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那一年，中国发生了两件大事。虽与百姓无直接关系，但也让他们震惊不已。就在当年的四月十一日（5月30日），为大清操劳一生的恭亲王薨逝。这位传奇王爷（清朝唯一一位在遗诏中被封为亲王的皇子），曾与嫂子在政治上分分合合，在生活中又联系密切（以女儿荣寿固伦公主为纽带，清朝唯一一位亲王之女被封为固伦公主的王女），在心理上又互相敬畏。为了大清的江山社稷，恭亲王最终还是选择了服从。虽然自己有能力，但始终不敢越雷池半步，为大清他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恭亲王薨逝，京城皇亲国戚，王公大臣，城中百姓，无不为之惋惜。

慈禧

当所有人还没有在悲痛中走出来时，仅仅过了四个月，就在八月十三日（9月28日），接着又发生了一件大事：维新变法失败，戊戌六君子血洒宣武门外菜市口。这一次对当时的人来说，是喜是悲，很难一概而论，有人喜有人悲，但对后人来说，却是一件让人悲痛的事情。（最真实戊戌六君子被逮捕，赴刑场和监斩过程可参见亲历者军机大臣廖寿恒《廖寿恒日记》和当时任刑部山东主稿唐煊的《唐煊日记》，在此不多说。）

恭亲王

而就在这一年，山东兖州府境况也相当不太平，辖下多州县农田被淹，以致颗粒无收，百姓无法度日，多投靠远方亲戚，总之都为了躲过这一劫。当时，年仅十五岁的王通也不得不和父母投靠早已定居通州的大伯。当初全家想投奔在苏北的姑姑家，但想到姑姑家的境况并不好。姑姑全家靠拉纤为生。当初姑姑在老家是裹的小脚，嫁到丈夫家，为生活不得不放开。这对于姑姑来说，可能是件好事，但放开脚的目的是为了生活，并不是自由。因为在此地，男人和女人为生活都要拉纤，并且不能落后于男人。男人拉十里路，女人同样也要拉十里路。总之，是要把女人当男人使，男人还当男人用，或者男当牛使。在岸边已拉纤为生的家庭，女孩子并不裹脚，主要是为了拉纤方便。（说当时汉人妇女都裹脚，并不符合事实，苏北很多女孩子此时已经不裹脚了。为了生计打破传统观念。）

流离失所的老人

而在通州的大伯家要好些，大娘会酿酒，大伯在通州漕运码头扛大包，家中只有一个女儿。因为，通州为漕运的终点，每年大批从南方由运河而来的漕船都在此卸船。虽然，海运发达后，运河漕运不如以前，但从通州到京师这段依然兴盛。在此处需要大量的工人卸船，装袋，扛袋。因为有大量工人和漕船在此，同样也促进了当地的生意买卖。

王通的大伯就在通州负责卸运漕粮。全家人投靠大伯家以后，唯一能挣口饭吃的活计就是女人帮着酿酒，男人和大伯一样在粮船上帮人卸船。当时运到通州的漕粮，都需要先装进麻袋中，再往下扛。对于肩扛麻袋，十五岁的王通毫无顾虑，因为从小在家里干农活，练就了一身力气，比同年龄的小伙伴力气大不少。但唯一让他不舒服的是，肩扛漕粮向下卸船的时候只准在腰间围一块布，穿一双鞋，其他的一律不能穿戴。这让王通有些顾虑，感到极不理解，毕竟即使在家乡农田里劳动也没有穿的这样“暴露”，这样“寒碜”。

漕运

大伯知道王通难以一时接受，告诉他“只所以让运粮工人只穿一双鞋和围一块布，而不让穿戴其他的，就是怕工人们偷带粮米。怕穿衣服、裤子有口袋在把粮米藏在里面带走。”大伯继续说道：“现在让我们能在腰间围一块布就是好的了，我刚来的时候，都是只穿一双鞋，上下身一丝不挂。因为肩扛麻袋，要使很重的脚力，路又不平，所以必须穿鞋，而为了不让工人私自夹带粮米，就不让穿衣服”。

王通更是疑惑不解了，问道：“一丝不挂（只穿鞋），那怎么能扛着麻袋在岸上走，何况上面还有很多在岸边做小生意的人。”大伯却笑着说道：“为了生活，没有什么，他们看了都不害羞，我们还害怕什么。等扛完这一船漕粮再穿上衣服，在岸边小摊上吃油炸鬼（油条），喝豆腐脑。”

大伯后来

王通的父亲一开始也是抹不开面子，但为了生活，他和儿子也顾不了那么多了。王通的大伯对于兄弟和侄子也是毫无保留地讲解这卸漕粮的规矩。这时，大伯话锋一转，却说道：“虽然他们只让围一块布，穿一双鞋，在布上我们不能做文章，而在这鞋上可做。”

看着兄弟和侄子更加疑惑，大伯接着说道：“要想夹藏些漕粮，就要把鞋做得特别大，这样鞋中就有更大的空间，当我们装粮米的时候，粮米就会灌进鞋旮旯里，那样我们就可以夹带一些出来。然后把鞋中的粮米倒给在岸边守候的家里人。一趟趟的这样，几次下来也可以夹带不少粮米，这些粮米就能够一宿吃的。”

父亲

王通和父亲听着确实是一个多弄粮米的好办法。很快，王通和父亲跟着大伯加入到卸粮米的大队伍当中。然而，第一次就让王通和父亲叫苦不迭，不是因为麻袋重，而是脚受不了。原来，鞋大了，装米的时候，是掉进去不少米，但肩上扛着米袋子，脚下路又不平，鞋里还有米，这样脚磨得实在受不了，没有几趟王通的脚早磨出泡，泡又磨破了，出了血水，把鞋里的米都染红了。而父亲虽然比他轻些，但也是疼得直咬牙。毕竟都是第一次干，极不适应。

这一船漕粮没卸完还要接着卸，而如果这样继续下去，爷俩不知道还能不能受得了。此时，脱下鞋不穿，光着脚，也不行，因为扛着米袋，走在岸上也是磨得受不了，穿着鞋尽量不让米灌进去，也不行，因为鞋太大了，穿不住，往下掉。而让岸边的家里人拿鞋来换，一回一来，又浪费时间。最终，爷俩是咬着牙，瞪着眼，忍着痛，终于卸完了一船。回到家后，父亲虽然不知声，而王通却叫苦不迭，直埋怨大伯，并让大伯看看自己被磨得血肉模糊的双脚。还有那些染上血的粮米。大伯在卸粮运粮的时候，早已看出，只是碍于别人没有说。

做生意后的王通

此时，大伯说道：“一开始做都这样，当年我做的时候，比你这磨得还厉害。但几年下来，脚已经被磨出来了，现在早已经习惯了。肩膀也练出来了，脚也练出来。”然而，当大伯说到这里时，也是相当的失落。因为，运河漕运也正在渐渐衰落了。

大伯告诉王通：“二十年前，光绪四年（1878年），很大一部分运河漕运改为了海运，这让在运河沿岸以漕运为生的大量小生意人、工人失去了活计。而目前，朝廷也只在江北办理河运，说是‘留此一线运输，以备不虞’。不知道，通州到京师这一段到底还能维持多久。如果，朝廷取消了漕运，那我也就专心酿酒了，不行就回老家。”

通惠河停运漕粮

王通知道这项苦力也不是一般人能干的，似乎比在家务农还要苦，但他不知道为何大伯对这项苦力那么留恋。最终，王通和父亲也没有练出来，过年开春，全家从通州回到老家，继续务农。而大伯依然留在通州，继续他习以为常的漕运卸运“工作”。但两年后，大伯担忧的事情真的发生了，清廷取消了通惠河漕粮运输。那一年，大伯正式“下岗了”。（后续）

1908年11月，光绪和慈禧仅隔十几个小时先后驾崩。也就是在这一年，二十五岁的王通不甘家乡务农。这次他只身一人独上通州，在大伯家学习酿酒，并帮助他们到距离四十里之外的北京城卖私酒。（因为当时京师中有十八家酒家垄断着卖酒，向朝廷交税。而像王通这种私人酿的酒，不交税，只能偷卖。）后来，王通凭着山东老乡在京师的帮助，做起了自己的烧酒生意。但并不是想象的那么一帆风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