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片广袤的土地，从德国东部开始，跨越俄罗斯绵延至近东。它曾频频遭遇战火与灾祸撕裂，满目疮痍，而如今人们又在那里创造新的历史。

纳韦德•凯尔曼尼是德国著名的记者、作者、东方学家、游记作家，曾获得过德国书业和平奖。2016年9月，他一边供职于德国《明镜周刊》，一边沿着欧洲战壕开始长途跋涉：从家乡之城科隆往东到巴尔干半岛，再向南翻过高加索山，抵达父母的故乡伊斯法罕。

整整五十四天，穿越十二个国家，每一天都像潜入一个新的世界，重新回顾战争在土地上留下的印迹与伤痛，重新思考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与羁绊，甚至毫无保留地从伊朗裔德国人的角度，分享自己对战争、对难民等敏感问题的看法。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题目“坟墓”实为译者的一个小误会，实际上更确切的翻译为“战壕”，但作者的笔下充满浓烈追思的气息，所经之处无不是奥斯维辛集中营旧址、白俄罗斯罹难者墓地、克里米亚岛小镇墓地、伊朗的摩萨台墓地等悼亡之地，这个小小的误会似乎正传达了本书的精髓：这不是一场普通的返乡之旅，它是一场追思之旅，一场对故人故土的悼念之旅。

经出版社授权，本文摘选其中若干章节，一起跟随作者的讲述，倾听那些被遗忘在中东欧大地的历史与记忆。

《沿坟墓而行：穿越东欧大地走向伊斯法罕》纳韦德﹒凯尔曼尼著 ；李双志、王博 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索·恩 出版

作者纳韦德﹒凯尔曼尼

参观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德国人和以色列少年们

不到几秒钟的时间，我就不由分说地被归作了德国人。由于游客蜂拥而至，人们只能以团队的形式参观奥斯维辛集中营。人们需要提前预约，最好是网上预约，还要选择用哪一种语言，英语、波兰语、德语等。整个步骤和在机场并没有太多区别：游客们递上条形码用以验票，他们大多都是在旅途中经过奥斯维辛，背着背包，穿着短裤或是其他。验票过后人们会拿到一张先前选中语言的贴纸，在导览开始15分钟之前通过一道安检闸门。在一间座椅并不多的狭窄前厅内，人们各自散开，直到自己的团队被叫到。在我把票放在又一个扫描仪下通过检验之后，我一步步地走进了集中营内。呈现在我面前的是简易棚屋、瞭望塔、栅栏，每个人都曾在照片、纪录片或是电影中见过它们。

虽然导览人尚未就位，但是游客们已经聚集成团。来自以色列的青少年——或者只是我的错觉——更加嘈杂，自我意识更为强烈，而德国人——不，这不仅是我的错觉——则沉默地贴着游客中心的墙边站着。我把之前领到的标签贴到胸前，白纸黑字地写着：德语。就是它，这个动作，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胸前的这几笔几画如同一份供词：德语。是的，我属于这个群体，不是因为我的出身，不是因为金黄的发色、雅利安的血统或者他妈的别的什么，而仅仅是因为这门语言，进而因为这个文化而让我成了这个群体的一分子。我走向我的队伍，同样沉默地等待着我们的导览人。在挂着“劳动使人自由”牌子的大门口，所有的参观队伍一个接着一个地排列着，形成了一幅古怪的景象。而深感羞愧的只有我们这队。

持续三个小时的导览被精心设计过，整个过程中恐惧的气氛一直在不断加剧，从生活区到各式各样的处决室、审讯室、人体实验室再到毒气室，毒气室的墙上还留有受刑者用指甲刮出的痕迹。导览员通过每个参观者都佩戴着的耳机讲解道，当毒气室20分钟后被再一次打开时，那些尸体常常都相互卡在一起——仿佛人们在活着的最后时刻再一次地拥抱彼此，我如此想到。事实上，即使身处人群之中，也没有什么比垂死挣扎更为孤独，这些躯体必定在疼痛、慌乱和悲哀之中不受控制地向四方伸展开来。但这也仅仅是一种猜想，因为不论是谁从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下来，他也不曾亲眼瞧过这最深的黑暗。在每次毒杀之后第一批进入毒气室的犹太劳工都要蹚过鲜血和屎尿。为了取下尸体上的金牙，他们把尸体硬扯开来，放到背上。这些金牙都被第三帝国视为自己的财产。撬开尸体的嘴巴是一项艰苦的体力活儿，甚至还要用到工具。许多人的颌骨咬合得是如此之紧，仿佛那些将死之人用尽最后的力气决定永不开口。奥斯维辛之后再不能写诗这句话时常被人误解、嘲笑和蔑视。就连阿多诺本人也在战后热烈地推崇格调非凡的诗歌。在毒气室中，诗句有了一个天然的证据，不是作为被革出教门的惩罚，更多的是作为直观感受的表达 —— 在发生毒气室这样的事情之后，文明还将如何存续呢，它还有什么价值呢？在看到如此人类“杰作”的地方，人们还能说些什么？我们自己的颌骨也应当紧紧闭牢。正当我们以为自己已经对集中营的规模有所领会时，一辆大巴将我们送到了数公里之外的比克瑙，它的规模之大简直难以估计。希姆莱 想要将奥斯维辛建造成一个类似奴隶经济体的地方，这一点给游客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至少，它营造出了一个讲求秩序和功能性的工作营的表象。与此相反，比克瑙就明显是一个死亡工厂。

各个游客小组的参观路线虽然时不时地有所交叉，但是几乎没有出现因为人群众多而需要等候的情况。奥斯维辛相当老练地成了欧洲旅游热门目的地之一并为游客提供了必去的自拍地点。当然，我始终有一种哪里不太恰当的感觉，却又想不出来，人们还能够用什么其他办法来分流集中营内来来往往的大批人群。人类生命被机械化毁灭这一主题是无法用一种合适的方式被旅游化的。我非常想要脱离自己的队伍，一个人待着。虽然导览员的讲解非常有用，我仍然想要摘下耳机。不过，每个人在中途都必须遵循规则，否则秩序就会被破坏。并且，人们应当希望有尽可能多的人来参观奥斯维辛。

在曾经的比克瑙集中营的尽头，我发现以色列的参观小组正在那里集会。数百名穿着白色T恤衫的青少年和他们的负责人站在一处露天台阶上。应该是和他们一同飞来的宽肩膀的警卫在一旁防止围观的人群太过接近。少年们一个个地在一面和墙差不多大的以色列国旗前站好，为了歌唱或是朗诵文章。临了，还有一个集体祷告仪式。

当这群少年往出口方向走去时，我同其中的几位交谈了起来。他们的旅行一共持续八天，囊括了欧洲犹太大屠杀最重要的几个地点。学生们并没有被强制参与旅行，但是参与者可以得到津贴补助，因而大多数以色列人都会在学生时代结束前完成一次旅行。

“那这一切与你们有何相关吗？”我有些笨拙地问道。

“这当然与我们有关，”一个年轻的小姑娘回答道，十七八岁的样子，“先前大屠杀和其他的学校读物并没有什么区别。老实说它没有比代数更吸引我。但是在这里，它对于我们而言成了事实。”

前三四天几乎还像是一次寻常的班级旅行，那时她还没能真正理解这一切。然而不知何时她突然恍然大悟，她领悟到：她的根在哪里，她的祖先们只有极少数存活了下来，以色列对于他们又是怎样的救赎。

“我突然明白了，身为一名犹太人，身为一名以色列人意味着什么。而先前我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切。”

当少年们反问道，奥斯维辛与我有何关联时，我向他们讲到那张只写有一个单词的标签：德语。他们很难理解，在那个瞬间我感到自己是有罪的，或许也可能不是感到有罪，但是不管怎样感觉自己属于罪犯这个群体，而不是受害者。我试着向他们解释，勃兰特的下跪于我而言意味着什么，但是我必须先简单介绍一下维利·勃兰特是谁。背负历史的重担，因为历史的重量而下跪并不是勃兰特个人罪责的问题——他曾为反抗希特勒而战——这个下跪代表着对这个人们曾经生活过的地方的责任。

奥斯维辛，一个少年提出异议，每个人类都应当对奥斯维辛负有责任，不论他属于哪个国家。当我提到，我的父母不是德国人时，这位少年感到非常诧异。在奥斯维辛谋杀是用德语进行的，我回答道。所有写在墙上的命令，所有在陈列柜中展示的值日表，包括毒气室前化学制剂的使用说明都是用德语写成的。凡是说这门语言的人，当他看到集中营管理层的布告——“你们现在身处德国集中营”时，都会本能地沉默不语，更别提身为一名作家需要靠这门语言、多亏这门语言、同这门语言一起生存。并且人们这时才能理解，为什么如今的指引牌没有一个是用德语标注的。身为德国人，人们在奥斯维辛是无法做一名漠然的参观者的。我在心中默默补充道，而那句关于奥斯维辛之后无法再写诗的句子对于用这门罪犯语言写就的文学而言又有着另外独特的含义。我曾在普里莫·莱维的书中读到，即使对于集中营内的囚犯，说德语也是关乎生存的，这样他们才能立刻理解那些规章、咆哮而出的命令和特殊的要求。“当我说集中营内希腊人、法国人和意大利人的高死亡率与他们缺乏德语语言知识息息相关时，我并不是在夸张，”莱维写道，“例如人们很难猜到自己被一阵突如其来的拳打脚踢甩到地上其实是因为在夹克上错缝了四颗或者六颗纽扣，而不是正确的五颗，又或者是因为被发觉深冬时节戴着帽子在床上睡觉。”

少年们问道，为什么他们一个德国的班级都没有遇到。我回答，因为季节、因为距离，总之存在着某一个原因。如果奥斯维辛对于他们以色列青年来说都仅仅是阅读材料的话，那么他们可以想象得到，在德国的课堂上会出现什么场景，毕竟如今许多德国的青少年出身自别的国家。这当然使得不把奥斯维辛当作自身历史的一部分变得更加容易。

我回想起自己在什未林的拜访，回想起那些可靠的难民们和愤怒的德国市民：如果说主流文化中有什么是德国所特有的并且这么多年一再被人呼吁的话，那么不会是人权、平等、去宗教世俗化等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价值观即使不是全球性的，也至少是欧洲的。德国所特有的应当是对自身罪责的清晰认识，德国逐步学会并且仪式般地熟练掌握了这种意识——然而恰恰是这一成就，这一不是法国或者美国，而是联邦德国可以宣扬自己所特有的、可以与豪车和垃圾分类并列的成就，却是要废除民族思想。这句话反过来说也同样成立：如果有人反对从民粹的角度去理解一个民族，那么他也无法将历史责任局限于某一类种族。那些叙利亚人，如果想要在德国立足，那么他们或者至少他们的孩子，那些已经掌握德语虚拟式用法的孩子必须承担起身为一名德国人的重负。一旦他们踏出游客中心，他们最晚将会在奥斯维辛感受到这种负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