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輩子只做文學，文學只做了詩歌。”北京大學中國詩歌研究院院長謝冕先生“生活永遠始於今天”，充滿生機和思考能力的中國當代文學研究開創者筆耕不輟，繼2012年12卷本鉅著《謝冕編年文集》後，又推出耗費十年心血的研究力作《中國新詩史略》，內容涵蓋整個中國新詩的寫作歷史，圖文並茂，爲百年新詩發展奉獻了絢麗芬芳的“一束鮮花”。

《中國新詩史略》着眼於百年新詩演進的脈絡及問題，充分體現了謝冕先生對新詩獨特的感受和判斷及其全局的整體把握能力。

謝冕作爲中國新詩的倡導者、觀察者、參與者一直站在當代詩歌評論前沿，關注詩歌的健康發展。《中國新詩史略》共分爲八章，結合歷史與創作，描繪了中國新詩從1891年到2010年的發展歷程，梳理了中國詩歌百年發展的脈絡，釐清了詩歌在中國文學格局中的重要地位。

謝冕

• 謝冕，1932年生於福州，文藝評論家、詩人、作家。現任北京大學中國詩歌研究院院長、北京大學中國新詩研究所所長。北京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北京作家協會名譽主席、中國作家協會全國委員會名譽委員，併兼任詩歌理論刊物《詩探索》及《新詩評論》主編。
• 謝冕一直站在當代詩歌評論的前沿，關注詩歌的健康發展。論文《在新的崛起面前》曾對朦朧詩運動產生過極大的推動作用。

活動信息

《中國新詩史略》作品分享暨籤售會

嘉賓：

謝 冕：文藝評論家、詩人、作家。北京大學中國詩歌研究院院長、北京大學中國新詩研究所所長

徐敬亞：詩人，文學批評家

劉福春：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教授

孟繁華：瀋陽師範大學特聘教授、北京文藝批評家協會主席，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

李 楊：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高秀芹：北京大學中國詩歌研究院副院長，北京大學出版社編審，北大培文創意研究院院長

尹昌龍：深圳出版發行集團黨委書記、總經理

時間：2018年12月1日（週六）下午14:30-16:00

地點：深圳書城中心城北區臺階

主辦單位：深圳讀書月組委會辦公室、北大培文

承辦單位：深圳出版發行集團、深圳書城中心城

著名作家曹文軒爲《中國新詩史略》撰寫書評，原文刊載於《光明日報》（2018年11月16日 14版）

滔滔與涓涓

——關於謝冕新著《中國新詩史略》的歷史敘述

●天下良書：

《中國新詩史略》在謝冕先生個人學術史上的地位

我們懷着崇敬的心情，見證並祝賀一本新書的問世。這本新書，徹底洗刷了我們在此之前對某些新書滿不在乎的感覺，因爲，無論是理性還是直覺都明白無誤地告訴我們，這本新書非同尋常，意義重大，它是一本大書，一本極有分量的書。它書寫的是文學史，卻註定要被文學史所書寫。

看完全書，我毫無緣由地想起我曾經在一部長篇小說中描寫的一匹馬——一匹駿馬。當一位出身於養馬世家、祖祖輩輩都養馬的人，看到馬羣中這匹與衆不同的駿馬時，心頭飄過四個字：天下良駒！

那麼，這本叫作《中國新詩史略》的書呢？天下良書。

不僅是“史略”二字讓我想起了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更是這本書宏闊的學術視野、對文學現象的高度概括、十分準確的因果分析、條縷分明的脈絡呈現、對諸多問題的透徹揭示和精闢論述，使我想起了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那本書，是中國古代小說史研究者們無論如何都繞不過去的書。而《中國新詩史略》大概也是未來從事中國新詩史研究的人繞不過去的書。

謝冕先生一生，除了喜愛洗涼水澡、尋求天下美食而外，最大的嗜好就是寫書。他的許多文字，都是寫在中國現代文學史的關鍵節點上的，還有一些前瞻性的、引爆性的文字，促使中國現代文學史出現新的節點。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領域，許多重大的話題與他有關。他對中國現代文學的貢獻，實實在在，是可以一一道來的。

《中國新詩史略》無疑是他個人學術史上最重要的著作。

我們從這部著作得出一個結論：一個人的成長能力，是超越年齡的；成長與年齡無關。我們曾不無悲哀地一次一次地看到，許多人在完成一次人生的榮耀、事業的輝煌之後，成長能力明顯衰竭，從此原地踏足，甚至止不住地退化。當然，我們也不無欣慰地看到，有些人卻能永葆旺盛的成長能力，一路向前，風景無邊。謝冕先生顯然屬於後者。我們在這部厚重的著作中，看到的是一如既往的活力，一如既往的敏捷，一如既往的銳利，一如既往的清澈，一如既往的拒絕陳腐、老調重彈。一路讀來，總會聯想到一些詞彙：充盈、充沛、直率、智慧、一往無前。而與以前他的著作相比，這種成長還表現在：比以前更加冷峻、辨證，更具控制力，主觀抒情有所弱化，而客觀敘述大大增強。當年，他的學生黃子平曾以“走向不成熟”從一個角度說明了他的不斷成長。而我們今天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說明他的成長：這部著作是謝冕先生等身著作中最成熟的一部——畢竟成熟是更高的境界。

也許，在他這個年齡上，我們無論以“走向不成熟”還是“走向成熟”來評價他，似乎都不合適。我們換一種說法：爐火純青。或者是：圓滿。

●文學史寫作的最高要求：

清晰而確切的文學史演化和行進脈絡呈現

一部成功的文學史書寫，其一大特徵是：書寫者向我們清晰而確切地呈現了文學史演化和行進的脈絡，這是文學史寫作的基本要求，也是最高要求。

《中國新詩史略》完美地達到了這個要求。

百年新詩史，時間雖然並不很長，但回首看，畢竟煙雨茫茫，混沌一片。加之中國的新詩史，並非只是詩歌本身的發展史，而是一部與錯綜複雜的中國社會史、文化史、政治史始終交織在一起的歷史，因此，呈現它的發展脈絡就會異常困難。

強烈而堅定的脈絡意識，使我們的閱讀，從一開始，就被吸引到脈絡的起點。隨之，這脈絡像崎嶇而曲折的路徑，沉浮於歷史的無限蒼茫之中。我們沿着這些變換的、多叉的、迴旋的，有時斷裂，但最終還是連接上的脈絡，從近代走向現代，從現代走向當代。

我們看到這一飄忽不定的脈絡，並不是從新詩史開始的，而是從近代——新詩漫長的前奏開始的，甚至更早，甚至是從中國古代詩歌史開始的：四言到五言到七言，然後再到字無定數的新詩。我們目睹了詩歌的變化、革新。我們窺見哲學對存在背後藏匿着的三大運行原則的揭示：對立統一的原則、量變到質變的原則、肯定之否定的原則。百年新詩史的脈絡完全契合了這三大原則，尤其明顯的是契合了第三大原則：肯定之否定的原則。僅傳統與現代之間的博弈，該書就讓我們看到這一怪圈式的過程。有共時性的同與不同，又有歷時性的同與不同，互相認同，又互相駁斥，而就在這個肯定之否定的狀態下，新詩的雛形得以顯示，繼而是成長，羽翼豐滿。說“螺旋式的上升”也好，說“曲折向前”也好，本書作者使演化和行進的歷史脈絡昭然若揭。雖是煙波浩渺，一切物象沉浮不定，但那脈絡分明呈現在我們的眼前，於是，我們掌握了歷史，掌握了文學史，掌握了新詩史。

脈絡得以清晰而確切地呈現，首先在於對堆積如山的材料的佔有與把握。該書由始至終都在向我們顯示那些可以訴說歷史、使歷史得以呈示的材料。所有的評點與論說，都是建立在紮實的、最具說服力的材料之上的。這些材料，或是歷史事件，或是文學團體的成立與宗旨，或是通訊、日記，或是同仁的往來。這些不同材質的材料，既是歷史的產物，也是構成、推動歷史的元素與力量。我們當對該書的注給予特別關注。這些注不只是出於學術規範，用以標明引文和其他論據的出處。它最讓我感興趣的是，其中大量的注，是提供材料的。這些材料雖然沒有放置在正文中，而只是放置在容易被我們忽視的注的位置上，但是它們卻有力地佐證和呼應了正文的闡釋與解讀。許多注，猶如短章。比如周作人對《小河》的自我闡釋，比如張元勳在《北大往事與林昭之死》的回憶。大量這樣的長注，它們同時也是一片一片的歷史。它們默不作聲地使這部學術性著作顯得紮實而可信。我在閱讀該書的時候，沒有放棄對任何一條這樣的長注的仔細閱讀。它讓我想到了馬赫的哲學著作《感覺的分析》。那本書的注曾使我非常着迷。它的注多而長，在有些頁碼上，其所佔的篇幅甚至超出正文。這些話題和材料，非常有價值，並能幫助我們更加深切地理解正文。

材料多到只能讓其中一部分以注的方式出現於書中，反映了作者對材料收集所下的功夫。如果我沒有說錯的話，其中一些材料的獲得並非易事。而這些費盡周折、苦苦搜尋而來、有可能會被埋沒的材料，往往更能幫助作者完成呈現新詩脈絡的願望。

脈絡得以清晰而確切地呈現，必得辨析。對現象的辨析，對材料的辨析，對一個詩人前後作品的辨析，對一個詩人與另一個、另幾個詩人作品的辨析——這部論著的作者，始終在進行這種辨析。比如：

那時的人們並沒有從“西風”中去尋找、去獲取外國詩歌中藝術和詩意的借鑑和啓發，而是汲取了兩方詩歌中那些最耀眼也是最浮表的意識形態化的經驗，包括反抗、鬥爭，以及普羅文學的那些內容，而這些，卻是與詩歌的內在品質幾乎沒有關聯的。

再比如：

朦朧詩代表着對於時代的反省精神，它有着異常銳利的批判性。但若把它等同於簡單的政治意識，則可能產生認識上的誤差。朦朧詩究其實質是一場藝術的革新運動。

正是這些無窮無盡的辨析，推動了對新詩史的描述。我們看到了現象的多義性，各種觀念之間看似微妙而實質上卻有極大不同的差異性。

這本書之所以能將歷史的脈絡呈現得如此清晰、確切，除了依賴於對那些重大歷史事件的描述與辨析，更注重對那些往往容易被忽略不計的歷史細節的描述與辨析。一封書信，一篇日記，一次聚會，宏大的歷史倒有可能從這些看似瑣碎的、平常的歷史細節中鮮明地被折射出來，並且使歷史變得富有質感，伸手可以觸摸。以描述與辨析歷史的細節來呈現歷史，與小說以描寫細節來刻畫人物同出一理。

這部書的歷史感，還與作者一以貫之的時間意識有關。此書，有大量的時間標識。“公元1919年”“公元1915年至1917年這段時間裏”“這一年的12月25日”“1899年的最後幾天”……這樣的書寫，一方面顯示了作者對歷史的瞭如指掌，另一方面使我們獲得了強烈的歷史真實感。每當這些時間出現時，我們便立即進入歷史語境——儘管是文字的書寫。這樣的書寫，還形成了一種敘述的氣勢，使這部著作顯得非常大氣。

●如何敘述百年曆史：

歷史的節奏與敘述歷史的節奏

百年新詩史，其運行的節奏也是多變的。僅用不到500個頁碼的容量去容納這百年曆史，並使之活生生地呈現於我們，這是一個很大的難度。

如何敘述這百年曆史？

謝冕先生的基本策略是：敘述節奏與歷史節奏相悖。就是說，當一段歷史處於緩慢節奏時，敘述節奏加快，用十分簡潔的文字，用很短的篇幅加以概括，甚至一筆帶過，毫不遲疑地採取加速的手法，而當一段歷史處於急劇變革、風雨飄搖、天翻地覆的快節奏時，敘述節奏反而放慢，不放過任何一個重要細節，十分耐心地加以解讀，採取的是減速的手法。

這本書在敘述的節奏感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是一個寫小說的人，對這一點很在意。

高度概括與細心鋪陳交替使用，讓閱讀一部學術性的著作也變爲一件充滿快意的事情。這裏舉一個例子：

伴隨着這兩位新月派代表人物出現的，有許多中國詩壇的有趣的故事，例如聞一多先生的寓所，例如“太太的客廳”，例如“你若安好便是晴天”，例如“《愛眉小札》”以及相關的浪漫故事，比如詩刊的出現和詩刊的“放假”，例如康橋的別意以及“最是那一低頭的溫柔”，等等。

本書作者對這一切並不一一細說，而只是一一羅列，給人的印象是那是一個處處有故事的時代，一個充滿生機和充滿趣味的時代，一句跟着一句，讀起來，節奏感十分短促。但當結束這一連串的只有故事名稱而沒有故事內容的交代之後，跟着一句：“現在只說聞一多的‘家’。”然後不慌不忙引上一大段徐志摩的“披露”，再不慌不忙就這段“披露”加以解讀，說出“新月”這個集體是鬆散的，不是由於號召，而是一種集聚——由於共同趣味而逐漸地集聚，進而說出一大幫“新月”人物，再說出“新月”的唯美傾向。

對那些詩人或詩作的評價，也往往是先一口氣十分簡要地說出其人、其作、其特色，然後再一一細讀。比如：

這種豐富博大屬於一個時代。在清代，與王士禎站在同一高度的另一位是納蘭性德（1654-1685），比王士禎晚二十年誕生，又比他早十幾年去世。他的彗星般的生命與寫作，是一個象徵。隨後出現的是著名的才子袁枚（1716—1797），也是一位傳奇性的大詩人。與他同時代的有黃景仁（1749—1783），即黃仲則。他比袁枚小了二十多歲，又比袁枚早去世十多年。他的創作與生命同樣具有強烈的象徵性。

然後，以一句“納蘭性德和黃仲則的英年早逝，對於清代詩歌似乎是一個悲哀的暗示”過渡，繼而放緩節奏，開始分別仔細評價這二人。

《中國新詩史略》就是在這番加速、減速的輪替中完成了對百年新詩史的呈現。

在感受本書對歷史敘述的節奏感時，我聯想到了兩個詞：滔滔與涓涓。

該書不時出現一段段令人震撼的文字，它們常用來概括一個時代，一種潮流：

其實，清代末年詩歌和文學的癥結不僅在於發展的極限，而且還在於它與時代的隔膜與偏離。就詩歌而言，它已無力表現這個血淚縱橫、天塌地陷的時代。特別是晚清，多事之秋，風雨飄搖，天地變容。接連不斷的國恥，無處不在的民瘼，這時代宣告了與優美、純情、輕鬆抒情的格格不入。這不是一個歌唱與書寫的年代，這是一個訴說與呼喊的年代。形式完美的、可以說是無懈可擊的詩，與周遭的傾塌、崩裂、淚痕、血腥和零亂，構成了極大的反差。疲憊而力竭的詩歌，已經無力承擔眼前的沉重。

這些書寫往往只一個自然段，是沖決堤岸般的語流傾瀉，滔滔而來。這既是語流的一瀉千里，也是那個時代或一股潮流的寫照：緊張、急迫、風起雲湧、大浪淘沙。

如此氣勢的敘述，也許不久，就會進入安靜的細節或文本分析。這些分析，抽絲剝繭，細緻入微。此書有大量這樣精緻、精到、精準的分析，那時的文字是一灣溪水的涓涓流淌。

或滔滔，或涓涓，我們在兩者之間自然進入，而百年曆史就在這些抽象的具體的呈現中定格在我們的記憶裏。

《中國新詩史略》爲文學史的書寫提供了一份成功的寫作經驗。

●一種批評文體：

堅信形象化語詞背後的理性力量

說到謝冕先生的學術著作，自然涉及“批評文體”的話題。

這個話題是有意義的——特別是在學術性文章、著作陷入“機械性僵硬”的當下，我們來談論由謝冕先生獨自營造的一種批評文體，更加意味深長。

不知從何時開始，我們認定了一種共同的學術文體，以爲學術表達，就一定得是這種語體和格式。對個性化表達的無休止打壓，最終使大量的學術論文成爲學術公文，使學術著作成了無性別、無調性、無具體寫作人的公共文體。如今，堆積如山的學術著作，其作者似乎只是一人。我們視而不見那些被我們奉若神明的思想家們，其學術表達並非都是“規範化”的。福柯、海德格爾，還有改造和借用日常語言而將其轉變爲哲學語言的維特根斯坦，莫不如此，而沉醉於酒神精神的尼采則更不必說。說來很具諷刺意味：徒子徒孫們如此伺候文字，而他們的主子卻自由自在地駕馭文字天馬行空。

當我們在這成千上萬的文章著作中，不用看署名，就語體與論述的推動方式就能大體判斷出它是出自謝冕先生筆下，我們作何感想呢？

所謂“公共文體”，其特徵就是：依仗成串的抽象術語、各種抽象程度很高的概念以及各種理論資源（大多爲外來），明確標榜使用了何家的研究方法，再加上一些固定不變的寫作格式和要求。它最大的敵人是形象化語詞，以及形象化的語詞表達。近幾十年的學術文章、著作的寫作過程，實際上是一個不斷貶抑、輕看和驅趕形象化語詞的過程。

謝冕先生恰恰喜歡這樣的命名：死水下面的火山、在新的崛起面前、北方的島和他的岸、七月的希望……《中國新詩史略》依然如此。當然，也有不少看似學術化的命名：“歷史啓示着未來”“中國的循環：結束或開始”“一個世紀的背影”“文學性格”……但這些命名與時下學術雜誌上的通常標題風格依然相悖，它其實是形象化語詞與抽象概念混搭的語體。

那是他鐘愛的語體。

他對如此語詞所具有的表達理念的強大能力從未有過片刻的懷疑。這些看似非學術化表達的句子，在他看來，不是一般的陳述句，而是意思圓滿的判斷句。我們可以嘗試着把他的句子譯爲由術語與概念構成的句子。但我們也會發現，其中有些語詞，我們卻無論如何也找不到可以替換的相應術語和概念——那個形象化的語詞或句子，在表達理念方面是獨一無二的。比如“崛起”，它既使我們看到了一種形象，也使我們看到一個事實，一個事理。而我們很難找到一個抽象的詞取代它並能揭示出現代詩歌這一突然的、空前的革命性變化。從這個意義上講，他發現並收復了被我們遺忘了的或無法問津的理念空間。

我們別忘了黑格爾在他的著作中說：你要想知道阿拉伯人嗎？那麼，你就首先要了解阿拉伯的天空、沙漠和駱駝。我們別忘了勃蘭兌斯的散文化、個人化的《十九世紀文學主流》。我們也別忘了王國維用“昨夜西風凋碧樹”那樣的語詞去呈現他對藝術三境界的指認與界定。我們更別忘了老莊正是轉借形象化的語詞而搖身一變，將其變爲哲學語詞的。

個性比統一規格下的所謂深刻可能更有意義，也更有存在的活力。歷史常常以有無個性作爲優勝劣汰的標準，這也許毫無道理，但事實就是如此，數百年數千年，一成不變。

《中國新詩史略》只能出自謝冕先生之手，我們誰也無法效仿。

最後，我們說一個人，他對《中國新詩史略》的特殊貢獻，我們當銘記在心。他就是劉福春先生。由他提供的那些珍貴的圖像，給這本書增色無限，這些難得的圖像，讓這本書的歷史真實感變得無以復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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