲研发总裁。2014年加入国内知名CRO公司药明康德。

整理：施佳鑫、施泽锦、徐弘园、栾晨、王承志

本实录获得五位发言人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