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荣是大明的五朝元老，首辅大臣。当年朱棣决定迁都北京时，杨荣便是坚定的支持者之一。他赞成迁都的论据，是“地势宽厚，关塞险固，总握中原之夷旷者，又莫过於燕蓟。……蓟燕左环苍海，右拥太行，内跨中原，外控朔漠，宜为天下都会。”

在近千年的时间里，元明清三朝的统治者之所以敢在北京建都，明朝皇帝甚至以“天子守国门”，他们所看重的，就是北京“关塞险固”。周围险要的地势，能够令这座皇城固若金汤。

明朝末年，因汉族政权自毁长城，北方少数民族得以趁虚而入。在冷兵器时代，北京占据地利，易守难攻，因此满洲人入主华夏后，仍沿用明朝旧都北京，建立了清朝。

两百年来，清政府得以牢牢控制住广袤的华夏大地，证明了以北京为根基立国的正确性。但是，大清这个朝代，比较宅，搞闭关锁国，喜欢关起门来自己玩自己的，不爱跟邻居打交道，也不在意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

等到清朝错过了大航海时代，错过了工业革命的蓬勃发展，还满心以为“蓟燕左环苍海”，外人难于接近的时候，邻居突然前来敲门，大家一下子都傻了眼。

这时清政府才惊诧地发现，外国人已经可以直接从海上，把蒸汽轮船开到自己家门口了。

北京东面临海，本来是守卫京师的一道重要天险，但在西方的坚船利炮面前，反而变成了一道软肋。列强只要把军舰开到天津大沽口外架个炮，就相当于直接拿枪抵住了大清的脑门。

在新的战略形势下，北京是否适宜继续作为大清的国都，成为了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晚清时期受命前来中国担任“洋枪队”队长，参与镇压太平天国的英国人戈登，曾就中国的国都问题向清政府提出过建议。

当然，作为一名外人，戈登没有直接建议大清迁都，而是委婉地提出，“中国一日以北京为建都之地，则一日不可与外国开衅，因都城距海口太近，洋兵易于长驱直入，无能阻挡，此为孤注险着。”

其言下之意，如果清朝非要以北京为首都，那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就做好当缩头乌龟的准备吧。

戈登的这条建议，倒也不是什么先见之明。之前清朝在两次鸦片战争中铩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另外，经常还有人说晚清时期的大清内战无敌，外战不堪一击，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京城离出海口太近的缘故。

除了戈登之外，当时国内的一些官员也提出了迁都的想法，但都没有引起清政府的足够重视。

究其原因，在咸丰驾崩后，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叛乱都很快被平息，且在两宫太后和恭亲王奕訢的戮力同心之下，清朝还开启了一段“同光中兴”的黄金时代。

在这三十年间，举国上下相对稳定，李鸿章等人的洋务运动搞得风生水起，朝野臣民对大清的未来充满希望，因而失去了动乱时期对迁都需求的紧迫感。

然而，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大清在甲午战争中折戟，再次惊醒了国人的美梦。在这场战争中，北京离海口过近，又一次成为了清朝进行对外持久作战的掣肘，而且还被日本人当作了谈判桌上的筹码。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中日双方在日本马关的议和谈判中，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公然威胁李鸿章和李经方，“若不幸此次谈判破裂，则我一声令下，将有六七十艘运输船，搭乘增援之大军，舳舻相接，陆续开往战地。如此，北京的安危亦有不忍言者。如再进一步言之，谈判一旦破裂，中国的大臣离开此地，能否再安然出入北京城门，恐亦不能保证。”

因为这把悬在头上的利剑，清政府不敢不答应日本提出的一切要求。台湾、澎湖、辽东被尽数割让，就连李鸿章遭遇日本浪人刺杀挨了一枪，也未能减少割地，只为大清省下了一亿两白银的赔款。

当时国人的心态是，西洋人的枪炮厉害，打不过我们认栽。但无论输给谁，也不能输给这个当了中国数千年小弟的日本。因此，当《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回国内，一时全国上下群情鼎沸，迁都再战之声不绝于耳。

在这些提议迁都的声音中，其中之一便是出自广东的一位举人——康有为。这位曾对近代中国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就在这时通过一份上皇帝书，正式登上晚清的历史舞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