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国与国之间有过无数次盟约，要问哪几个影响最大，我觉得宋辽“澶渊之盟”肯定得算一个。

说到宋朝，许多人印象是积弱，但积弱得分年代，在北宋开国之初，宋军可绝对不弱。宋太祖赵匡胤武人出身，深知强军的道理，在北宋初期，宋军也是一支百战之师，不然无法荡平各路割据势力，一统天下，那时候的宋军真的很强。

宋太祖之后，宋太宗赵光义也矢志北伐，收复燕云十六州，完成哥哥未竟的心愿。彼时宋军依然很强，曹彬、潘美、米信、田重进等开国名将尚未凋零，杨业这样的勇将也在阵中。

冷不丁的是，赵光义驾崩后7年，宋真宗赵恒就在澶渊与辽国订立盟约，合约规定：辽宋约为兄弟之国，宋每年送给辽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宋辽以白沟河为边界，史称“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好不好呢？

好，确实是好，它以极小的代价换来了宋辽之间长久的和平。

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这个代价大不大呢？对当时的宋朝来说，相当于九牛一毛，这点岁币的支出还不到庞大军费的百分之一，而大宋巅峰时期的财政收入更达到约1.6亿贯，所以出这点岁币对宋朝实在是没啥感觉。

就此，在之后将近百年时间里，曾经你死我活的宋辽成了兄弟之国，大家你好我好做生意，乐呵呵地互派使者，家里出了啥事都不忘告诉一下，活脱脱成了哥俩好。

但是事情都有两面性，在看到“澶渊之盟”以极小的代价换来了长久和平之外，却也别忘了，它也是北宋突然死亡的主因。

好事怎么就成了坏事，“澶渊之盟”为何会导致北宋亡国呢，我看主要有以下几方面：首先来自战略上。

从宋太祖到宋太宗，这哥俩共在位37年，要问他们最大的敌人是谁，保准异口同声告诉你：辽国。

赵匡胤平灭荆湖、西川后，只剩了一个目标：收复燕云十六州，如果要追溯源头，这还能归结到壮志未酬的周世宗柴荣身上，当时赵匡胤正是柴荣殿前都检点。为此，他发动攻伐北汉的战役，但北汉有辽国撑腰，是辽国楔入宋境的一颗钉子，宋朝一打北汉，辽国立马增援，终赵匡胤一生也没能啃下北汉。

不要紧，还有赵光义，太祖即位后继续拔钉子，终于在太平兴国四年（979年）灭亡了北汉。

但北汉只是个桥头堡而已，真正的目标还是辽国，确切说是燕云十六州，声势浩大的雍熙北伐就是在此背景下发生。

从太祖到太宗，追求的是国家的大一统，大一统的最终目标就是辽国控制的燕云十六州，辽国地处北方，在这个战略思想下，北宋初期的军事策略就是拒敌于国门之外，在边境部署重兵，重兵有多重，看看赵匡胤的安排就明白了：命李汉超屯关南，马仁瑀守瀛州，韩令坤镇常山，贺惟忠守易州，何继筠领棣州，以拒北敌。又以郭进控西山，武守琪戍晋州，李谦溥守隰州，李继勋镇昭义，以御太原。赵赞屯延州，姚内斌守庆州，董遵诲屯环州，王彦升守原州，冯继业镇灵武，以备西夏。

并且，这些边将都有很大的自主权，宋太祖给了他们很好的待遇和很大的权力，“其族在京师者，抚之甚厚，郡中筦榷之利，悉以与之。恣其贸易，免其所过征税，许其召募亡命以为爪牙。凡军中事皆得便宜”。

宋太宗即位后，继承了太祖的政策，因为他也是北伐的极力倡导者，这样的理念之下，自然就需要在边境集结重兵。就算遭遇雍熙北伐的大败后，赵光义也没有放弃收复幽云的宏愿。

不过这时宋朝短时间内无力再次发起北伐，再加上辽国获胜后兵峰甚锐，主动出击，在君子馆等地又几次击败宋军，宋太祖的执念有所消减，宋军采取守势。即使如此，在军事战略上，宋朝还是在边境重点布防，没别的，因为辽国还是假想敌。

澶渊之盟后，情况就变了。在盟约里有这么一条，“所有两朝城池，并可依旧存守，淘壕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创筑城隍，开拔河道”，也就是说，只能维持现有的军事设施，不得再有修筑城池，加固堡垒，挖掘河沟等动作。

如果只是这样，北宋在边境保留现有的军事力量，不说能确保万无一失，至少能进行有效防御，那也不算太离谱。

问题在于，合约达成后，宋朝的战略目标就变味了。辽宋是兄弟之国，友好邻邦，驻扎那么多军队干嘛，还不如撤回来，既节省军费，又能在内地机动，也就是成了“外虚内守”，收缩了战线。

好了，这是军事战略上的转变。

其次来自制度上。

战略上的转变必然带来军事制度的变化，具体变化在哪呢？

以北宋的马政来说。

在北宋前期，虽然没有燕云十六州，其实并不缺战马。

北宋通过官府饲养、民间饲养、贸易所得、朝贡所得、少数民族内附所得、战争缴获

等种种手段，能获得为数不少的战马。北宋初期的马政执行得是比较好的，仅在京城诸州就有二十多万匹，养马人员16318人。《文献通考》:即大名、洺、卫、相州凡七监，多择善马为种，牝牡为群，岁遣判官一人巡行点印，二岁已上者岁约八千馀匹，凡京城诸州饲马兵校一万六千三十八人，坊监及诸军马二十馀万匹。

马政鼓励民间养马，民间马匹数量也不少，仅仅在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为了准备北伐，，一次性就在民间购买了173579匹马匹。

澶渊之盟后，马政就逐渐玩完了，仅仅到了宋仁宗时期，马市的主要来源“券马”就差不多荒废了，“惟秦州一处券马尚行”。

除了马市，官府养马的牧监也逐渐形同虚设，到了宋神宗熙宁初期，河南河北十二马监的马匹供应情况是这样的：“河南北十二监，起熙宁二年至五年，岁出马一千六百四十匹，可给骑兵者二百六十四，余仅足配邮传。”

至于民间养马，法令一再变化，优惠政策没有了，养马要亏本了，百姓自然就不愿养马了。

所以到了北宋后期，就真的没什么战马了。

战马给作没了，军队的战斗力如何呢？

不用看战绩，看看一个娱乐场所就能知道：瓦舍勾栏。

瓦舍勾栏是宋朝主要的娱乐场所，也是它的顶峰，它们相当于今天的剧院或是娱乐一条街这样的场所。

瓦舍勾栏的重要客户群体之一就是军士。因为宋朝花费很大财政收入养兵，根据《宋会要》记载：大略官俸居十之一 , 吏禄居十之二 , 兵廪居十之七。国家要拿出70%以上的财政收入来养兵。

士兵们收入颇高，却又无事可干，于是瓦舍勾栏就成为他们经常光顾的场所。

光是去瓦舍勾栏看看戏听听曲，或许还不是什么大事，更严重的问题是，军队本身是许多瓦舍的投资方，因为宋朝的军队允许经商。

这样问题就比较大了，军队经商，当然不可能局限在投资瓦舍，他们做的买卖很多，“匠民、乐工、组绣、机巧、百端名目 ”，哪个赚钱就做什么买卖，不光是士兵，军官将领也是如此，比如宋初名将张永德就从事贩卖木材的生意。

带来的后果是：“为将帅者，不治兵而治财。刻剥之政行，而挝摩之恩绝，市井之习成，而训练之法坏。二十年间 ,披坚执锐之士 , 化为行商坐贾者 , 不知其几。”

这样的军队，战斗力就可想而知。北宋后期除了西北边军因为要防备西夏还有点战斗力，其他就没法看了，被金军一路横扫也就不奇怪了。

除了军事，更重要的是对外的政策。

在南宋绍兴十年（1140年），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太祖开万世之基 ,太宗定四海之难 ,而和戎戢兵以致太平者真宗也”。

从正面看，这是肯定了宋真宗天下息兵的功绩，但放到那一年来看，却有点不一样。

绍兴十年，南宋朝廷已经在从建炎初年时金兵的搜山检海捉赵构中缓过了劲来，岳飞等人率领的各路宋军开始反击，并取得了不少胜利，宋金战争发生转折的时候。

这句话，就是主张议和的思想体现。既然宋真宗和戎戢兵的功劳可以和太祖太宗相提并论，那么宋高宗与金人议和成功，显然也是不世之功了。

再倒回去看看呢，并不是只有赵构求和，在他之前，徽宗和钦宗也是一样的。自从金国攻宋以来，宋朝就不断派出使者，如马扩、沈琯、李邺等，表示愿意吐出联金攻辽得到的燕京等地换得和平。

此后不管是金军兵临东京城下，还是李纲率军抗金获得一些胜利后，主和的呼声始终甚嚣尘上，并且终于在靖康元年和金国达成合约，代价是每年交纳岁币费“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

至于结果，所有人都知道了，第二年金人就撕毁合约再次攻宋，靖康之耻成为中国历史上永远无法弥合的伤疤。

您看，澶渊之盟成为一个样板，后世官家们遇到战和问题，首先想到的就是它，哪怕已经碰得头破血流还要抬出澶渊来说事，可以说它影响到了国策。

议和只是结果，背景才是原因。

说到底，议和有没有错，把它作为一种策略来看的话，也并不一定有错，但是光想效仿宋真宗交纳岁币就能取得和平，就太想当然了。自古以来，就没有能通过送点钱财就买来的和平，澶渊之盟能够达成，背后的根本原因还是宋军在澶渊表现出来的战斗力和战斗决心。

虽然赵恒有点怂，但在寇准的力劝下还是前往澶州亲征，宋军又射杀辽国名将萧挞览，宋朝军民士气大振，辽国却因此士气低落并且是强弩之末，所以合约才能达成，这背后，是主战的大臣和军队付出的努力。

和平了一百多年后，宋朝似乎忘了这些事。当然不是真忘了，是选择性遗忘，李纲等主战派大臣都说过这茬，但主和派不是听不见，是听不进。

其实还可以看看“绍兴和议”，说到宋金的合约，什么海上之盟、东京的城下之盟都算不得真正的合约，绍兴之盟才算。

绍兴之盟的背景是什么？是金军在1140年的南侵中遭遇失败，岳飞连战连捷，收复了大片失地，宋军经过十来年战争淬炼，逐渐找回了北宋初期的感觉，可以在战场上正面击败金军。这时候，金国面对的已不是抢不到东西，而是可能被宋军反推，丢失到手的土地。

是不是有点眼熟？确实，这跟澶渊之盟的背景有些相似，辽金都是劳师远征，强弩之末，金国的情况还比辽国更加恶劣一些，所以能达成盟约也就不奇怪了。

那么答案就出来了。

澶渊之盟本身并没有太大问题，它是宋军努力进取的结果，以较小的代价换来长期和平也可以说划算，问题是盟约订立后宋朝的麻痹。

不管是从思想上还是行动上，北宋官家们都失去了进取心，失去进取心不算，还失去了警惕。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一个国家失去了忧患意识，结果是啥呢？北宋的灭亡就是最好的例子。

所以，“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这句话，虽然出自东周时期的《左传》，即使在今天来看，也是非常有道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