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8年以來，中國經濟開始高速增長，中國的城市也隨之快速崛起。改革之初，中國超過八成的人口居住在農村，而現在，經常居住在農村(不包括常住城市但未脫離農村戶籍者)的居民已不足五成。對外開放、工業化和城市化，是相輔相成的激烈變奏。

　　改革開放前的中國城市格局

　　我們選取1980年作爲一個斷面。1980年，國務院換了新主人，農村改革大體全面鋪開，而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幾乎還未起步，總的來看，這時候中國的城市格局仍然保持了毛澤東時代末期的狀態。此時，各個城市的經濟總量，大體反映了毛澤東時代的資源挹注。

　　上海是當仁不讓的全國經濟中心，彼時第三產業極不發達，所謂經濟中心，實質就是國營工業的重心。1980年，上海GDP爲311.89億元，是北京的2.24倍，天津的3.01倍，廣州的5.42倍。北京、天津、重慶這三個在當時中國經濟總量分列全國第二、第三、第四的城市，其經濟總量之和也只相當於上海的96.5%。

　　北京市、天津市GDP分別爲139.1億元和103.53億元，是除了上海之外僅有的兩個GDP總量在100億以上的城市。彼時，全國只有京津滬三個直轄市，在計劃經濟時代，直轄市特殊的權力架構和政治資源，給它們帶來的資源優勢，甚至遠勝今日。

　　京津滬以下，重慶、廣州、瀋陽、武漢、青島、大連、成都、哈爾濱、南京、蘇州、杭州的GDP都在40億到60億之間。(注：本文中所指的四川和重慶，均指提及該市時當時四川省和重慶市的實際範圍，1997年以前的重慶，均指當時的四川省重慶市，不含萬縣市、涪陵市、黔江地區，提及1997年之後時指整個重慶直轄市，1997年以前的四川，指現四川省及重慶市，提及1997年之後時指現四川省)這些城市之間的差距非常小。

　　重慶雖然在當時只是四川省省轄市(尚未實施計劃單列也沒有明確爲副省級)，但其GDP總量高達58.44億元，僅次於京津滬位列全國第四，甚至超過廣州。

　　在計劃經濟時代，廣交會是中國和外界交流的最重要窗口，因而廣州是彼時全國少有的有一定商貿基礎的城市，但其總量仍未超過重慶(而且是不含萬涪黔三市的老重慶)，足見彼時以重工業和軍工工業爲主的重慶，在全國範圍內的特殊地位。

　　除了京津滬，經濟總量最大的十個城市只有7席，除廣州、武漢、青島外，剩餘四席爲四川省、遼寧省兩個省份各佔去兩席，重慶、成都分列第四、第十，瀋陽、大連分列第六、第九。而四川省的經濟總量達到319.99億元，超過江蘇、上海和遼寧，位居當時全國第一，是四川和重慶在全國相對經濟地位輝煌的頂點。

　　1980年四川省一度成爲全國經濟總量第一，有中長期原因，也有短期原因。從中長期角度來看，四川省是“三線建設”最大的受益者，是毛澤東時代後期新增工業投資最多的省份。

　　而從當時短期角度來看，1975年四川省調整省委第一書記之後，成爲經濟秩序恢復、農村改革的先進省份，後來更成爲城市經濟體制改革最早的試驗田，1980年，正是時任四川省委主要負責人離任到京上任之年，他在四川省的執政成績也體現在了經濟數據上。

　　總體來看，這一時期的城市格局，在地理意義上顯得比較均衡。重慶、瀋陽、武漢、成都、哈爾濱等東北或內陸城市，排在全國城市的前列，總量高於南京、蘇州、杭州等。

　　在全國經濟總量前十的城市中，北京、天津、瀋陽、青島、大連佔到半壁江山(現在僅剩下京津兩個)。這大體反映了當時中國經濟地理的大趨勢，除了上海以外，官方在東南沿海地區的投入很低(尤其是閩浙等省)，資源集聚在華北、東北和所謂“三線建設”地區。因而彼時中國的城市經濟地理，相對現在，具有明顯的“北重南輕”、“內陸重沿海輕”的特徵。

　　八十年代城市格局變遷的動力

　　八十年代，中國經濟格局開始發生變化。而中國城市經濟地理的變遷，也和中國經濟格局的演變直接相關。

　　與一般人的想象不同，回看八十年代全國各大城市的排序變化，並不簡單地是從“北重南輕”、“內陸重沿海輕”轉向其反面。因爲整個上世紀八十年代，影響城市競爭格局的因素是多重的，在不同城市起支配作用的又是不同的因素。

　　從1978年改革進程啓動到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雖然農村改革已逐漸推開，但城市經濟改革的重點仍然是鞏固計劃經濟體制，核心是從毛時代混亂的“大轟大嗡”的運動式經濟，轉向相對典型的蘇式計劃經濟，帶有市場化色彩的口子僅限於廣東和福建，特別是四個經濟特區。

　　1984年春，國務院決定沿海14個城市實施對外開放，當年秋，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中國纔開始全國性地從計劃經濟轉向“有計劃的商品經濟”。

　　正是基於上述背景，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城市經濟地理的變化，政府的資源配置，尤其是大型國有投資項目的安排，仍然是決定城市經濟格局極爲重要乃至最重要的因素。由於國際形勢的緩和，戰備狀態的解除，政府投資的投向更爲均衡，“三線建設”時期高度集中在內陸的投資流向出現變化，這是八十年代中東部城市和內陸城市相對地位變遷的主要原因。

　　其二，對外開放開始成爲影響城市經濟格局的重要因素，典型地，廣州GDP1981年超過重慶，1989年超過天津，深圳1990年GDP已排進全國前十五，和武漢、南京達到同樣的數量級，1990年佛山、東莞經濟總量之和已接近當時排全國第五的瀋陽，而在1980年，佛山和東莞的經濟總量加起來，還只有瀋陽的四成。

　　其三，縣域經濟和鄉鎮企業開始扮演積極角色，典型的是蘇州。蘇州在1980年GDP總量排在全國第十三，在南京之後，而到1985年，蘇州就超過南京、杭州排到了第八，1990年，蘇州已經排到全國第七(實際上這也是蘇州現在的位次，當時排在它前面的6個城市也只換了一個，深圳取代了瀋陽)，在整個南方已僅次於上海、廣州、重慶，把成都、武漢都拋在了後面。蘇州在八十年代的鵲起，主要得益於蘇南縣域經濟在縣域競爭中的快速崛起，和鄉鎮企業的迅速發展，蘇州後來的大工業進程，其實是後話。

　　其四，不同城市的改革力度和經濟活力，對經濟位次變化的影響極大。前面已經提到，在1980年的起點，不同城市的差距是比較小的，由於當時各個城市經濟絕對體量遠小於現在，而經濟的增長率以及不同城市增長率之間的差異遠大於現在，所以城市格局短時變動更大一些。

　　比較有意思的是東三省的三個省會，瀋陽總體是穩中有進，一直保持全國第六，到1990年前後甚至還超過重慶排到第五;哈爾濱整體在12名、13名徘徊，也沒有太大變動;長春從1980年的第19位，到1985年的第20位，再到1990年第25位，一路走下坡路。

　　瀋陽和長春，作爲東北兩個條件相似的城市，爲何產生這樣的分化?這可能和彼時瀋陽市整體的氣氛有關。

　　1986年，瀋陽有兩件在全國範圍都頗有影響的事件，其一是瀋陽證券交易市場開張(雖然交易的品種是債券而非股票，但仍是改革開放後全國第一個公開的證券交易場所)，其二是瀋陽防爆機械廠成爲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家破產的企業(也是第一家破產的公有制企業)，僅以這兩件例證，也足見八十年代的瀋陽，在許多城市經濟體制改革中還是先鋒，而非後進者。

　　到南方去

　　1992年南巡講話之後，中國的城市格局纔開始了真正意義上的劇變。

　　“南方”，這個詞在中國的語境中具有特殊的魔力。自改革開放以來，“南方”一詞很大程度上並不代指秦嶺——淮河線以南，而更多特指作爲開放最前沿的廣東。

　　在上世紀90年代，廣東尤其是廣州在中國經濟中的相對地位達到了輝煌的定點。1995年，廣州GDP達到1259.2億，已超出當時排在全國第四的天津300多億，領先幅度達到30%以上。八十年代初期和廣州經濟總量屬同一數量級的瀋陽、武漢，此時的經濟總量只有廣州的一半。

　　廣州和北京的相對地位變化，更可見一斑。1980年，廣州的GDP只有北京的41%，而到1995年，廣州的GDP已經相當於北京的84%。當時，香港的GDP相當於全中國的六分之一，廣州—深圳—香港一線是中國經濟的絕對高地。

　　廣東的興旺有多重原因。廣東毗鄰香港，大量港資引領了在廣東投資設廠的風潮，外貿趨於熱絡，深圳尤其典型，1993年外貿出口即高居全國城市之首，這一地位到2017年已保持25年。而深圳的經濟總量也在九十年代末期即排到全國第四，僅次於京滬穗三地。

　　而作爲廣東省城的廣州，彼時的資源比深圳更爲豐沛。絕大多數歐美大企業，彼時在亞太地區的營運往往以香港爲中樞，作爲距離香港最近且文化、語言相通的大城市，廣州在吸引外資上得風氣之先。

　　以寶潔爲代表，早期外資進入中國皆以廣州爲橋頭堡。彼時，外資企業的收入和中資企業，有數量級上的差異，而聚集了大量外資企業中國區總部的廣州，自然成爲令“北方”(廣東人將廣東以北通通視爲“北方”)欽羨的淘金熱土。

　　而在文化上，廣州也成爲令全國矚目的中心。

　　以《廣州日報》《南方週末》等爲代表的傳媒機構自不必說，在唱片業等娛樂領域，廣州的地位也不遑多讓。廣東是內地最早的流行音樂策源地，李海鷹等廣州音樂人，也一時間叱吒風雲。到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廣州唱片業達到其輝煌的頂點，彼時南國樂壇的“金童玉女”毛寧、楊鈺瑩即是典型，紅遍大江南北。

　　蘇錫常現象

　　1990年，廣東超越江蘇成爲中國經濟第一大省。然而，單就城市而言，江蘇乃至整個江浙地區，在九十年代之後的表現也是可圈可點。

　　蘇南，中國現代化的又一樣板。1990年，蘇州經濟總量已經超過成都位居全國第七，GDP已相當於江蘇省會南京的115%。蘇南的鄉鎮企業已經勃興，支撐起越來越繁榮的縣域經濟。

　　進入九十年代，蘇南開始狂飆突進。除了集體經濟以外，外資也是不容忽視的因素。

　　和廣東更多仰賴香港資金不同，蘇州和新加坡關係更加密切。1992年南巡後，新加坡即與中國洽商在華設工業開發區的事宜，到1994年，中新蘇州工業園區正式起步，蘇州老城以東到金雞湖一線，拔地而起一座現代化新城，成爲蘇南現代化的地標。

　　在蘇州工業園區之外，整個蘇南地區最引人注目的還是縣域經濟。蘇州所屬的崑山、太倉、張家港、常熟、吳江(已改區)，無錫所屬的江陰、宜興，長期在百強縣中居於領先位置。沙鋼集團、海瀾之家……這些縣域孕育的上市公司，比之蘇州、無錫城區也毫不遜色。

　　而在新加坡商人之外，臺商也青睞蘇錫一帶。1990年，上海浦東對外開放，上海開始擺脫八十年代的相對頹唐，而緊鄰上海的蘇州則成爲產業外溢的一線，崑山即是典例，長年蟬聯最受臺商青睞的大陸投資目的地。

　　源於這樣的背景，蘇州、無錫對南京的經濟總量優勢越來越大。到2008年，蘇州GDP已經達到南京的178%，無錫也於上世紀九十年代早期就超越南京，並在此後一段時期，長期佔據全國GDP十強的位置。

　　製造業構成蘇南經濟興起的基石。但和廣東相較，蘇南除了外商投資的產業，相當製造業集中在重化工領域。現在許多人已不知道，一時名噪天下的華西村，其實主業也是冶鋼。相較於廣東的華爲、格力、美的等，江蘇省的本土製造品牌，的確要弱得多。

　　外貿城市的黃金年代

　　1990年到2008年部分年份GDP20強城市

　　注：本表中1990年、1995年重慶數據據重慶直轄市統計年鑑，包括當時的四川省重慶市、涪陵市、萬縣市、黔江地區，即後來重慶直轄市範圍，不同於當時的重慶。

　　從上世紀90年代到本世紀初，沿海地區以貿易見長的工業城市也迎來了黃金年代。隨着中國成爲“世界工廠”，東部沿海地區以外貿見長的城市，相對地位迎來了躥升。

　　在廣東，佛山、東莞是廣深之外的明星。1990年，佛山、東莞GDP還分列全國21位、27位，尚未進入全國二十強;到九十年代中期，佛山已進入全國二十強行列。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佛山、東莞發展進一步加速，到2005年兩座城市分列全國第13、第16位。

　　到2008年，佛山GDP已排到全國第十一位，僅次於四大直轄市，深圳、青島兩個計劃單列市，蘇南的蘇州、無錫和廣州、杭州兩個省會城市，超過武漢、成都、南京等大省省會，達到相對地位的頂點。

　　民營經濟蓬勃發展的浙江，同樣是外貿大省。自上世紀九十年代起，杭州和寧波經濟總量持續攀升，杭州到上世紀末期只排在京滬穗深和天津、重慶、蘇州之後，穩居全國第八，而寧波的排位攀升速度更快，1990年19位，1995年16位，2000年13位，2005年12位。到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前，寧波經濟總量緊隨佛山之後位列第十二位，亦領先武漢、成都、南京等。

　　在北方，擁有大港，製造業和外貿發達的青島，經濟表現相當堅挺。自80年代中期開始，青島一度跌出GDP十強之列，到1995年的全國排位已降到13位;但九十年代後期青島開始發力，重回全國第十，超越武漢、成都等，2008年青島甚至一度反超無錫，躋身全國第九位。

　　沿海地區外貿城市的崛起，正是中國成爲“世界工廠”歷史過程的縮影。

　　北京北京

　　時至今日，在中小學的地理教科書中，中國的經濟中心仍然是“上海”。但事實上，大多數人早已不再把上海作爲中國的經濟中心。除了GDP總量高於北京以外，北京擁有比上海更多的大企業總部，更龐大的金融資產規模，更多的上市公司和新經濟企業……

　　但這一切，並不是憑空而來。在計劃經濟時代，上海和北京的差距遠較現在更大。

　　前文已經提及，1980年上海的GDP是北京的2.24倍，這個差值到了八十年代中後期開始逐漸縮小，從八十年代後期到九十年代中早期，京滬兩地的發展速度幾乎持平，總量比值大體維持在5:3的水平。而廣州的增速遠遠快於京滬，因而廣州和京滬兩地的差距都快速縮小。

　　但到了九十年代後期，北京的增長勢頭和上海、廣州出現了明顯的分野。北京的增速明顯超過了上海和廣州。1995年，北京GDP相當於上海的60%，廣州的120%;到舉辦奧運會的2008年，北京GDP相當於上海的79%，廣州的135%。

　　在計劃經濟時代，工業是最主要的產業部門，各地GDP的差別，主要就是工業產值的差距。

　　而隨着經濟改革的深入，以金融等爲代表的服務業，以IT爲代表的科技產業，其地位日益喫重。北京高度聚集的權力、資源和人才，快速轉化爲真金白銀的GDP，這縮小的不僅是京滬之間的總量差距，更反映京滬兩地經濟影響力的此消彼長。

　　消費增長的祕密

　　2008年，對中國而言是一個具有標誌性意義的年份。這一年的全球金融危機，給中國經濟帶來巨大沖擊，也深刻改變了中國的城市格局。以“四萬億”爲代表的刺激政策，以基礎設施建設等海量投資穩住了增速，但也打開了流動性過剩的潘多拉魔盒。

　　隨着房價的快速上漲，中國人的資產價值獲得了超過收入水平的膨脹。在許多青年中產感嘆房產已成爲生命中難以揹負的大山的同時，許多人也在享受着資產膨脹的紅利。只不過對於這個社會而言，前者的絕對數量雖然不大，但卻有極強的輿論話語權，後者每天“悶聲大發財”，卻產生了實實在在的真實需求。

　　吾友翔哥列出來了一個有趣的數據(參見《購物車裏的中國，遠未黃昏》)，1998年中國的外貿依存度是31.8%，到2008年達到70%的頂點，而到了2017年，外貿依存度回到了33.6%。而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18年上半年，最終消費對GDP的貢獻率已經達到78.5%。

　　對“消費降級”的討論相當熱烈，居民部門的槓桿率即是一例。根據央行的《金融穩定報告》，2008年中國居民部門的槓桿率爲17.9%，到了2017年末已經達到49%，中國居民部門的債務收入比(債務除以年度可支配收入)也從43.2%增至112.2%。房價飆升帶來的負債高企，似乎的確是成爲侵襲中國消費基礎的因素。

　　許多人看到一些看似相互矛盾的數據，就天然地認爲其中的數字總有些有問題。但其實，消費升級的趨勢很明顯，負債高企的趨勢也在強化，但消費升級的人和負債高企的人，並不完全是同一類人。許多人經常在討論中提起的“菜市場大媽”，其實是中國社會中相當真實的存在。

　　根據第三方的統計，在2008年前後，中國的住房自有率已經達到80%，而現在中國的住房自有率已經突破90%。因爲中國存在城鄉二元結構，這樣的討論主要針對城市居民。但不論如何，這些年新購置了房產的居民，在居民總數中的比例並不高，當然也有不少人進行了改善型的置換，但這部分人的真實財務壓力也未必有那麼大。

　　一個很簡單的道理，在常年廣義貨幣M2高速增長的流動性條件下，每月大體等額的房貸，對居民部門的壓力其實是越來越小的。一個家庭2000年買房，當時一個月還1000元的房貸，其生活壓力就非常大，而到了2018年還只還每月1000元的房貸，財務壓力就非常小，而他們持有的房產的市值，已經從10萬變成了100萬。

　　更有甚者，許多的50後、60後都是在1998年房改中取得了住房，如果夫妻單位各有一套住房，這樣的家庭就有兩套房子。當時房改結束一次性付款也的確不是一筆小錢，但過了20年來看基本上都大賺了一筆。50後、60後真正經常發財的是絕少數，人與人之間財富積累的差別，主要就是從各種福利中分得了幾套房子。無論在一二線城市還是三四線城市，這樣的人其實都不在少數。

　　盒馬鮮生的客單價也不低，但是現在在許多二線城市受到強烈的追捧。原因很簡單，就在於二線城市的居民未必沒有更強的消費能力。居民負債的高企，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一線城市的高房價導致一線城市居民負債升高。

　　而且，由於一線城市的人口吸引力更強，外來青年就業人口更多，所以一線城市正處在買房還房貸狀態的人的比例也高於二線城市。

　　現在在上海和北京之外，成都是盒馬鮮生全國開店數量第三的城市。十一我回成都，住在“盒區房”的退休老頭老太太用盒馬APP下單，採買生鮮，甚至包括“盒馬日日鮮”這樣較菜市場貴得多的高端產品，蔚然成風。背後的原因很簡單，只要不供房，不養娃，家裏沒人生病，以多數居民的收入，完全可以支撐“消費升級”的開銷。

　　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帶來消費爆發

　　只要是上世紀出生的人，大都有過很多節儉度日的生活經驗。譬如，到外面“下館子”曾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5元錢1瓶的1.25升可口可樂曾是一家人一天的生活費，到麥當勞肯德基喫一頓“洋快餐”是期末考試的獎勵，買一臺電腦一個人要不喫不喝一年……

　　且不說這些上世紀九十年代的事，就是十年前的2008年，五六千一臺的iPhone的價格對大多數人而言都還是高不可攀。這一年，全國城鎮居民的月均可支配收入只有1315元，買一臺iPhone，意味着需要4個月不喫不喝。更重要的是，那時候也沒有現在的千元機甚至更廉價的手機，絕大多數人只能和智能手機絕緣，使用功能機。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之後，中國經濟增長速度的確在逐漸放緩，但由於基數巨大，中國經濟增長的絕對值仍然極其可觀。今天，中國幾乎所有重要工業品的產量都高居世界榜首，和日本、德國等二戰後其他發展起來的國家不同，大量在中國生產的工業品，主要目標市場在國內而非國際。

　　1996年，中國鋼產量達到世界第一。2009年，中國汽車產銷量達到世界第一。鋼產量達到世界第一，這是中國成爲“世界工廠”的先聲;而汽車銷量躍居世界第一，則是中國內需市場啓動的標誌。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在本世紀初葉，“大學生畢業應該先買房還是先買車”還曾是公衆討論的話題，因爲那時候房子和車子的價格還在一個數量級上。

　　現在，車子相對房子，其價格早就不在一個數量級上，在感嘆房子太貴的同時，車子的相對價格實際上也在快速下降。汽車消費只是一個縮影，在過去的十年裏，像汽車這樣的大件纔算真正意義上地成爲了大衆消費品。

　　2017年，中國的GDP是2008年的2.75倍，而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是2008年的3.37倍。消費的增長跑贏了GDP，這一宏觀數字的背後，有着堅實的微觀支撐，絕大多數的城市人享受到了資產增值的紅利，這刺激了他們的消費信心。

　　因着這樣的背景，消費前所未有地吸引了中國社會的眼球。2009年，同樣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年份。上半年，經濟下行的陰雲籠罩，GDP增速跌至6.9%，對於當時的中國而言，GDP增速破7真是天大的事。而在刺激政策作用下，2009年下半年經濟增速陡然拉昇，全年GDP增速達到8.7%。

　　這年的11月11日，原本只是在高校等青年羣體中熱鬧的“光棍節”，辦了一場淘寶商城的促銷活動。5200萬的交易額，在現在看來並不驚人，但卻創造了中國之後十年消費狂飆的舞臺。

　　2017年，天貓雙11的GMV達到1682億人民幣，這相當於2009年時中國5天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也就是說，2009年中國人在線上、線下、餐飲、住宿等所有消費場景要花5天才花掉的錢，在2017年只是淘寶天貓平臺在雙11當天的交易額。

　　經濟重心的進一步南移

　　下圖是2008年、2010年、2015年、2017年幾個年份中國內地GDP最大的20個城市的排序。

　　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當消費而非生產成爲影響經濟活動的最重要因素，中國迎來了經濟重心進一步的南移。在傳統工業的時代，哪裏靠近礦產等上游資源，哪裏就可能發展成爲工業城市而聚集人口;然而在當今世界，哪裏聚集人口，哪裏就能有更活躍的服務業，哪裏就會有更好的經濟表現。

　　2008年，在GDP總量前20位的城市中，北方城市還有北京、天津、青島、瀋陽、大連、唐山、煙臺七個，到2017年，只剩下了北京、天津、青島、鄭州和煙臺五個。除了鄭州新進入這個序列，瀋陽、大連、唐山都退出了全國二十強的行列，二十強城市中也沒有了東北城市的身影。

　　北方城市的逐漸式微，氣候是繞不開的因素。氣候對宜居程度影響甚巨，的確在相當程度上影響人口的遷徙(詳細分析參見《東北經濟還有希望嗎?》);除此之外，產業也是北方城市的短板，絕大多數北方城市在所有制上高度依賴國有企業，民間經濟活力不足，計劃經濟殘餘尾大不掉，而在產業結構上也明顯偏重。

　　譬如曾長期躋身二十強城市之列的唐山，在鋼鐵去產能和河北環保限令的背景下，經濟增速趨於低迷，到2017年已跌落至全國第24位。

　　時至今日，唐山的工業比重高達57%，服務業比重僅有34%，工業比重僅僅比珠三角製造業重鎮(擁有美的、格蘭仕、萬和、容聲)的佛山低1個百分點，高於其他所有二十強城市。而第三產業比重僅有34%，更是GDP前25位的城市中唯一一個低於40%的。

　　從工業中國到商業中國

　　2010年，中國成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完成這一里程碑後的第三年，中國的第三產業比重超過了第二產業。

　　回望2008年，中國主要城市的首要經濟支柱，大多還是製造業。當時全國GDP排在全國前20位的城市，第三產業比重高於第二產業的只有京滬穗深和武漢。而到2017年，這一現象已全然改變，第二產業比重高於第三產業的只剩下寧波和佛山兩個。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那樣，人口決定消費，而消費則深刻地影響了城市經濟的活躍程度。

　　成都，近些年炙手可熱的網紅城市。2017年，成都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排位比GDP總量還高出三位，達到全國第五，除了京滬穗之外，僅低於常住人口2800萬(相當於成都常住人口的1.75倍)的直轄市重慶。

　　在過去的9年裏，成都的消費力不僅超過了武漢、南京和天津，甚至比GDP已高居全國第三的深圳還要高(正如前文的分析，深圳和成都形成了一對鏡像，深圳平均年齡低“上有老、下有小”的青年比例較高，因而負債率高企消費相對節制，而成都相對平均年齡較高且房價較低，負債率相較深圳低消費則更積極)。

　　我們不難發現一個規律，如果說在“世界工廠”的時代，城市的工業和外貿能力決定了城市的實力;而在內需拉動日益顯著的這些年，一個城市的人口集聚和消費能力，以及其背後的第三產業發展水平，對城市地位產生了越來越大的影響。

　　還是來看前面的表格，成都、武漢、南京的位次前進非常明顯，成都、武漢躋身前十，南京也超越了無錫。作爲傳統制造業基地且外貿十分活躍的蘇州、無錫、寧波、佛山，幾乎無一例外，都出現了相對地位的下降。

　　城市需要商業，商業塑造城市。當城市的宜居程度越來越成爲不同城市競爭的焦點，商業服務的水平也成爲城市競爭力的重要維度。“新零售”的浪潮方興未艾，打通線上線下的品牌入駐，覆蓋核心商圈的全民互動，再到本地生活、移動支付的每個細節，技術改變消費體驗，更重塑城市競爭的格局。

　　時光匆匆，2009年的“光棍節大促”，已經成長爲現在的“天貓雙11”。龐大的中國市場，是數字化商業基礎設施最大的試驗場，也讓中國在支付、物流領域屢屢刷新紀錄，並驅動了底層的雲計算和大數據產業。“讓天下沒有難做的生意”，這一阿里巴巴的公司使命，實實在在地成爲“商業中國”的動力。

　　今天的中國，數字化的影響無遠弗屆，此時我們再來看天貓雙11，它已經是中國數字化商業變革的最佳剖面。從這裏，我們看到消費的力量，也感知實業的信心。

　　從工業中國到商業中國，當然不意味着工業已不再是這個國家的經濟支柱。商業和工業的關係從未像今天這樣緊密，依託龐大的消費者和數據這一新能源，商業都會的發展，正在照見新制造的前景。

　　跳出GDP

　　當工業中國邁向商業中國，中國人關注的已不再停留在每年產生的經濟增值，更關注不同城市的財富積累與財富創造。從這個意義上說，過去十年，在城市競爭的維度上，GDP已經不再是唯一的指標。

　　在所有的指標中，上市公司數量這個指標無疑最受關注。一個城市的經濟構成，說到底是兩個部分組成，一個部分是總部在外地的企業在當地設置的分支機構(也可能就是工廠)創造的;另一個部分是本土企業創造的。衡量一個城市本土企業的實力，上市公司數量確實是相對最客觀的指標。

　　相較於2008年，杭州GDP總量的位次從第8下降到第10，在省會城市中從僅次於廣州的第二位變得被成都、武漢超越列第四。

　　然而，杭州在省會城市中的影響力，遠遠超過當年。杭州沒有區域性中心的地位，鮮少作爲外地和外資企業在區域內的總部;杭州的人力成本相對也很高，外資喜歡在中西部佈局的電子或汽車產業的總裝廠，落地杭州也不經濟。

　　正是因爲這樣的原因，杭州的GDP總量顯得並不那麼突出，但杭州GDP的含金量卻是包括廣州在內的其他省會城市都不可比的。阿里巴巴、吉利、萬向、娃哈哈、農夫山泉、海康威視……一長串杭州企業的名字，背後是這座城市的真正底氣。

　　財經評論人向小田曾經很直白地闡釋過這個問題：

　　“一個城市上市公司數量的多寡，直接決定了這個城市的財富水平(北京除外)。因爲，上市公司無論是IPO還是再融資，都是從全國投資者手中拿錢，但是拿來的錢，基本上投資在了所在的區域。上市公司的股東的財富，也都基本留在了當地。也就是說，財富是從全國各地流向上市公司比較多的城市，上市公司就像一個財富的容器一樣。”

　　單看2017年一年的數據，也能說明問題。這一年，杭州新增上市公司26家，僅次於深圳和上海，超過廣州的19家、南京的17家。而GDP總量在杭州之上的成都和武漢，新增上市公司的數量分別只有4家和1家。

　　站在更宏觀的視角來看，上市公司的多寡，反映的是一個城市的經濟質地，也直接影響着一個城市的“存在感”。

　　天津、重慶、蘇州這三個以工業見長的城市，過去的十年在第五到第七位的排名互有參差，天津和蘇州甚至曾相當接近深圳，然而，因爲在金融等第三產業和科技創新等領域和深圳的差距越來越大，它們在存在感相對弱化的同時，也漸漸失去了挑戰深圳的資格。

　　在工業中國的時代，人們更多討論的是城市的生產力。進入商業中國的時代，人們更加關注的是城市的創造力。

　　龐大的國內市場和快速發展的互聯網技術，在過去十年深刻改變了中國，讓中國成爲全球線下和線上最深度交融的國家。人們在互聯網上消費，甚至在互聯網上生產，互聯網和未來的IoT技術，已經並將繼續打破城市間的物理壁壘。哪裏能夠成爲萬物互聯的樞紐，哪裏就能夠誕生更多的商業模式，產生更多的龍頭企業，併成爲模式的輸出者。

　　中國人從未像現在這樣擁抱商業。在日新月異的新技術背後，中國人對商業和生意依然有着最誠實的渴望。正如駱軼航所說，當代中國的文化基礎是：對消費主義和商業文明的推崇，個性解放，個體對生活不斷進階和取得成功的嚮往。

　　當GDP不再是決定城市地位的唯一因素，一個城市對這種文化基礎的擁抱和適應，就成爲這個時代一個城市的軟實力。

　　站在2018年，我們回看過去十年的城市變遷，可以越來越深刻地理解當代文化對城市的塑造。那些屬於當代中國的元素，滲入每一個成功繁榮的都會，是在每一個消費場景和狂歡時刻背後，那些始終未曾停歇的計算，爲了無法計算的價值……更是這個國家的每個人胼手胝足的奮鬥，和對更好未來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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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微信公衆號“元淦恭說”（ID：yuangg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