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制墨業主要集中在易州（今河北易縣）和上黨（今山西長治）地區，以祖氏、奚氏和李氏最爲著名。晚唐五代，制墨技術隨着遷徙的浪潮而進入歙州（今安徽黃山）、宣州（今安徽宣城）一帶。徽墨誕生，並自此始終佔據了中國墨業的前沿，引領了中國墨的進步歷程。

一、徽墨的源起

宋代羅願在《新安志》中有“李超與其子廷珪，唐末自易水渡江至歙州，地多美松，因而留居，遂以墨名家”的記載。李氏父子在易水制墨法的基礎上，利用黃山、松蘿山之古松取煙，並改進配料、和膠、杵搗等技術，製造出前世無法企及的佳墨，史稱“李墨”。南唐後主李煜亦評價李墨和澄心堂紙、龍尾歙硯爲“天下冠”，並因此敕封李超爲檢校水部員外郎。由於無度地使用和揮霍，及至北宋宣和年間“李墨”就極爲罕見，故時有“黃金易得，李墨難求”之說。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有李廷珪制“翰林風月”銘長方墨，墨呈長方薄板形。一面泥金草書陰識“翰林風月”四字；另一面草書填朱三字，已模糊無法辨認。墨色黝黑有漆光，質堅實如玉。邊薄而銳利，中間略凸，墨面佈滿大小、高低不平的突起，間有犀紋。從實物的現存狀況來看，確如史料評價的具有“豐肌膩理、光澤如漆”（宋代李孝美《墨譜》）“其堅如玉，其紋如犀”和“歷久彌新”的鮮明特點。這錠“李墨”歷經千年仍有如此優異的的表現，在於李氏父子制墨沒有拘泥於早期造墨理論的束縛，開創性地運用膠法、藥法改善墨質。《墨記》中記載了李廷珪首創分次和制的對膠之法。《墨經》則記述了李廷珪制墨善用重膠，並添加藤黃、犀角、真珠、巴豆等十二味中藥，及少量的生漆和熟漆和制，使解膠和膠力持久兩個矛盾的命題完美統一。再通過數萬次的均勻杵搗、揉捏和壓制，使膠和松煙顆粒充分融合，從而做到了“墨壽千年”。

作爲最有名的制墨家，李氏父子第一次將中國墨的品質發揮到了極致。關於李墨的精良，歷史上有一些相關的記載。五代宋初時期的文學家徐鉉、徐楷兄弟，幼年時曾共用一挺長不過尺、細裁如筋的李超墨，每日書寫不下五千字，十年方纔用完。還有宋大中祥符年間，一貴族誤將李廷珪墨遺失於水中，數月後，又於同一地點遺落了金器，故派人撈取，驚奇的是李廷珪墨也被完好無損地撈取出來，且光色不變、表裏如新。1978年，文府墨被發現時整體浸泡在水中，出土後歷經數十年自然老化，其磨口依舊有瑩瑩膠光（圖1）。可見，在李氏父子的引領和推動下，宣歙之地的制墨水平得以整體進步。《墨經》記載了著名制墨家張遇曾妙得李氏制墨之法，並以此傳家，其子張谷、孫張處厚皆以制墨名世。其後，歙州又有耿仁、耿遂、耿文政、耿文壽、耿德、耿盛等，宣州則有盛匡道、盛通、盛真、盛舟、盛信、盛浩等，都受到李氏制墨之法的影響。而李廷珪之後，其弟廷寬，兒子承宴，承宴之子文用，文用之子惟慶、惟一、仲宜等，也都不同程度地繼承了制墨家傳，其中李惟慶更是擔任了南唐後主李煜的墨務官。

圖1 晚唐五代 文府墨（

安徽中國徽州文化博物館藏）

李氏一族所制之墨多以“新安香墨”“新安香劑”爲銘，並題制墨人款識，如“歙州李廷珪造”“歙州供進李承宴墨”和“歙州供進墨務官李惟慶墨”等。新安、歙州均爲古徽州舊稱。晉太康元年（280），將新都郡改名爲新安郡，屬揚州。領遂安、海寧、始新、黎陽、歙、黟六縣。隋文帝開皇九年（589）改新安郡爲歙州。宋宣和三年（1121），改歙州爲徽州，轄歙、黟、休寧、祁門、績溪、婺源六縣。自此，“徽墨”之名漸次形成。由於“李墨”與“徽墨”的諸多淵源，“李墨”被認爲是“徽墨”的不祧之祖，李超和他的兒子李廷珪也被普遍認爲是“徽墨”的締造者。宋以降，“徽墨”逐漸從中國墨的體系中突顯出來，成爲中國墨中最光耀的一個品類。

二、宋代徽墨製作技藝的進步

宋代結束了五代十國的分裂局面，國家重歸統一。但宋朝自建國之初就面臨着十分尖銳的民族矛盾。北方強大的契丹族和佔據了內蒙古西部地區的羌族，與宋朝形成100多年對峙的局勢。後起的女真族又分別於公元1125年滅遼、公元1127年滅北宋，和偏居臨安的南宋朝廷再度形成152年的南北對峙。長期的外族襲擾，尤其是北宋的覆滅，使北方人口再度避亂南遷。徽州由於遠離對峙前線，穩定的社會局勢吸引了大量中原移民。人口的激增和先進技術的進入促進了地方經濟文化的發展，也帶動了制墨業的前行。

兩宋時期，由於執行了“安內、重文”的國策，使其成爲中國歷史上繁榮、自信、開放和包容的一個朝代。唐中葉以後發展起來的商業，這一時期有了很大發展，宋的首都汴梁已經成爲一個重要的商業城市。千百年來的坊市制度徹底被打破，沿街開設的商鋪活躍了市民生活，促進了城市繁榮。一些地區也由於商業的興盛而發展起來，徽州就是其中之一。作爲一個山區城市，山多地少、人多田少的矛盾，在接納了大量移民後已尤顯突出。生存的危機促使部分農業人口或外出謀生、或轉爲手工藝者。明末清初著名學者顧炎武曾說道：“徽州保界山谷，土田依原麓，田瘠確，所產至薄。……小民多執技藝，或販負就食他郡者，常十九。……以故中家而下，皆無田可業，徽人多商賈，蓋其勢然也。”顧炎武口中的徽州小民，除了將茶葉、竹、木、瓷土和生漆等土產運銷外地，徽墨這等蜚聲國內外的產品自然也是他們的主營。在商品經濟和貿易需求的推動下，徽州本土形成了“家傳戶習”的制墨盛況，更是湧現出如黟縣張遇、歙州潘谷、新安吳滋、黃山沈桂等制墨高手。《墨史》收錄則有耿仁遂、高慶和、戴彥衡、胡智等十數人，深受徽州制墨影響者更衆。

宋代徽州制墨最突出的成就是油煙制墨法的確立和發展。取煙採用色澤肥膩、性質沉重的古松，是中國製墨千百年來維持品質的重要原因。但由於長期砍伐，中原地區適宜的古松越來越少，嚴重製約了制墨業的發展。作爲易水制墨世家的李氏一族，尤爲深刻地感受到了這一點。徽墨鼻祖李廷珪遷居徽州後，以黃山古松取煙的同時，也嘗試兼用桐油煙入墨。《四庫全書總目》記載：“古墨皆松煙，南唐李廷珪始兼用桐油，後楊振、陳道真諸家，皆述其法。元、明以來，松煙之制漸亡，惟是法獨傳。”之後，宋神宗熙寧、元豐年間（1068—1085年）易水遷徽州的墨工張遇，受李廷珪影響以桐油煙制墨。他獨創以龍腦、麝香、金箔入油煙，製成“龍香劑”墨，成爲當時收藏家競相爭購的瑰寶。在諸位墨家的不斷嘗試和推動下，油煙漸次成爲中國墨的主要原料，極大地緩解了墨原料來源單一和麪臨枯竭的局面。1988年安徽省合肥市宋太師舒國公孫馬紹夫婦墓出土的兩錠宋墨，其中一錠九華朱覲墨（圖2）即爲油煙墨。朱覲爲安徽九華人，宋神宗、哲宗時期（1048—1100年）制墨家。墨作梭形，墨面中部鈐有陽文楷書“九華朱覲墨”銘。墨背中部鈐棗核形線框，內有鳳形花紋；線框上下兩端各入圓形印紋，圓內各有一陽文楷書“香”字。墨錠長21釐米，中部寬3.4釐米，上下端寬1釐米，厚0.7釐米。該墨雖歷千年，墨色依然黝黑，質地堅緻如故，宋代油煙制墨的水準可窺一斑。

圖2 北宋 九華朱覲墨（安徽合肥文管處藏）

圖3 北宋 歙縣黃山張谷男處厚墨（安徽合肥文管處藏）

解讀九華朱覲墨和同期出土的歙縣黃山張谷男處厚墨（圖3），對於我們瞭解宋墨的造形和製作工藝極有裨益。結合1977年春江蘇武進南宋墓出土的半枚葉茂實墨，可以看出，宋墨在造型、紋飾上並未較前代有較大的突破，造型仍以規矩的幾何形爲主，但較唐墨更爲修長、平整，墨面光滑，墨邊銳利、挺直，呈現出較唐代更爲先進的壓制工藝特點。紋飾、款識早期仍採用熱劑鈐壓的方式，晚期則可能改爲整體模製，自然也更爲平整清晰。這種力求平直、簡潔的線面結構，明顯受到新理學思想的影響。宋代，尤其是真宗、仁宗之後，以范仲淹、歐陽修爲代表的文人階層，倡導“平淡自如、條達舒暢”的文風，理學上更是講求“存天理、滅人慾”。在這種特定的社會條件下，徽墨墨式形成嚴謹含蓄、不施浮華的風格，形制、紋飾受文化思想和製作技術的侷限，使墨家更多轉向對質地的追求。針對皇室和士大夫階層的貢墨、御墨、訂製墨等高端墨品，製作上不惜工本，力求精絕。得益於宋代書法繪畫藝術進步的促進，尤其是在皇室的鼓勵和直接參與下，規模空前的宮廷畫院建立了，聚集了許多著名畫家。唐中葉以後興盛起來的中國山水畫，此時成了畫家們最喜愛的表現媒介。兩宋畫壇誕生了一批又一批著名的山水畫家，北宋有郭熙、李成、董源、范寬和米芾等；南宋有劉松年、梁楷和馬遠等。相較人物畫的線條勾勒，山水畫描繪的清曠煙雲、渾厚峯巒和清幽水色，對墨色的濃淡、暈染和層次感提出了更爲苛刻的要求。文人頻繁地反饋體驗感受，並積極地參與制墨實踐，促使徽墨技藝的提升和墨品的文人化趨勢。諸多書畫家和制墨家“翰墨因緣”的故事更是因此誕生了。文豪蘇東坡就在《孫萃老寄墨》詩中讚頌徽州墨家潘谷“妙手惟潘公”，更言“墨成不感用，進入蓬萊宮”。潘谷死後，蘇東坡又以“一朝入海尋李白，空看人間畫墨仙”悼之。在文人不遺餘力地宣傳和推動下，墨家對墨質的追求甚至達到“淫巧奢靡”的程度，嘗試以不同的珍貴藥材入墨，“輕煙萬杵”的精工製作，使得徽墨在層次表現和膠力耐久方面更顯突出。宋代遺存的大量書法、繪畫作品，如米芾的《蜀素貼》、夏圭的《雪堂客話圖》等，今天看來依舊墨色如新、熠熠生輝，徽墨的貢獻不言而喻。

三、徽墨商品化理念的出現

宋代徽墨在製作和銷售方面，呈現高低兩個針對的發展趨勢。受到科舉制度改革和印刷技術進步的驅動，面向大衆市場的日用墨、印刷墨等商品墨誕生了，製作時力求價廉物美。究其緣由，是宋代科舉制度實施了諸如擴大錄取範圍、防止考場舞弊等改革措施，鼓舞了庶族和寒門子弟，刺激了教育事業和文化的發展。同時，活字印刷的發明，則縮短了印製週期、降低了印刷成本，書籍的大量印製和流通，普及了文化知識。這些都帶動了墨、紙等相關產業的迅速發展。市場需要產量大、價格低的實用墨品，直接導致了墨品的商品化和市肆化。宋以前，墨的流通方式主要有三種：一是作爲地方貢品入貢後，由皇室賜予；二是專門機構訂製並供給相關機構和官宦；三是少量的文人間交流、饋贈。入宋後，則出現了買賣墨品的交易記載。據宋代孟老元所撰《東京夢華錄》記述，當時在首都東京相國寺的坊市中，潘谷的墨是極其搶手的商品。《墨史》也記載潘谷售墨時“士或不持錢，留券取墨，亦輒與之。……後忽取積券焚之”。這種極富文人特色的貿易活動，洽洽正是商業經營的雛形。晁氏《墨經》也有商品墨製作的相關記載：“況膠多利久，膠少利新，匠者以其素售，故喜用膠少。”這說明當時的墨匠，爲了達到速制、速售和速用的目的，製作這類墨品時往往採用輕膠。宋代羅願《新安志》則評價“若急於目前之售，故用膠不多而煙墨不昧，若歲久膠盡，則脫然無光如土碳耳”。可見，匠者在知曉輕膠制墨弊病的情況下，依舊使用這一技法，是商人逐利本性的驅動。但事物發展必然有其兩面性，由於徽州墨商羣體的逐漸形成，資金、人才得以更爲順暢地進入徽墨製作領域，商人對市場的把握和需求的瞭解極大地促進了徽墨技藝的進步。自明代開始，墨商成爲徽墨製作業的主導力量，這對後世徽墨製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四、結語

唐代，制墨技藝從中原傳入徽州，北方精通制墨的世家也來了。他們奠定和影響了徽墨千年的傳承。宋代徽墨製作也大都秉承了精工細作的理念，尤其是在模製技術上的發展和進步，確定了徽墨器形、紋飾上的裝飾風格，爲明清兩代的輝煌夯實了基礎。這是徽墨的誕生和發展時期，也是中國製墨史上創造力最爲活躍的時期。經歷了唐代的成熟嫵媚、宋代的自信優雅，徽墨的製作技藝蛻變爲最富靈氣的手工勞動，並逐步引領了中國墨業前行的步伐。

（作者單位：安徽中國徽州文化博物館）

圖文來源：《文物鑑定與鑑賞》2018年15期（原文標題：唐宋時期的徽墨）

責任編輯：楊尚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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