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鍾百超

中華民族有着悠久的歷史，在這漫長的歲月中，史官們始終不忘自己的職責，把記錄歷史當做自己的神聖使命，甚至以犧牲性命來維護歷史的真相。這種敬業精神以及所抒寫的不朽史冊，共同成爲我們這個民族巨大的精神財富。“以史爲鏡，可以知興替”，不管風雲如何跌宕起伏，世事如何變幻莫測，站在歷史高點俯察天下興衰，總該是風景獨好。

《春秋》是我國現存的第一部編年體史書，孔子把它變成一部“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的政治宣言書。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正是《春秋》所傳遞的正能量，使之成爲垂範千古的儒家典籍。

在《春秋》精神的感召下，司馬遷高舉微言大義之旗幟，在隱忍苟活的惡劣環境中，發憤著書，撰寫了鴻篇鉅製《史記》。如果說《春秋》集歷史與政教於一體，那麼，《史記》則是融歷史與文學於一身，可謂各領風騷。

治學精神決定史學研究的高度和深度，《史記》被魯迅稱爲“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五帝本紀》便是嚴謹治學的最好見證。

首先是史料的尋找和發掘，考驗着司馬遷的決心。華夏號稱五千年文明，把黃帝和炎帝時期作爲中國歷史的開端。但是，有關黃帝、炎帝乃至堯舜禹時期的記述均爲後代文獻追述，其中含有不少神話色彩，不能作爲史料。如何填補這一歷史空白？司馬遷從幾個方面做出嘗試。

考察當代學者們的言論。他發現，“學者多稱五帝，尚矣。”雖然當代學者都喜歡評說黃帝，但有關黃帝的事蹟實在太久遠了，因此，往往都是無果而終。

閱讀諸子百家的文章。司馬遷又發現，“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諸子百家雖然也熱衷於研究黃帝，但所撰寫的文章既不符合雅達原則，也缺乏必要的訓釋，羞澀難懂，以至於士大夫也不知所云，難以言說，不敢妄議。

研究《尚書》，發現《尚書》也有問題，“然《尚書》獨載堯以來。”《尚書》相傳爲孔子編定，記載的起點是上古時期的堯舜，至於黃帝、顓頊、帝嚳三位帝王，隻字不提。

分析《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系姓》這兩冊書，司馬遷又發現，“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傳。”孔子所撰述的宰予問《五帝德》和《帝系姓》，儒生們以爲缺乏證據，因而都不傳習。這些史書，文章和言論要麼不全面，要麼不可信。

面對這一困境，司馬遷採取怎樣的行動？由於早年就喜歡漫遊各地，瞭解風俗，採集傳聞的習慣，本着“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精神，司馬遷邁開雙腿，踏上漫漫征途，尋找先人的足跡。“餘嘗西至空桐，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所到之處，當地的長老們都樂於向聽他敘說一切，指認黃帝、堯、舜的遺蹟。“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通過自己的目睹耳聞，實證考察，瞭解真相，得到了第一手材料。儘管有關黃帝、堯、舜的傳說雖有出入，但卻證實了它們和古文即《尚書》的記載相差不離，是比較可靠的。

有了這番考察，司馬遷再次翻開史書，進行深入研究。“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顧弟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通過研讀《春秋》《國語》二書，司馬遷發現，它們對《五帝德》《帝系姓》的闡發是明白清楚的，而且反映的情況並非虛構，只是儒生們沒有深入研究而已。另外，“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尚書》本身雖然殘缺不全，不過所散失的內容，卻常常在其它著作中看到，就無疑是一個重大的收穫。因此，“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爲淺見寡聞道也。”正是憑藉着好學深思的精神，才能心知其意，瞭解它的價值之所在。

“餘並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爲本紀書首。”正是在《尚書》的基礎上，同時選擇記敘得比較雅達的文獻資料，如《春秋》《國語》《五帝德》《帝系姓》等，編寫成《五帝本紀》，作爲全書的首篇。

從缺乏史料到追尋遺蹟，從資料殘缺到尋找佐證材料，從其文不雅馴到擇其言尤雅者，這是一番怎樣的心路歷程？就這樣，司馬遷以其堅定的信念和不屈的精神，終於完成了《五帝本紀》，乃至《史記》的創作，爲史學，也爲文學，樹立了一座巍巍豐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