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勢造英雄，在古今中外的歷史上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出每到民族危亡之際，社會動亂之時、歷史轉折之關鍵時刻都會湧現出千千萬萬心憂天下的有識之士。他們爲了國家、民族的利益和社會的進步而不畏艱險，挺身而出，嘔心瀝血爲天下太平的萬世偉業而憂心忡忡，更可貴的是他們能夠將憂患之情化作實際行動赴湯蹈火，勇往直前，爲天下蒼生而開天闢地,無私地奉獻着自己的青春和熱血。他們光輝的思想必將彪炳史冊，引領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不斷向前。這其中孫中山天下觀視域中的憂患意識尤爲突出，爲此我們有必要對其進行深入的研究。孫中山天下觀視閾中的憂患意識集中表現於其三民主義之民生主義中。孫中山認爲“……民生主義，不但是最高理想，並且是社會的原動力，是一切歷史活

他認爲民生大計是社會發展的“原動力”，成爲社會革命的“最高理想”，這與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中“人民羣衆是實踐的主體和歷史的創造者”的觀點是吻合的，足見其思想在當時社會中的實效性，從而能夠號召千千萬萬的民衆奮起反抗，爲民衆的自由和解放而英勇獻身。爲此，孫中山先生認爲之所以要關注民生是“因爲民生不遂，所以社會的文明不能發達，經濟組織不能改良，道德退步，以及發生種種壓迫，都是由於民生不遂的問題沒有解決。”

可見 ，在孫中山的思想中民生有着何等重要的地位！民生既然如此重要，那麼什麼是民生？孫中山有過專門而確切的表述，他說“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 、國民的生計、羣衆的生命便是。”

由此可見孫中山所憂天下民衆之民生集中在了以百姓生活爲起點，進而延伸到了社會、國家的生存等諸多問題之中。具體說來，孫中山以民生爲中心的憂患意識集中表現在以下幾點。

（一）憂民之生計

人民的喫、穿、住、用、行等方面與國家、社會的發展息息相關。古人云：“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孫中山深表同感，從而把喫飯問題列爲民生主義的第一個大的問題。他說：“喫飯問題就是頂重要的民生問題”，“喫飯問題是關係國家之生死存亡的”，而中國當時內外交困，外有帝國主義國家的侵略，內有封建軍閥的混戰。國家財政困難、國庫虧空；普通平民百姓更是深受戰爭之苦處於多重壓迫的水深火熱之中，生活得不到基本的保障。引用孫中山的話說就是“中國現在就是民窮財盡，全國人口現在都是不夠飯喫，每年餓死的人數大概過千萬 。”

對此，孫中山憂天下蒼生之情，溢於言表。他說：“我們將民生主義，就是要四萬萬人都有飯喫，並且要有很便宜的飯喫。要全國的個個人都有便宜飯喫，那纔算是解決了民生問題。”

孫中山不是憂一個人或一個家庭的喫飯問題,而是從國家的高度對全天下人民百姓喫飯、生存之現實問題展開的憂患。這是他從當時的社會發展的實際出發去思考和分析中國國家之未來、民族之希望、人民之根本的憂患。他面對當時中國一方面由於戰爭的影響很多人流離失所而導致土地荒蕪；另一方面封建地主和官僚對土地的兼併現象日益嚴重，導致農民受到了嚴酷的盤剝而民生凋敝；加之當時中國迫於帝國主義的威脅之下，每年有很多的糧食被運到西方國家，導致國內“米珠薪桂”面對這些問題孫中山先生不僅僅是憂慮和憤慨，更重要的他要積極將這些問題通過政法的手段解決，其革命氣概可見一斑。他曾說：“這是一個很重大的問題，我們應該馬上用政治和法律來解決，如果不能夠解決這個問題，民生問題便無從解決。”而且他明確提出了“我們所注重的……目標不是在賺錢，是要供給大家公衆來使用。”

由此不難看出其天下觀視閾中憂患意識集中表現在堅持以“天下爲公” 爲核心的思想。

（二）憂民之土地

人們習慣稱大地是人類的母親，這個稱呼十分形象而貼切的。土地給了人類一切所必須的生活基本資料，無論是喫飯還是穿衣都離不開土地的開發和利用，所以土地問題就成爲孫中山先生的又一個重要的關注點。他說：“土地問題能夠解決，民生問題便可以解決一半了。”

孫中山對土地問題的憂患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首先，是對地價問題的憂患。隨着西方經濟潮流的入侵，土地首當其衝最先受到影響。外國人要在中國辦廠或是租借而使中國沿海城市的地價呈上漲之勢，有些人更是把土地作爲投機的資本而從中哄擡地價。這使得地價變得昂貴且不平均，加劇了貧富差距的擴大，增加了社會不安定因素，使原本就動盪的社會更加不安。孫中山先生看在眼裏，憂在心裏。

其次，是對地權問題的憂患。國際上，由於清政府的腐敗無能和帝國主義國家的脅迫，在戰後把很多美麗富饒的國土割讓或租借給西方列強。西方各國在不平等條約的支持下甚至獲得了中國的築路權和沿路開發土地、礦藏的權利。這極大地侵害了中國對於國土的主權和百姓的切身利益。面對此種情形，孫中山曾憤慨地說：“方今強鄰環列，虎視鷹瞵，久垂涎於中華五金之富、物產之饒。蠶食鯨吞，已效尤於接踵；瓜分豆剖，實堪慮於目前。”，並向國人發出“亟拯斯民於水火，切扶大廈之將傾。”的號召。國內，則是地權不平均的問題。如上文所提到的大部分農民都沒有自己的土地。衆所周知，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而占人口總數十分之八的農民，其手中的土地卻不到土地總數的十分之二,這不能不讓孫中山先生憂慮在心。

（三）憂民之工業

這一思想體現在孫中山對中國農工業水平低下導致人民生計受制的憂患。譬如他認爲就繅絲、絲織的生產和加工技藝而言，中國古代都是遙遙領先於西方國家的。可是在孫中山所生活的時代，西方國家經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科技革命的洗禮，在工業技術水平上已經遠遠地超過了我國。

中國絲的品質便不如西方國家所生產的絲的品質，而品質的低下直接影響了絲的出口問題。當時，中國百姓多是把絲出口到外國然後換回其便宜的洋布洋紗來用。所以，絲的出口量的下降 ，不但降低了中國在國際貿易中的收入，而且也因爲換不回便宜的洋布洋紗影響了普通百姓的穿衣問題鴉片戰爭之後，清政府被迫與西方列強簽訂了許多不平等條約，像中俄《璦琿條約》、《中俄密約》，中日《馬關條約》、中英《訂租威海衛專條》、中法《廣州灣租界條約》等等，這些喪權辱國的條約直接導致了中國國家主權和海關權的喪失，從而失去了對中國本土工業的保護力量。

孫中山說：“中國貨物經過海關，都由外國人任意抽稅，通過各關卡更要納許多數次厘金。外國貨物納過一次稅之後，便通行無阻。這就是中外貨物的稅率不平均……所以中國土布的價錢便變成非常之高……便不能流通各省……便歸失敗。”面對於此，孫中山不無痛心地說：“可見我們中國的國粹工業，現在已經是失敗了。”

（四）憂民之教育

中國是四大文明古國之一，“中國數千年來，以文爲尚。上自帝王，下逮黎庶，乃至山賊海盜，無不羨仰文藝。”但在民國時期，男子受過教育的不及十分之六，女子受過教育的不及十分之三，整個國民的文化素質較低。

自古以來 ，教育對人的教化作用是顯而易見的，教育的好壞與有無關係到一個人素質的高低，而國民個人素質的高低則關係到一個民族與國家的興衰與否，因此，孫中山認爲一個強盛的國家或民族，必然離不開教育的普及和引領作用。而在清朝的封建專制統治之下，教育被視爲統治階級的專利，普通百姓沒有能力也沒有權利去接受正規的教育，對此，孫中山充滿憂憤地說：“今天下之失教已久已。古之癢序無聞焉。綜人教而核之，不識丁者十有七八，婦女識字者百中無一。此人才安得不乏，風俗安得不頹，國家安得不弱？”

孫中山認爲這是導致國家與民族不能前進的重要原因，而對此充滿憂慮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