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反性騷擾要避免走過場式調查和保護式處分

　　原標題：教授性騷擾學生背後：校方走過場式調查保護式處分

　　7月8日，一篇題爲《她曾以爲自己能逃開教授的手》的文章在微信朋友圈刷屏。文中，5名女性舉報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教授、青年長江學者張鵬在長達至少6年的時間裏，多次對校內女學生及女教師實施性騷擾行爲，包括“摟抱”“摸腿”“摸胸”等，甚至還有更嚴重的情節。

　　輿論壓力之下，7月10日，中山大學在官網上發佈“情況通報”，宣佈對張鵬作出停課處理，停止其任教資格，取消其碩士生、博士生導師資格，終止與其簽訂的“長江學者獎勵計劃”聘任合同，並報請主管部門，取消其“長江學者獎勵計劃”青年學者稱號。

　　從年初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陳小武到前北大教授瀋陽，再到如今的中山大學教授張鵬，隨着多起高校性騷擾、性侵事件的連續曝出，2018年，發生在中國大學校園裏的此類針對女性的侵害，從隱蔽狀態浮現到公衆領域。

　　“稱猴”的教授

　　王莎徹底下定決心舉報自己的老師張鵬，是在2018年4月。

　　4月初，一位2017級女生和她家人舉報張鵬對其進行性騷擾，這讓王莎想到了自己的遭遇：她也曾許多次進入張鵬的辦公室——三年前的一天晚上，她在那裏向他請教問題，突然，張鵬以“外面有蟲子”爲由關上了辦公室的門。“我看你這麼努力，總讓我想到我小時候，也這麼努力。你就像一個小妹妹……讓我抱一下……”然後，還沒等她反應過來，張鵬就一把抱住了她。

　　事情發生的時候，王莎剛過18歲。從小到大，所遇到的老師在她心目中都是令人尊敬的形象。當她從那個突如其來的擁抱中掙脫開，大腦一片空白地跑出辦公室，她都無法相信剛剛到底發生了什麼。直到很久之後，她才真正地意識到：那是性騷擾。

　　“這些年他的行爲一次比一次嚴重，我們就覺得應該站出來，不要再讓他傷害其他女生了。”王莎對《中國新聞週刊》說。在那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裏，她害怕又難過，不想見到張鵬，也不敢和別人講起那天發生的事情。直到後來一些機緣巧合發生，她才知道，自己的遭遇並非個案。

　　4月底，自稱曾受到張鵬性騷擾的4位女學生和1位女老師向其所在的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提交材料，舉報張鵬在至少長達6年的時間裏，多次利用田野調查、指導論文等機會，實施性騷擾行爲。由於程序上的原因，舉報信由學院移交至中山大學校方。

　　5月4日，在青年節當天，5位當事人向中大紀委辦公室寄出了舉報信。相關的調查取證工作隨之啓動。

　　在此之前，出生於1978年的張鵬一直是學校的“明星老師”之一。他畢業於日本京都大學靈長類研究所，獲得保護生物學專業博士學位，主要研究方向是靈長類學。自2009年作爲“百人計劃”引進人才進入中山大學，如今他已是中大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兼生命科學學院教授，雙料博士生導師（生態學、社會學方向），肩上揹着一大串響亮的頭銜：他是中國靈長類學界僅有的兩位“世紀人才”和“拔尖人才”雙冠獲得者之一，也是中大唯一入選中組部“萬人計劃”青年拔尖人才的文科類專業老師。在2017年4月國家教育部公佈的2016年度“長江學者獎勵計劃”名單中，全國共有440名學者入選，張鵬是入選的青年學者之一。

　　就在被舉報性騷擾事件發生之前的2018年3月，公開報道顯示，張鵬獲聘擔任兩個SCI國際刊物《美國靈長類學報》《日本靈長類學報》編委，任期4年（2018~2022），成爲了首個擔任這兩個業內頂級刊物編委的中國學者。而那時候，沒有多少人能想到，這個年輕有爲、學術成績突出、性格風趣幽默、以“猿猴博士”自居的青年學者，不久後會因爲被指控性騷擾而站在風口浪尖之上。

　　王莎說，2018年4月初，在那位大一女生舉報後，學校對張鵬作出了“黨內警告”處分，但這一處分並沒有公開宣佈。已經近乎性侵的行爲卻只給瞭如此“保守”的處理，立即引發了同學們強烈的不滿。而到了6月底，她們又從學校紀委處得知，針對她們的舉報，調查階段已經結束，“具體的處罰措施還需要更嚴密的討論，一定會給他一個嚴格的處理，但可能不會按照同學們的預期來。”漫長的等待後，深感失望的女生們決定站出來，向媒體求助。

　　7月8日，由獨立記者黃雪琴撰寫的《她曾以爲自己能逃開教授的手》一文在網易“人間the　Livings”頻道刊發，瞬間引爆了輿論。在文章中，這位曾率先揭露北航教授陳小武性騷擾事件的記者詳細記錄了張鵬多年來的種種劣跡：他曾在田野調查時，趁四周無人時將一位女生抱起，“還順勢把頭埋到她的胸口深深吸了一口氣”；他也曾多次以露骨的語言騷擾、糾纏本校的一位女教師，在校車上撫摸其胸部、大腿……

　　王莎告訴《中國新聞週刊》，據她們瞭解，在此前學校紀委調查期間，張鵬以種種藉口爲自己的行爲開脫：“他解釋那次在田野調查時抱那個女生，說當時就是開個玩笑，是在‘稱猴’，抱起來稱一下，她還沒有猴子重。還有一次他對另一個女生親親抱抱，他說是因爲他老婆的外婆還是什麼人去世了，他內心非常痛苦、壓力很大，那個女生說了一句‘老師，我理解你’，他非常感動，以至於情不自禁了。”

　　7月9日下午，中山大學通過媒體回應稱：“中大已經關注到網絡反映人類學系教師張鵬有違師德師風的信息。今年4月份，中大已經開始調查覈實工作，之後基於調查覈實情況，給予了張鵬黨紀政紀處分並在單位內部進行了通報。網文存在與學校調查覈實不相符的情況。”

　　當日，中山大學紀委辦公室向《中國新聞週刊》證實了這一聲明，但沒有回應有關此次調查與處分的具體信息。記者多次試圖聯繫張鵬，他的手機始終處於無人接聽狀態。通過該手機號碼搜索微信賬號，添加聯繫人的請求未獲通過，但可以看到該賬號頭像是一個卡通版的戴着博士帽的男性形象，一隻猴子趴在其肩上。當晚，再次通過該手機號碼已無法搜索出其微信賬號。

　　但事實上，中大聲明中提及的4月給予張鵬的處分，並非針對王莎等人的舉報。“其實他被舉報了兩次，第一次是4月初，2017級那個師妹和她家人單獨舉報過一次，當時處分的事情沒有公開宣佈，從老師那裏傳出來，應該是給了他黨內警告處分。第二次在5月份，五四青年節那天，這纔是我們的舉報。”她對《中國新聞週刊》說。

　　從沉默到發聲

　　2017年底，美國《時代》週刊將“年度人物”授予了那些來自各行各業、勇敢揭露性侵犯和性騷擾的人，她們被稱爲“打破沉默的人”（　The　Silence　Breakers）。

　　類似的熱潮在全球各地都有影響，中國也不例外：2018年元旦，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畢業生、人在美國的羅茜茜實名舉報自己曾經的導師、計算機學院教授、長江學者陳小武曾在12年前對自己實施性騷擾。與她同時舉報的，還有另外4名女生。

　　這顯然並非國內第一起高校性騷擾事件。在此之前的數年裏，與性騷擾相關的報道已經頻頻見諸報端。

　　2014年7月，廈門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吳春明被舉報長期性騷擾女學生，甚至存在誘姦行爲。

　　2016年8月，北京師範大學學生康宸瑋發佈《沉默的鐵獅——2016年北師大校園性騷擾調查紀實報告》，對2007~2016年間已確認發生在校內的60起性騷擾事件進行了統計和分析，並曝光了某學院副院長S教授性騷擾女學生的行爲。報告發布後的一週之內，康宸瑋接到了5起相同的舉報，最早的事件發生時間是在十年前。

　　2017年5月，北京電影學院畢業生“阿廖沙”在社交媒體上曝光自己曾遭大學班主任的父親性侵。此後，自稱“阿廖沙”學弟的網友“北電侯亮平”繼續發文，舉報相關教授曾多次潛規則女學生。

　　事實上，校園裏的性騷擾遠比人們知道的更多。

　　2017年，廣州性別教育中心和北京義派律師事務所聯合公佈的《中國在校和畢業生遭遇性騷擾狀況調查》顯示，在6592份有效問卷中，近七成（69.3%）受訪者報告遭受過不同形式的性騷擾，其中女性遭受性騷擾的比例爲75%，九成的性騷擾實施者爲男性。在曾遭受性騷擾的人當中，46.6%的人選擇了“沉默、忍耐”一項，報案率不足4%；而這近半數的沉默者中，55.4%的人表示，選擇沉默是因爲“報告了也沒用”。

　　但陳小武事件爲人們樹立了一個新的標杆。1月11日晚，北航發佈處理通報稱，已查明陳小武存在對學生的性騷擾行爲，宣佈撤銷陳小武研究生院常務副院長職務，取消其研究生導師資格，撤銷其教師職務，取消其教師資格。1月14日，教育部宣佈撤銷陳小武的“長江學者”稱號，停發並追回已發放的獎金，並責成學校解除與陳小武簽訂的“長江學者”特聘教授聘任合同。

　　陳小武事件之後，越來越多受到侵犯的女性因爲受到鼓舞而站了出來。4月5日，北京大學95級中文系畢業生李悠悠等人實名舉報前北大中文系教授、現任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長江學者瀋陽在20年前曾性侵北大中文系95級本科生高巖，導致高巖自殺。

　　4月13日，新浪微博網友“夜憑闌”發佈長微博，指稱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行政管理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長江學者張康之，在中國人民大學任教期間，對包括其在內的多名學生實施性騷擾。

　　在媒體的密切跟進下，7月10日，中山大學發佈了有關張鵬被舉報一事的情況通報。這一次，更多的人將目光投向了通報的措辭上：儘管中大對張鵬作出了與陳小武程度類似的處理，但通報通篇迴避了“性騷擾”一詞，而是以“師德師風”“教師職業道德”等詞代替。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樣的措辭正是性騷擾這一議題在當今社會中尷尬處境的寫照。

　　性別平等傳播組織“新媒體女性”負責人、資深媒體人李思磐曾參與過2014年廈門大學教授吳春明性侵事件的報道。她向《中國新聞週刊》指出，幾年過去，社交媒體上反映出來的輿論環境對於性騷擾的看法和容忍程度發生了很大改變，但當事人在線下真實的社會處境、所面臨的問題卻和當年並沒有什麼不同。“目前在國內的、還活着的、出來檢舉的當事人，他們大多還是在一種匿名的狀態下，通過社交媒體來連接、去尋找支持，這說明對他們而言，無論是觀念上還是制度上的支持體系都還沒有什麼變化。”

　　這也是黃雪琴的看法。陳小武事件後，黃雪琴又先後報道、參與了包括北大瀋陽、河南大學肖開愚等在內的多起高校性騷擾事件——每一次，她都會建議學生先走向學校紀委舉報的路線，如果無法解決再向社會發聲。然而，一旦真的走到那一步，當相關新聞曝出，而後在衆怒之下處理涉事教師，最後表示“將加強師風師德建設”，幾乎已經成爲固定的套路。

　　這從來都不是容易的“戰鬥”。從收集證據到頂住壓力走上風口浪尖，每一步都需要極大的耐心和勇氣。在黃雪琴看來，在與校方交涉的過程中最大的困難其實是校方不信任的態度和固有的思維方式。“校方時常有一種誤解，他們總覺得性騷擾事件會傷害學校名譽，學生的曝光行爲就是給學校添亂，而學校必須爲涉事老師的行爲買單和背書。因此，校方時常帶着偏見和偏向進行‘走過場式’調查，最後低調出個學子們完全不瞭解的‘保護式’處分，還對當事人提出‘保護學校名譽’‘家醜不可外揚’等種種要求。”她對《中國新聞週刊》說。

　　2018年初，公益媒體NGOCN對公開報道進行統計後發現，2014~2018年間，包括陳小武事件在內，四年內共曝出13起高校教師性騷擾事件，1/3查無後續。有的即便作出了處理，距離公衆的預期也仍有很大差距。以廈門大學歷史系教授吳春明爲例，2014年10月，廈門大學對外通報，給予吳春明開除黨籍、撤銷教師資格的處分，但僅僅時隔一年後，他就再次出現在學術圈，成爲了中國考古學會新石器時代考古專業委員會的委員。

　　需要一個怎樣的反性騷擾制度

　　2018年4月，在瀋陽事件發生後，剛剛跳槽至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不久的前清華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顏寧發了一條微博，談起了美國高校在防範性騷擾方面的做法：“……我在入職普林斯頓之前，是必須先要在線完成相關的培訓、在線答題，考覈通過拿到一個電子證書才能正式辦理入職。培訓的內容不僅有規定，還包括一些具體案例，來定義哪些屬於misconduct（失當行爲）；在實驗樓的各個衛生間必然能看見的地方都有明確的說明，如何預防sexual　harassment（性騷擾），以及一旦有這樣的問題，作爲受害人或者知情人該如何處理（我去波士頓附近的Bentley大學開會的時候，發現衛生間也有這樣的說明，並且是包括漢語在內多語種的）；學校有專門的部門接受投訴，在保護投訴人隱私的前提下進行處理。”

　　顏寧貼出了自己通過防範性騷擾在線考覈後獲得的電子證書，並直言：“希望國內的學校們要正視這個問題，開始走上正規處理的軌道。北航處理了（陳小武）之後，學校的名聲並未受損，反而獲得了好評。欲蓋彌彰、同流合污纔是真正可恥的。”　

　　依靠媒體提升公衆意識，讓性騷擾從一個隱祕的話題進入公共視野，只是打破沉默的第一步。真正要解決實際的問題，建立一個長效的機制顯得尤爲重要。過去數十年來，歐美國家經過不斷地探討和改進，建立起了相對完善的防性騷擾機制，但在眼下中國的校園裏，要做到對標並不容易。

　　事實上，早在2014年7月廈大教授吳春明性侵女生事件之後，教育部就曾於2014年10月9日印發了《關於建立健全高校師德建設長效機制的意見》，列出高校教師師德“紅七條”，“對學生實施性騷擾或與學生髮生不正當關係”被明確列入其中。從那時起，建立健全高校防性騷擾長效機制的呼聲就一直不斷。

　　2018年4月，南京大學校園媒體“核真錄”對教育部批准建設的全國39所“985”高校進行了排查。結果發現，這39所學校中，有16所高校未將“性騷擾”列入師德管理考覈條款，佔總體的41%。超過八成的學校未建立公開的師德監督渠道，如電話或郵箱舉報等。只有浙江大學、北京大學等6所高校（或部分院系）建立了公開監督的渠道。

　　而在中山大學張鵬事件中，在王莎等人舉報後，學院裏支持她們的同學們自發成立了“中山大學人類學系反性騷擾小組”。小組成員們在查閱了學校相關的規章制度後，撰寫了建議信發送至各級領導，呼籲儘快出臺有效的校園反性騷擾機制，對師生進行防性騷擾教育、田野行前培訓；在院系層面設立公開渠道接受關於性騷擾的投訴舉報、設立專門的負責人受理相關事宜等。他們還在“爲學校發展規劃建言獻策之‘十大提案’活動”中提交了名爲“關於中山大學師風師德規範細則的建議”的提案。儘管內容得到了學校領導的肯定，但由於“話題涉及內容有一定敏感性，不宜公開討論”，學生們被通知不能參加公開答辯，在後來提案獲得優秀獎的獎狀上，也不能出現提案的具體名稱。

　　“其實我們說性騷擾，它不是性，而是權力。”李思磐長期關注女性權益問題，在她看來，發生在高校的性騷擾事件其實並不比其他行業、領域更多，但中國社會對師者一向有很高的道德評價標準，大學生這一羣體又揹負着“天之驕子”的期待，在雙重象徵意義之下，高校性騷擾及其背後不對等的權力關係也獲得了社會更多的關注。“當沒有制度保障的情況下，一個人的不當行爲能不能被制止，其實很多時候跟他所處的位置、掌握的資源有很大關係。防性騷擾的制度其實是在拆解現在運行得很好的一些權力。”她對《中國新聞週刊》說。

　　李思磐認爲，要建立一個有效的反性騷擾機制，首先應該對校園裏的性騷擾行爲進行明確的定義，給師生以充分知情、瞭解的機會。與此同時，要設立一個公正透明的投訴和調查機制，爲受害者尋求幫助、爲被舉報者申訴提供渠道。當性騷擾事件中的某些行爲已經越過個人道德層面涉及違法時，學校應該明確相關規定與法律之間的界限，由律師介入，爲當事人提供司法維權的可能——黨紀行政處分，不應該替代法律的懲罰，“這個防範機制也不能最後變成一種新的保護機制”。

　　“包括中大張鵬事件在內，近期發生在中國的類似事件，討論焦點都落在高校師生間的權力關係，並呼籲建立高校反性騷擾長效機制，沿循的是‘懲治作爲預防’的思路，而忽視更多社會主體需要加入的、更長遠的文化建設方面的討論。”而在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人大性社會學研究所執行所長黃盈盈看來，“性騷擾”與權力結構、人際相處、身體情感、性與性別文化都密切相關。爲了更好地防止性侵犯的發生，除了要在結合文化與生活現實的情況下對“性騷擾”進行定義和劃分，利用現有的資源、完善舉報、調查、取證等環節，充分保障舉報方和被舉報方各自的權利，還應該調動學校、家庭和社會，就性與性別文化的建設創造更大的公共討論空間。一味強調女性、學生在性與性別方面的脆弱性與受保護的角色，從長遠來看，並不利於性騷擾的防治。　

　　黃雪琴說，從陳小武事件到現在，短短半年的時間裏，整個社會對“性騷擾”這一議題已經敏感了很多，更多的人開始正視性騷擾的嚴重性，不再覺得“很普遍就可以視而不見了”。“有報社總部和高校的人都是會和我說：這大半年看你發的東西，我開始意識到性騷擾這個問題的傷害性，開會、講題都會開着門了。我覺得這就是進步。”

　　一切遠沒有結束。7月11日，《美國靈長類學報》在收到舉報郵件後表示，基於中山大學發佈的情況通報，他們已將張鵬從編委名單中移除。《日本靈長類學報》也表示，張鵬並非該刊物編委，他們將撤銷張鵬該期刊建議委員會委員身份。

　　7月12日，張鵬在朋友圈裏發出個人聲明，爲“自身疏忽”“自我要求不嚴”造成的不當行爲致歉。他同時表示，《她曾以爲自己能逃開教授的手》一文中存在大量污衊、誇大、與事實不符之處，他將積極組織證據，在必要時將對作者黃雪琴及有關媒體提起侵權訴訟，以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