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那一年，中國發生了兩件大事。雖與百姓無直接關係，但也讓他們震驚不已。就在當年的四月十一日（5月30日），爲大清操勞一生的恭親王薨逝。這位傳奇王爺（清朝唯一一位在遺詔中被封爲親王的皇子），曾與嫂子在政治上分分合合，在生活中又聯繫密切（以女兒榮壽固倫公主爲紐帶，清朝唯一一位親王之女被封爲固倫公主的王女），在心理上又互相敬畏。爲了大清的江山社稷，恭親王最終還是選擇了服從。雖然自己有能力，但始終不敢越雷池半步，爲大清他做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恭親王薨逝，京城皇親國戚，王公大臣，城中百姓，無不爲之惋惜。

慈禧

當所有人還沒有在悲痛中走出來時，僅僅過了四個月，就在八月十三日（9月28日），接着又發生了一件大事：維新變法失敗，戊戌六君子血灑宣武門外菜市口。這一次對當時的人來說，是喜是悲，很難一概而論，有人喜有人悲，但對後人來說，卻是一件讓人悲痛的事情。（最真實戊戌六君子被逮捕，赴刑場和監斬過程可參見親歷者軍機大臣廖壽恆《廖壽恆日記》和當時任刑部山東主稿唐煊的《唐煊日記》，在此不多說。）

恭親王

而就在這一年，山東兗州府境況也相當不太平，轄下多州縣農田被淹，以致顆粒無收，百姓無法度日，多投靠遠方親戚，總之都爲了躲過這一劫。當時，年僅十五歲的王通也不得不和父母投靠早已定居通州的大伯。當初全家想投奔在蘇北的姑姑家，但想到姑姑家的境況並不好。姑姑全家靠拉縴爲生。當初姑姑在老家是裹的小腳，嫁到丈夫家，爲生活不得不放開。這對於姑姑來說，可能是件好事，但放開腳的目的是爲了生活，並不是自由。因爲在此地，男人和女人爲生活都要拉縴，並且不能落後於男人。男人拉十里路，女人同樣也要拉十里路。總之，是要把女人當男人使，男人還當男人用，或者男當牛使。在岸邊已拉縴爲生的家庭，女孩子並不裹腳，主要是爲了拉縴方便。（說當時漢人婦女都裹腳，並不符合事實，蘇北很多女孩子此時已經不裹腳了。爲了生計打破傳統觀念。）

流離失所的老人

而在通州的大伯家要好些，大娘會釀酒，大伯在通州漕運碼頭扛大包，家中只有一個女兒。因爲，通州爲漕運的終點，每年大批從南方由運河而來的漕船都在此卸船。雖然，海運發達後，運河漕運不如以前，但從通州到京師這段依然興盛。在此處需要大量的工人卸船，裝袋，扛袋。因爲有大量工人和漕船在此，同樣也促進了當地的生意買賣。

王通的大伯就在通州負責卸運漕糧。全家人投靠大伯家以後，唯一能掙口飯喫的活計就是女人幫着釀酒，男人和大伯一樣在糧船上幫人卸船。當時運到通州的漕糧，都需要先裝進麻袋中，再往下扛。對於肩扛麻袋，十五歲的王通毫無顧慮，因爲從小在家裏幹農活，練就了一身力氣，比同年齡的小夥伴力氣大不少。但唯一讓他不舒服的是，肩扛漕糧向下卸船的時候只准在腰間圍一塊布，穿一雙鞋，其他的一律不能穿戴。這讓王通有些顧慮，感到極不理解，畢竟即使在家鄉農田裏勞動也沒有穿的這樣“暴露”，這樣“寒磣”。

漕運

大伯知道王通難以一時接受，告訴他“只所以讓運糧工人只穿一雙鞋和圍一塊布，而不讓穿戴其他的，就是怕工人們偷帶糧米。怕穿衣服、褲子有口袋在把糧米藏在裏面帶走。”大伯繼續說道：“現在讓我們能在腰間圍一塊布就是好的了，我剛來的時候，都是隻穿一雙鞋，上下身一絲不掛。因爲肩扛麻袋，要使很重的腳力，路又不平，所以必須穿鞋，而爲了不讓工人私自夾帶糧米，就不讓穿衣服”。

王通更是疑惑不解了，問道：“一絲不掛（只穿鞋），那怎麼能扛着麻袋在岸上走，何況上面還有很多在岸邊做小生意的人。”大伯卻笑着說道：“爲了生活，沒有什麼，他們看了都不害羞，我們還害怕什麼。等扛完這一船漕糧再穿上衣服，在岸邊小攤上喫油炸鬼（油條），喝豆腐腦。”

大伯後來

王通的父親一開始也是抹不開面子，但爲了生活，他和兒子也顧不了那麼多了。王通的大伯對於兄弟和侄子也是毫無保留地講解這卸漕糧的規矩。這時，大伯話鋒一轉，卻說道：“雖然他們只讓圍一塊布，穿一雙鞋，在布上我們不能做文章，而在這鞋上可做。”

看着兄弟和侄子更加疑惑，大伯接着說道：“要想夾藏些漕糧，就要把鞋做得特別大，這樣鞋中就有更大的空間，當我們裝糧米的時候，糧米就會灌進鞋旮旯裏，那樣我們就可以夾帶一些出來。然後把鞋中的糧米倒給在岸邊守候的家裏人。一趟趟的這樣，幾次下來也可以夾帶不少糧米，這些糧米就能夠一宿喫的。”

父親

王通和父親聽着確實是一個多弄糧米的好辦法。很快，王通和父親跟着大伯加入到卸糧米的大隊伍當中。然而，第一次就讓王通和父親叫苦不迭，不是因爲麻袋重，而是腳受不了。原來，鞋大了，裝米的時候，是掉進去不少米，但肩上扛着米袋子，腳下路又不平，鞋裏還有米，這樣腳磨得實在受不了，沒有幾趟王通的腳早磨出泡，泡又磨破了，出了血水，把鞋裏的米都染紅了。而父親雖然比他輕些，但也是疼得直咬牙。畢竟都是第一次幹，極不適應。

這一船漕糧沒卸完還要接着卸，而如果這樣繼續下去，爺倆不知道還能不能受得了。此時，脫下鞋不穿，光着腳，也不行，因爲扛着米袋，走在岸上也是磨得受不了，穿着鞋儘量不讓米灌進去，也不行，因爲鞋太大了，穿不住，往下掉。而讓岸邊的家裏人拿鞋來換，一回一來，又浪費時間。最終，爺倆是咬着牙，瞪着眼，忍着痛，終於卸完了一船。回到家後，父親雖然不知聲，而王通卻叫苦不迭，直埋怨大伯，並讓大伯看看自己被磨得血肉模糊的雙腳。還有那些染上血的糧米。大伯在卸糧運糧的時候，早已看出，只是礙於別人沒有說。

做生意後的王通

此時，大伯說道：“一開始做都這樣，當年我做的時候，比你這磨得還厲害。但幾年下來，腳已經被磨出來了，現在早已經習慣了。肩膀也練出來了，腳也練出來。”然而，當大伯說到這裏時，也是相當的失落。因爲，運河漕運也正在漸漸衰落了。

大伯告訴王通：“二十年前，光緒四年（1878年），很大一部分運河漕運改爲了海運，這讓在運河沿岸以漕運爲生的大量小生意人、工人失去了活計。而目前，朝廷也只在江北辦理河運，說是‘留此一線運輸，以備不虞’。不知道，通州到京師這一段到底還能維持多久。如果，朝廷取消了漕運，那我也就專心釀酒了，不行就回老家。”

通惠河停運漕糧

王通知道這項苦力也不是一般人能幹的，似乎比在家務農還要苦，但他不知道爲何大伯對這項苦力那麼留戀。最終，王通和父親也沒有練出來，過年開春，全家從通州回到老家，繼續務農。而大伯依然留在通州，繼續他習以爲常的漕運卸運“工作”。但兩年後，大伯擔憂的事情真的發生了，清廷取消了通惠河漕糧運輸。那一年，大伯正式“下崗了”。（後續）

1908年11月，光緒和慈禧僅隔十幾個小時先後駕崩。也就是在這一年，二十五歲的王通不甘家鄉務農。這次他隻身一人獨上通州，在大伯家學習釀酒，並幫助他們到距離四十里之外的北京城賣私酒。（因爲當時京師中有十八家酒家壟斷着賣酒，向朝廷交稅。而像王通這種私人釀的酒，不交稅，只能偷賣。）後來，王通憑着山東老鄉在京師的幫助，做起了自己的燒酒生意。但並不是想象的那麼一帆風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