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來說，一個王朝在中後期會在大亂後走向割據，如東漢在黃巾起義後的樣子或唐朝在安史之亂後的樣子一般，但很多人認爲清朝沒有這樣。其實太平天國後，清朝也是逐步走向東漢末年那種變局，只是進程來得慢一點，形勢更加複雜一些。

首先， 漢人地方實權派掌控了政權

太平天國後，像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鎮壓太平天國漢族官僚成爲地方的實權人物。在太平天國之前，清朝政府對漢人有很多防範，中央官職滿漢兩套，看似平等。但實際上，要職主官都是滿人，漢人只負責具體事務。正是通過鎮壓太平天國，清朝政府的權力從滿人逐步轉到了漢人，從前由滿人佔據的督撫等重要位置，落到了漢人手中。比如，曾國藩是兩江總督，也指揮浙江軍務，這樣他就掌控了江蘇、江西、安徽、浙江四個最富庶的省份。李鴻章是江蘇巡撫，後來又擔任直隸總督和北洋大臣；左宗棠是浙江巡撫，後來擔任閩浙總督、陝甘總督。這樣的變化最直接導致的結果就是，外省大員在政局中的影響日益擴大。

在太平天國運動之前，清朝中央政府對地方是有絕對權威的。但是，太平天國之後，遇到疑難問題，中央官員甚至要徵求地方大員的意見，以換取支持。而那些勢力強大的巡撫、總督像張之洞、劉坤一等，更會時時擺脫中央政府各行其是。最明顯就是“東南互保”。在義和團運動中，慈禧太后向十一國開戰，而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兩廣總督李鴻章和閩浙總督許應騤、四川總督奎俊、鐵路大臣盛宣懷、山東巡撫袁世凱置朝廷開戰命令於不顧，單獨於列強簽訂了協議，以求自保。到武昌革命時，就更明顯了，各省風聞武昌起義陳宮，紛紛宣佈支持革命，公然對抗清廷。

其次，兵爲將有的模式讓地方掌控了軍權

太平天國運動還導致了一個結果，軍隊帶有了明顯的個人色彩。由於八旗兵、綠營兵的積弊甚深、腐朽墮落。清廷不得不依靠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依靠團練組織起的湘軍、淮軍、楚軍。這樣的軍隊帶有極其鮮明的地域色彩和個人色彩，同時，在選用軍官時，大多是同鄉、親朋好友、門生等關係密切之人。這些軍隊重視冷熱兵器、水陸兩軍配合，重視訓練、積極備戰，關鍵是自辦軍需、自籌糧餉，凝聚力、戰鬥力遠超八旗兵、綠營兵。戰後自然而然的形成了一個個政治勢力。比如清朝四大奇案之一的刺馬案，更是中央政權和湘軍的政治博弈，最後案件的不了了之，也充分說明中央對曾國藩無可奈何。

李鴻章

這一時期，軍隊的特點就是兵爲將有，而且又不靠中央供給，與八旗軍、綠營兵不同的是，這樣的軍隊不再屬於國家，中央的影響已微乎其微，已經有點軍閥的性質了。即使近代最著名的北洋水師，也是帶有李鴻章鮮明的個人色彩，水師提督，就是忠誠於他本人的淮軍出身將領丁汝昌。丁汝昌本人原是騎兵出身，並不瞭解海軍。而由一個不懂海軍的將領，出任水師提督，無疑李鴻章首先考慮的是對自己的忠誠。當時，除了北洋水師，還有南洋、福建、廣東三支艦隊，他們都是各行其是，各搞一套，沒有統一的章法，這都是後來軍閥的影子。到了義和團運動時期，董福祥的甘軍積極配合義和團，進攻使館和八國聯軍。戰後，被認定爲“首兇”，但是諸多在京的主戰派被處死，董福祥最後僅以革職論處。老將軍也依然壯心不已，想要自行招募軍隊赴山西繼續戰鬥，朝廷把好話說盡，讓讓他安心隱居。到了袁世凱編練新軍，他將原來的北洋六鎮編練成軍，每鎮一萬二千五百餘人，除第一鎮系滿洲貴族鐵良統率的旗兵外，其餘五鎮都在他的控制之下，重要將領幾乎都是小站練兵時期的嫡系軍官。這也成爲了北洋軍閥前身。

第三，洋務運動讓地方掌握了財權

太平天國的發生加速了中國洋務運動的開展。如果不是太平天國的刺激，這樣的變革來的絕不會這麼迅速。於是那些地方的實權人物們紛紛開始興辦實業，比如，曾國藩籌辦了金陵製造局，主持了派遣留美幼童計劃。左宗棠建立的福州船政局，李鴻章的江南製造總局，張之洞的漢陽鐵廠，等等，在全國各地湧現了大批的洋務企業。這些封建官僚，按照花大錢、辦大事的原則，大手筆花錢，沒有錢，就去截留海關收入。這些地方實權派致力於發展洋務運動，產生一個重要影響，就是讓他們獨立中央之外，在掌握軍權的同時，又掌握了財權。這也是成爲軍閥的重要經濟基礎。

總之，在太平天國以後，清王朝中央權威得到大幅削弱，地方的政治、軍事、經濟各方面勢力得到極大加強。如同東漢末年，在黃巾之亂以後，地方勢力增強一樣。所欠缺的只是一個機緣。終於到了辛亥革命，滿清王朝被推翻，又經歷了袁世凱復闢。中國迎來了前所未有的歷史大變局，在這樣的混亂局面上，隨之而來的就是北洋軍閥混戰。在這方面，歷史總是相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