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战争中，“屠城”其实并不罕见。古代军队没有接受过什么人权主义教育，驱动士兵们奋勇杀敌的主要动力，其实就是攻入城内的“抢掠财富”。“抢钱”自然避免不了杀人放火。

将帅们对军队的约束力很大程度上就依赖于破敌之后的“战利品”瓜分，抢掠失败方的财富人口，这已经成为了古代战争的常态，区别只在于，杀的人多或者人少。要不然为什么古代一遇到战乱，大量百姓放弃家乡，开始被迫流亡。

当然，军队的这种“常态化”烧杀抢掠行为，跟“扬州十日”这类无节制的“屠城”行为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清军八旗在没有入关之前，就是一只掠夺性的军民合一军队，士兵们不领粮饷，自备干粮马匹武器奔赴战场，而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就是战胜敌人之后的掠夺。

所以前期的清军，特别是八旗，与其说是一支军队，还不如说是一支纪律性高战斗力强的强盗。入关之后，清军快速扩张，成立了以投降明军汉人为基础的绿营，而这些汉人士兵实际上也是一群苦哈哈，长期被中上级军官吃空饷，打清军的时候即便赢了也没啥子收入，更何况是基本打不赢。

而此刻投入清军的怀抱，一路攻城陷地，自然可以在军官们的默许下“发财”，自然而然的，清军对于战胜敌人之后的“抢杀”已经形成了长期习惯。

那么，为什么清军攻城无数，却只有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样的惨剧被记录下来流传后世呢？

这个事情要从清军攻克南京说起。

清军攻克南京后，在“谕南京等处文武官员人等”中陈述：

“昨大兵至维扬，城内官员军民婴城固守，予痛惜民命，不忍加兵，先将祸福福谆谆晓谕，迟延数日，官员终于抗命，然后攻城屠戮，妻子为俘，是岂予之本怀，盖不得已而行之。嗣后大兵到处，官员军民抗拒不降，维扬可鉴。”

清军在打维扬的时候，因为遭到了抵抗，所以直接屠城，而这个事情也成为了清军后续行动中的“恫吓”手段，以此来瓦解明人的抵抗意志。

然而，清军的这种“恫吓”，却起了反作用，扬州人听到这条“谕令”后，反而学维扬人“婴城固守”。先有史可法宁死不降最终城破身死，而城破之后，绝大多数的扬州人也没有投降，依然选择继续抵抗。这种情形激怒了清军主帅多铎，于是下达了屠城的命令。

清军屠扬州的原因其实很简单。从清军入关以来，除了在维扬遭遇到抵抗外，其他地区几乎没遇到多么激烈的抵抗，即便是南京这样的帝国首都，天下雄城，结果也是望风而降。

打得太顺了，自然就对敢于站起来抵抗的人十分愤怒，何况在抵抗的不至是明廷的军队，还有大部分的普通民众。这从侧面说明了，清军的不得人心，等于是打了多铎的脸，自然要进行强烈的报复，以此来震慑人心。

对于一个想要建立全国性的政权而言，屠杀人民来建立绝对的威信虽然是下下策，但也不得不说这种绝对武力的威慑性作用是极大的。满清作为少数民族政权，是没有什么道德负担的，如果通过杀人就能够取得更好的效果，那么绝对就不会手软，毕竟他们就擅长杀人。

扬州十日并不是一个孤例，后面的嘉定三屠，江阴八十一日，其实都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清军对于敢于抵抗自己的人民，从来都是赶尽杀绝的。即便后来统一了全国，为了建立起满洲至上的政权，清廷依然在大肆屠杀，从夺人之命，到屠人之心，从杀人盈野，到大兴文字狱。

总而言之，制造“扬州十日”，除了清军泄愤的原因，更深层次的是政治考量，以绝对威慑的武力，激起汉人心底里深刻的恐惧，以此来达到政权的稳固。比较满清是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在政权认同性上面远远低于汉人自己建立的王朝，自然需要如此“恐怖”的手段来完成“征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