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葭：移民金庸及金庸笔下的移民

香港作家金庸系浙江海宁人。己丑鼎革之前，金庸南下香港，成为当时“南渡文人”中的一员，恐怕也是南渡文人之中，文学成就和及世俗名望最高的一位。对香港而言，刚刚立足于香江之畔的记者查良镛，就是一位来自北方中国大陆的移民，钱穆、曹聚仁、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这些大家，自然也是移民。

记者查良镛涉足武侠小说之始，心中念兹在兹的就是故乡浙江海宁。金庸第一部长篇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其中重要故事场景均在老家浙江海宁，他将当地流传的乾隆为汉人之子的民间传说演绎进小说之中。嘉兴、杭州、海宁、苏州、湖州这些江南城市，频繁地出现在金庸小说之中。

这是金庸小说的一大特征。作者自己身为时政记者，将自己的见闻、经历和感悟，加工之后融合进了武侠作品中，从中可以窥探出金庸本人的一些人生轨迹。金庸在《连城诀》后记中曾提过，主角狄云的原型就是金庸小时候的一个老仆人。这个善良的老仆在照顾生病的金庸时，吐露了自己的故事，后来被金庸用在了塑造狄云这一形象上。

作为移民的金庸，曾经对易地生存这件事有着深入的思考。在《明报》社论中，他多次写到从大陆到港的新移民的生活，在小说中自然也不例外。金庸小说中曾多次写到在海外、在异国他乡生存的肇创维坚，甚至移民的身份，极大地影响了小说主角的身份认同。

出走海外，实属无奈

金庸本人并非主动前往香港的，他在中央政治学校就读于外交班。青年查良镛的理想是做一名外交官，在被体制拒绝之后才南下的，颇有失意远遁的意味。金庸笔下的主角，从不以出将入相为归宿，为荣耀，反而是那种“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的洒脱。避世隐居远离中心是他们通常的选择。

我们可以简单分析几个例子。参与庙堂程度较高的比如陈家洛，策反乾隆皇帝失败后远走回疆隐居，再无雄心壮志。大顺朝金蛇王袁承志眼见李闯农民军腐化不堪，心灰意冷之下连同好友们移民东南亚，再不问中原世事。陈家洛是功亏一篑，袁承志是功成身退，他们与中原政治再无瓜葛。

第一代移民往往都有这个问题，很难融入当地的生活。杨康之母在北国，因为思念家乡及旧居，完颜洪烈生生给她搭出来一个牛家村的故居样貌，这跟早年去唐人街的华人非要建庑顶飞檐的中式建筑，其间的道理是一样的。郭靖之母李萍，身在大漠，但从来都是汉人衣冠。我以为几个版本的电视剧《射雕》中，给李萍穿上蒙古服饰，是极为不妥当的，没有理解这位移民的内心。

▲影视剧中杨康之母包惜弱形象

《倚天屠龙记》中的韩千叶为报父仇，先去海外留学，回到中土后找阳顶天复仇，却遇到波斯的突厥人黛绮丝，两人暗生情愫，又因为胡青牛拒绝为韩千叶治病，导致明教内乱。黛绮丝远走灵蛇岛自立门户，而两人的女儿小昭最后则去了波斯，立下一番大事业。中土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伤心之地啊。

张翠山、殷素素夫妇本已移民冰火岛，从无到有，建立了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却仍惦记身在中土的张三丰与殷天正，结果刚刚回到中土，就遭遇六大派的围攻。殷素素本来不大愿意回来，张翠山执意要回，以致酿成血溅当场的惨剧。张翠山要是听太太的话，老实呆在海外，何至于此呢。对他们而言，中土是一个纷争不断的巨大陷阱。

▲据说是冰火岛原型的卡纳加岛，对张翠山夫妇来说是“好山好水好寂寞”

至于萧峰，更是“认同政治”的典型人物。他本是契丹人，但自幼在汉地长大。他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汉人，当他知道胸口的纹身含义时，完全懵掉了。于是他开始寻根问祖，北上担任大辽国的南院大王，他试图让自己慢慢融入契丹人，但最终发现，他无法真正成为一个契丹人，或者真正成为一个汉人。身份和血脉成为横亘于人与人之间的一道鸿沟。

贵为南院大王（相当于首相），最后为化解边境危机自杀身亡。可见任何人，不管有多么高的位置，不管有多么强的个人能力，作为个体，实在很难改变整体的政治与社会环境。对于那个年代的读者来说，这能引起太多的共鸣。在萧峰这个人物上，可见金庸对于血缘身份与文化身份冲突的思考。萧峰的悲剧，早已超出了民族和国家的边界。对于深受英国影响的香港人来说，个中滋味可能感受更加深刻吧。

▲化解辽宋边境危机，失去辽帝信任，萧峰自杀于雁门关

在抗战年代长大的金庸，早期对于国家、民族、个体的认知是非常民族主义的。比如在朱子柳与霍都王子打斗之时，金庸以一个文化至上主义者的口吻调戏异族，在一把扇子上书四个字“尔乃蛮夷”。一方面是金庸的文化自信，但又何尝不是文化自大呢。

李萍跟郭靖说，“想我当年忍辱蒙垢，在北国苦寒之地将你养大，所为何来？难道为的是要养大一个卖国奸贼，好叫你父在黄泉之下痛心疾首么？”这些话固然掷地有声，但太政治正确了，忽略了个体作为一个具体的人的感受。

好在后来金庸意识到这一点，在韦小宝的问题上，他就开通多了。《鹿鼎记》末尾，韦小宝问母亲到底父亲是谁，韦小宝道：“这些客人都是汉人罢？”韦春芳道：“汉人自然有，满洲官也有，还有蒙古的武官呢。“后来说还有一个西藏喇嘛，活脱脱一个五族共和出来了。

金庸在他的最后一部小说中，终于超越了草原民族和农耕民族世代对立的窠臼，回到具体的”人“，而且是几乎放弃了对某个具体政治实体效忠的想法。韦小宝既不能反清复明，又不能陷害朋友小玄子，他的内心是极为痛苦的。他无力改变，只能早发早移，去岛国大被同眠了。

井水处皆能歌柳词

出走海外，成为个体不堪与时代抗争之下的无奈之选。为什么说”有海外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金庸何以在海外风靡？这正是因为金庸笔下的身份认同的艰难，让海外华人有切肤之感。金庸小说风靡的六七十年代，海外华人主要分布于台湾、香港、北美、东南亚，他们对于祖国的现状是相当关心却又焦虑的。

《笑傲江湖》之所以常被拿来作为金庸反对极权政治的注脚，就是如此。金庸笔下的黑木崖和神龙岛，有大量笔墨是对当时政治状况的隐喻。这些描述满足了海外华人对于中国的关心和焦虑。而在《蜀山》时代的武侠小说，则是完全抽空了历史背景。一手催生了新派武侠的还珠楼主，此时早已在多变的政治风波中因中风去世。而金庸则取代了还珠楼主的地位，成为一派盟主。

▲还珠楼主李寿民及妻子，代表作《蜀山剑侠传》，受政治运动冲击1961年去世

此外，金庸小说辽阔的空间和时代背景，既满足了那个时代的海外移民对“故土”的感怀，也让香港本地人感兴趣。从西北戈壁荒漠到东北的塞外雪原，从一望无际的蒙古草原到杏花春雨的草色江南，三山五岳，天山昆仑，青城峨眉，中国的辽阔疆域在金庸的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在海外华人眼里，这些描述，包括金庸笔下的琴棋书画、剑酒花茶，诗词歌赋，都是写在自己血液里的文化基因。

这些文化基因对海外移民来说，有相当的熟悉感。“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这大概是每个中国人在孩提时代都能背诵的诗词。有位移居海外多年的老华人曾跟我说，他当年看到金庸小说里洪七公的叫花鸡，在纽约找中餐馆找遍了也没有，最后勉强在一家粤菜馆子吃了盐焗鸡来告慰自己的舌头和胃。

金庸小说里，虚构了一个“想象的中国”，这里面有大量的中国元素和中国逻辑，同时又以现代的写作手法出之，对海外华人而言，是一种“别致的乡愁”，正是范仲淹说的“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也。”金庸移居香港之后的感时伤事与认同危机以及家国情怀，都是金庸作品中抹不去的印记，也成为凝聚海外华人的一股强大的力量。至今，有人移民海外，问我带什么书，我多半会推荐金庸小说。

▲马云是金庸小说的忠实粉丝，他在阿里的花名是风清扬

金庸自己也曾二次移民

我的朋友诗人廖伟棠，九七时从大陆移居香港，前两年又从香港移居台湾。我开玩笑说，这世上没有什么事情是移民不能解决的，如果有，就再移一次。前不久，我发现金庸居然也曾二次移民。

金庸到香港那年24岁，他的青少年在大陆度过，但他成家立业都是在香港。1948年的香港，远不似后来那般繁华，尤其是文化上，经常被人称作是“沙漠”。而金庸等“移民”的到来，带来了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新鲜空气，后来所称的香江四大才子，争议最小的三位：金庸、黄沾、倪匡，都是在这一时期从大陆移民香港。对于普遍使用广东话和英语的香港来说，金庸纯粹而规范的现代汉语写作可谓别开生面，新鲜又吸引人。

对于金庸来说，以移民香港为分界线，他的命运也在时代的浪潮下发生了巨大改变。在金庸等人的新派武侠小说之前，以还珠楼主、宫白羽、王度卢等为代表的旧派武侠小说曾经风靡一时，还珠楼主的经典作品《蜀山》系列，王度卢的《卧虎藏龙》（李安电影改编于此）至今仍有很大影响。而新派武侠小说则发轫于20世纪50年代初的香港，以梁羽生、金庸、古龙等为代表。

▲1957年在香港商报连载的射雕英雄传

环珠楼主李寿民鼎革后先后在总政京剧团，宁夏京剧团工作，积极参与到新时代艺术创作中，无暇再写武侠小说。1957年之后接连收到“反右“和”大跃进“冲击，由脑溢血造成偏瘫，1961年即去世，享年59岁。另一位著名作家王度卢鼎革后从事教育工作，在文革中遭到了冲击，并被下放，1977年病逝，时年68岁。

金庸一定看到了这些，他几乎三十年没有涉足一河之隔的大陆。1962年，因为大饥荒逃港的新移民酿成很多社会问题，金庸在《明报》数次报道此事。他还曾被左派报纸骂成是汉奸卖国贼。后来金庸加入和退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都有相当的理由。他心中永远有一种“文人议政”的冲动，左手写社论，右手写小说，本质上都是基于这样的月旦传统。他是新时代的旧文人，旧时代的新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