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作者为上海邦信阳中建中汇律师事务所洪流律师，感谢作者赐稿。

一切的手续都完成了，验明正身的法官已经往后撤了回去。我似乎连呼吸都已停止，被棕绳捆绑的身体早已感受不到疼痛，眼前的景色就像老电影里的黑白镜头那样晃来晃去，我什么声音都听不到。我想喊，但是发不出声音，有人摁着我的肩膀迫使我跪在了地上，有人在我背后心脏的部位忙碌着什么，渐渐地，似乎摁住我肩膀的两只手也有些放松了，我拼尽了全力想大声喊但却什么都喊不出。

这时我听到了枪声。

2000年时从法院出来，很长一段时间都做类似的梦，直到做了两三年律师后，这样的梦才慢慢离我远去。

晚上回到住处，发现和我同住的顾律师又在和隔壁的老太吵架。

三个月前，事务所办公室从浦西搬到浦东，我和顾律师在新办公室附近合租了一套两居室的老公房。我们和隔壁的老头老太合用阳台做饭，老太太超爱干净，锅台上随时一尘不染，地板也随时拖得干干净净，但因为阳台是合用，老太打扫阳台只扫中线靠她自家那边，我们两个懒，随便拿扫帚扫一扫，时间久了阳台地板中间出现了一道清晰的界限，老太那边的地板干干净净，我们这边地板黑漆漆。老太不高兴，就开始嘟嘟囔囔。嘟囔多了，顾律师就不高兴，就和老太吵。老太说你们还是律师，都什么素质，平时穿得光光鲜鲜出门，在家里注意一点卫生好不好，都是马屎表面光。顾律师说我再脏也没脏到你那边啊，你看不顺眼帮我们扫啊。

看到顾律师又和老太吵架，我赶紧去把顾律师拖进屋，说你吵啥吵啊，把老太吵出个脑溢血你想当被告是不是？

这边把人拉进屋，那边老太还在嘴碎碎地骂人。顾律师听见了又要出门，我一把拉住他，听见自己手机响，拿起来看是老家的电杆，就放开了说顾律师你把老太吵死了跟我没关系，连带责任也好公平责任也好你都担着。说完懒得搭理他，去接电杆的电话。

电杆说咋个样？克上海下海给找得着案子做？

我说白天打着太阳找，晚上打着月亮找。

电杆说怕是不容易嘎，那里人也认不得，你也是胆子大啊。

我说试试嘛，不行再回克。

电杆说你都会回来？做不好你怕是要跳黄浦江呢嘎。

我说哪里哪里，要跳也是回克跳梅子湖嘛。

电话说帮你拉个生意，有个云南人在上海贩毒被抓了要找律师，你要不要接？不过好像数量很大，没啥辩头。

我说我哪敢挑案子啊现在，接。

我怎么也不相信王常勇会去贩毒！

当这个女人眼泪汪汪地对我说出这句话时，我将目光从她那黝黑而长满雀斑的脸上移开，低头看着面前的笔记本，那上面胡乱划着犯罪嫌疑人的名字、被刑事拘留的时间、承办警官的姓名和联系电话。

我说那警察为啥抓他？这话说出口，我就意识到我问话的立场还没有从法官的角色转换过来。

女人说我们家里不缺钱，我家有承包的林地，在缅甸还有矿，我老公怎么可能去贩毒。

我说很多时候被告人是不会把一些危险的事情告诉家人的。

女人擦干了眼泪，用怪异的眼神看着我。

我说这样吧，我先去见了王常勇了解了情况再说。

女人叹口气，说也只能先这样了。

女人游移了一分钟，说洪律师。

我说啥？

女人说我怀孕了，我啥时可以见一见我老公？

我怀疑警察早就知道我们在做毒品。王常勇说。

这是个眉清目秀的男子，白皙的肤色在云南人里面是比较少见的。

我说为什么？

王常勇说我们开车从云南到上海的路上，在浙江到上海那一段后面有一辆黑色桑塔纳一直跟着我们，然后又有一辆灰色的本田在后面跟我们，直到我们登记的旅馆。后来一个警察在审讯时对我说，即便我不说，他们也掌握了有关情况。

我说你们有几个人？

王常勇说三个，其中一个是我们一起做的，另外一个只是我们雇来帮开车的。

我说你以前有做过毒品吗？

王常勇说不有啊。

我说不有的话为啥你会感觉后面跟的是警察呢？

王常勇不说话。

我说你毒品从哪里来？

王常勇说我常年在边境两头跑，要找点毒品还是容易的。

我说三公斤海洛因可不是小数量。你是云南人，你知道云南这些年杀了多少贩毒的？

王常勇说知道，我听说海洛因两三百克就可以判死刑。

我摇摇头，说云南的死刑线一百克就可以。

王常勇脸更加白了，说上海死刑线多少？

我说我现在还不知道，但就算翻十倍，你觉得你还有机会吗？

王常勇看着我摊在桌子上的笔录纸，额前垂下来的头发在轻微地颤动。

我说你先不要急，我们慢慢来。你觉得这次毒品交易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王常勇说新疆人买买提，我觉得是他出了问题，他跟我们要毒品的。本来约好他在上海的宾馆接我们的，但是他把我们领到宾馆说出去几分钟就不见了，后来警察就来了。

我说你确定你们雇来的司机真的不知道你们贩毒的事情吗？

王常勇想了想，说是的，他是我一个远房亲戚，他真不知道。

大概了解案情后，我说其他事情还有什么要帮转告的？

王常勇低下头开始抹眼泪，说我婆娘她还好吗？

我说我不知道她以前的样子，所以说不出来她现在好还是不好。

王常勇说我后悔不该干这个事情，我主要是在那边赌场输的有点惨，不然我们的日子还是比较好过的。我们结婚好几年了，现在还连孩子都没有。我被判死刑了我家香火都没了。

我说你老婆认不得你在那边赌博？

王常勇说她认不得。

我叹口气，说你老婆怀孕了。

王常勇睁大眼睛，说真的？

我说你老婆告诉我的，应该是真的吧。

两行泪水从王常勇脸颊上滚落下来。

承办警官也姓王，和王警官电话约好见面时间后，我到他办公室以交手续的名义随便聊了一下，我套近乎说我以前是法院的。王警官说哦你哪个法院的？

我说我是云南一个中院的。

王警官说难怪他请你做律师，不过嘛。

王警官叹口气，说这个案子毒品数量可能在你们那里不算啥，但在上海这里显得太大了，恕我直言，请你也是白请啊。

我笑了，说我刚来上海做律师，没法挑案子。

王警官笑，说理解。

我也笑了，然后问，这个案子有特情吗？

王警官似乎从睡梦中惊醒般，眼神里瞬时充满了戒备，如同一只机警的猎犬忽然从身披犬装的伙伴身上嗅到了异味。他用变化了的眼神警惕地盯住我，沉默了大约五秒钟，然后非常肯定地说：

没有什么特情。

办公室里其他两个缉毒警察也将目光投向了我这里。

我说哦，那的确很麻烦了。王常勇命难保了。

王警官说洪律师没啥事那我先出去了，我还要去提审。

同时被抓的王常勇的远房亲戚在被抓后三十天时释放了。

刑事案件的前期阶段是漫长的，在这段时间里，我看不到案卷材料，差不多隔两三周就要去一趟看守所，帮王常勇老婆带带话，交代一下家里的事情。王常勇一开始还流眼泪，过了两三次就平静了很多。

这期间，王常勇老婆来过上海一次，肚子明显大了，还顺便带了一土罐家乡的土特产景北花椒给我。那花椒在上海的菜市场上根本买不到，一打开罐子就浓香扑鼻，闻着就感觉到舌尖开始麻麻的，更不要说用来佐料做菜了。我说谢谢你啊，原来我在法院时经常去景北出差，景北的木瓜煮鸡真好吃。

王常勇老婆说下次我帮你捉两只土鸡来。

我赶忙摇手说不用不用。

王常勇老婆问洪律师，我啥时可以看看我老公？

我叹口气，说这个问题你问过不止一次了，要等判决生效呢。

女人流泪，说我怕他被判死刑我都再见不到他了，肚子里的娃也见不到他了。

我说要等判决生效后才能见面。

她又问，那要等到啥时候啊，我再过不久就要生产了。

我沉默。

我忽然意识到先前在法院里觉得理所当然的一些事情，现在回头换个角度去看，就看出丝丝冰冷和残忍。

过了六个月，案件总算走完侦查和起诉阶段。看完起诉书和案卷材料后，我电话打给检察官想约检察官见面。

电话那边检察官很客气地用不容商量的口气说洪律师啊，这个案子马上就要开庭了，你有什么辩护意见可以在法庭上讲。你现在跟我讲和在法庭上讲都是一样的。

我说我没别的意思，也不占用您更多的时间，跟您沟通也是为了澄清案件事实。

检察官说你有什么话要不我们电话里简单说一下吧。

我犹豫了一下，说好吧。其实很简单，这个案件材料我看下来觉得是一个特情诱人犯罪的案件，特情在本案中是否有诱人犯罪的情节，是直接关系到被告人生死的重要事实，这个事实不查清，这样简单起诉是不是有点太那个？

检察官说你的这个问题我们在审查证据时也注意到了，我们已经在找公安核实。其他还有什么？

我想了想，说王常勇老婆怀孕了，马上就要生产了。

检察官在电话那头笑了，说洪律师，我们都是搞法律的，这个你就不要说了。我马上要开会了。

我说不打扰您了，我先给您寄一份书面意见吧。

检察官说好的你先寄过来吧。

我把案子的进展情况电话告诉了王常勇老婆，女人在电话那边哭，说王常勇就全靠洪律师了。我马上要生产了，也不能过去看他开庭。

我说我尽力吧，你好好生孩子，不要哭了，哭了对孩子不好。

我再次去会见王常勇，把马上要面临的法庭审理的程序和注意事项都给他解释了。

王常勇说洪律师，案卷材料你看了后觉得怎么样？

我说还是有希望的，你们这个案子就是一个特情诱人犯罪的案子，只是看诱人犯罪的程度有多深。我已经把我的意见和检察官沟通了，检察官答应去和警察交涉。

王常勇的眼里露出了一丝亮色，说我就感觉嘛，咋什么事情都这么巧。那么我是不是有机会？

我点点头。

王常勇低下头用手袖去擦眼泪。

我说你老婆这两天临产，从云南来上海路太远，她经不起折腾，不能来旁听开庭了。

王常勇清了一下鼻子，说好的。

我说你要家里其他人来旁听吗？

王常勇说不要。

坐在辩护人的位置上，看审判席上的法官和对面的检察官，甚至看带被告人的法警，都有一种熟悉的感觉，仿佛又回到了当年在法院当审判长的时光，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如此亲切，我甚至感觉自己开完庭马上就可以和他们称兄道弟。

一切都是熟悉的程序，从公诉人宣读起诉书，到出示各类证据，对我来说都是以往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只是今天我的座位换到了下面辩护人的地方。

公诉人出示完相关证据后，我针对控方的所有证据进行了综合答辩。我说纵观所有证据，本案存在特情诱人犯罪的情形，之所以这样说，从证据角度看，主要有三点：

第一，公安在询问王常勇和另外一个被告人的所有笔录里从不问他毒品带来上海后准备卖给谁，为啥公安对下家根本不感兴趣？那不是很清楚地表明公安知道下家是谁吗？王常勇他们以前从没来过上海，如果没有特定买家，他们会冒如此大的风险千里迢迢跑过来吗？第二，两个被告人都供述他们在缅甸买毒品时有一个叫买买提的新疆人和他们一起参与，进边境后这个新疆人自己先回上海了，然后王常勇他们开车把毒品带到上海，他们到上海后也是这个买买提把他们接到酒店的，为啥在公安的侦查卷里从不核实两个被告人讲的这个情节？第三，两个被告人都说是买买提要的毒品，这两个被告人的预审供述在关于买买提提出要毒品这个细节上惊人的一致，这个如何解释？难道两个被告人在来上海前就事先演练好了对付警察的一致口径？好像不太会有这么悲观的罪犯吧？第四，公安的办案情况说明也提及了他们事先知道有这场毒品交易。我们都知道毒品犯罪的特点，在没有线索前提下的查缉难度非常大，王常勇他们这个案子里公安是根据什么线索了解到这场毒品交易的？没有证据证实。这不也间接证明了本案中有特情吗？

另一个被告人的辩护人也提出了相近的观点。

在我们阐述答辩观点时，检察官抱着双手，沉默地看着我们。

法官问公诉人针对辩护人的观点有何补充？

检察官说辩护人提出的这个问题，我们在审查材料时也注意到了，我们也特别发函请公安部门予以说明，现在我向法庭出示一份公安部门提供的补充情况说明。

检察官说完，拿出了一份材料向法庭宣读，大意是本案系酒店匿名群众向公安机关举报，至于被告人所提到的买买提，经核查并无此人云云。

法官说辩护人，对这份情况说明还有什么意见？

我说刑事案件应该要排除所有合理怀疑，就这样一份盖公章的书面文件，能排除本案当中辩护人的合理怀疑吗？如果警察为了保护特情或者图方便而故意出具这样一份不负责任的文件，就可以对被告人判死刑吗？

另一位律师说我同意第一被告人的观点，或者我们换个思路，既然是匿名群众举报，我们也可以请这位匿名群众来法庭当庭核实相关情况，或者请抓捕警察也来当庭说明一下吧？

检察官说我们觉得没有必要，相关情况已经有公安机关的书面材料予以说明。我们没有必要怀疑司法机关侦查行为的正当性。

法官说两位辩护人，你们对于证据的观点本合议庭已经清楚，还有什么观点可以放到辩论阶段再说好吗？

王常勇和另一个被告人都定定地看着辩护人席上的我们。

我忽然觉得两个小时前的亲切感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拿到两个被告人死刑判决那天，我把判决反复看了三遍，感觉自己的心跳在不断加快。这时电话响了。我一看号码是王常勇老婆打过来的。

女人说洪律师，我昨天生了。

我说恭喜啊，是儿子还是姑娘？

女人说是儿子，王常勇应该高兴啊。洪律师，判决结果给出来了？

我犹豫了一下，说还没，还要等两天。

女人又哭了，说但愿有机会吧。

我说你先照顾好自己和儿子吧，不要着急。

我接通了我法院同学吴家鑫的电话，把王常勇案的情况大致说了一下，说你能告诉我一下高院审委会委员的名字吗？

吴家鑫吓了一跳，说你要干嘛？

我说我要上诉，我打算给每个委员都写封信。

吴家鑫在电话那头笑了，说你还是搞法律的，怎么和一般老百姓一样。

我说我没辙了，死马当活马医一下，你告诉我吧。

吴家鑫把名字给了我，说你不要讲我说的啊。

我说你原来在学校时去四大胡同逛发廊的事情我从没跟任何人讲过。

吴家鑫说你给我滚。

我说等二审确定了承办后你帮我关照一下。

吴家鑫说你给我滚得远远的不要让我看到你。

过了几天，我把一审判决的结果发短信告诉了王常勇老婆，那边马上电话就过来了，女人一边哭一边说怎么会这样？

我说你先不要急，还有二审，还有复核审。还早。

女人不哭了，说洪律师你跟我说实话吧，王常勇活命的机会还有多大？

我叹口气，说百分之一吧。不过哪怕是万分之一我们也要争取你说对不对？

女人说这样拖下去我受不了，这些天根本就没法睡觉，又要带娃，又要想他的事情。

我沉默了一分钟，说你顾你自己和孩子吧，你先拍几张孩子的照片给我寄过来，等我下次去见他给他看。

一审判决后，王常勇被转到了提篮桥监狱。

王常勇努力把手上的手铐和脚上的脚镣理理顺，看着儿子的照片，露出了愉快的微笑，说像他爹。

我说我在帮你争取二审机会，不要放弃。

王常勇说我已经有思想准备了，里面的人也在给我普法。洪律师，不管结果如何，我都谢谢你。你先帮我写几段话带给我婆娘，跟她讲对不起了。让她早点改嫁，但一定要把孩子带大。另外。

王常勇停了一下，说你帮我记个人的名字和电话，跟我婆娘说他欠我一笔钱，以后让我婆娘找他要。

我说这个人欠你多少钱？

王常勇想了想，说他知道欠我多少钱。

高院的李副院长打电话给我那天，我正在宿醉的昏睡中。头天晚上和顾律师在小区附近的烧烤摊上干掉了十个啤酒，一直喝到晚上一点。我们高声吵嚷着回到住处，隔壁的老太太开门看到醉醺醺的我们，骂了一句乡下人就咣地把门关上了。

顾律师说这个女的是哪个所的？

我说好像不是律师，是法官。

顾律师说哪个法院的？

我说好像是最高法院的。

顾律师说把她拖出来打一顿？

我说好，我先回家找根木棒。

开了门，我衣服都没脱，往床上一倒就睡着了。

电话那头说你是洪律师吗？

我说我是。

电话那头说我是高院负责刑事块的李副院长，你写给审委会的信我们都收到了。

我说什么信？

电话那头说关于王常勇案子的信。

我立马从床上坐起来，说了声哦。

电话那头说我很赞赏你对于案件负责任的态度，这个案子我们会认真讨论的，你放心吧。案件的具体细节你也写在信里了，这些细节等承办人汇报时我们会认真研究的。

我忽然不知道说什么好，想了十多秒，我说李院长，王常勇的老婆生孩子了，他到现在还没看到自己的儿子。

电话那头笑了，说洪律师，我们都是搞法律的，要从法律的内容出发。你放心吧，这个案子我们会好好讨论的，不然今天我也不会打这个电话给你。

我下了床，跑去推开隔壁顾律师的门，说起来起来，李副院长给我打电话了。

顾律师睁开眼说哪个李副院长？别吵我我再睡一会儿，昨晚我吐了一晚上。然后又把眼睛闭上了。

这时我看到顾律师大床的另一边摆着他的洗脸盆，脸盆里有昨晚的烧烤啤酒啥的粘稠物，一股酸臭味弥漫在房间里。

我说我代理的那个毒品案子，高院的李副院长给我打电话了，他说他们会认真讨论的。

顾律师睁开眼，说真的？看来有戏啊。

我说嗯嗯，如果这个案子能改，我请你去外滩吃西餐喝红酒。

顾律师恨恨地看我，然后爬起来捂着嘴往卫生间跑。

一年后，我和顾律师的房屋租约到期，我们换了个环境好一点的地方，开始搬家。

东西都差不多打包好了，顾律师从厨房出来，说我在碗柜里找到这个土罐，里面装的是花椒，这个土罐不是我的，你还要不要？

我接过来打来盖子闻了闻，说这是当事人妻子送我的花椒，味道已经淡了，不想带走了，就放这里吧。

顾律师说是不是那个后来被核准死刑的毒品犯？

我说对。

顾律师说他后来见到他儿子了吗？

我说没，他老婆后来没再来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