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子燁 /文

近年來，國產電影創作者從未停止過對主旋律電影創新敘事、商業電影在主流價值觀表達上的探索，正是這些創作實踐，推動了更符合社會、時代和觀衆需求的“新主流電影”的出現。導演吳貽弓曾在電影《城南舊事》獲獎後說過這樣一句話：“電影就是要寫人，就是要寫人性。”他說出了一部優秀電影必備的基本內涵，即人文關懷。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尹鴻教授認爲，此前，主旋律電影與商業電影無法共存的源頭，在於“主旋律化與商業化的共謀往往長期以來很難在宣泄與認同、叛逆與維護、個體與整體之間達成共識，因而也很難在權威的價值觀和觀衆的觀影快感之間達成一致”。今年國慶檔上映的《我和我的祖國》《攀登者》《中國機長》等影片深受大衆歡迎，取得了口碑與票房的雙豐收。這些影片既是爲慶祝新中國七十華誕獻禮，也是一次中國電影創作理念的探索實踐。

新主流電影崛起的原因，或許可以從其創作特徵中窺得一二。

首先是價值觀念的多元化。以往多數主旋律電影往往拘泥於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習慣性的題材選擇以及生硬的主題表達，使得這類影片忽略了藝術想象和創新。新主流電影之所以爲“新”，是因爲它既不單純地行使教化功能，也不以利益爲上。新主流電影首先是被社會主流市場接受的、歡迎的電影。《中國機長》以四川航空3U8633航班機組成功處置特情的真實事件改編。機組執行航班任務時，在萬米高空突遇駕駛艙風擋玻璃爆裂脫落、座艙失壓的極端罕見險情。生死關頭，他們臨危不亂，果斷應對，正確處置，確保了機上人員的生命安全，創造了世界民航史上的奇蹟。影片從不同角度對“英雄”進行了解答。機長在結尾說出的話，敬畏生命，敬畏職責，敬畏規章，讓影片主題得到昇華。英雄機長劉傳建“舉重若輕”的胸襟也在影片中得以展示。此外，之前的《戰狼》系列、《紅海行動》到現在的《古田軍號》等影片，也從表現單一的集體主義到思考個人價值以及個人價值與國家、集體的關係，使得新主流電影的核心價值更爲深刻，意識形態更加多元，呈現出更加包容的姿態，也更容易被觀衆所認同和接受。

其次是敘事策略的多樣化。與以往的主旋律電影將目光對準宏大的戰爭場面和重要歷史人物不同，新時代背景下的主旋律電影在題材的選擇上更爲廣泛，內容也更爲豐富和多元化，在現實主義題材的基礎上結合社會新語境的時代特徵，陸續創作出戰爭類、懸疑類、警匪類、動作類以及紀錄片等衆多題材的作品。《建國大業》《建黨偉業》《建軍大業》三部曲詮釋了從中國共產黨建立再到新中國成立的重大歷史事件;《戰狼》《戰狼2》《湄公河行動》《紅海行動》等動作類、軍事類題材的創作，折射出對戰爭的反思、對和平的呼籲，體現了人文關懷;紀錄片性質突出的《厲害了，我的國》等，將祖國發展和改革成就全景式呈現在大銀幕上;聚焦不同行業的《中國合夥人》《中國機長》《攀登者》等，從不同身份的人物出發，探究在大時代的背景下，個人的心理狀態和生存發展，具有深刻的人文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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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是人物形象的建構更加理性。隨着社會發展和時代進步，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逐漸迴歸理性設置，不再以高大全的形象去刻畫人物，而是賦予這些人物多樣化的性格魅力。新主流電影打破了以往主旋律電影平面化、高大全的人物形象設置，轉而把英雄人物刻畫得更加真實、飽滿，側重對多層次人物進行描繪，注重羣像意識，突破了以往“一元化”的英雄模式，豐富了電影的層次性。電影《攀登者》講述了中國登山隊員登頂珠峯的故事。影片中每個角色都有不同的性格特點，既有積極正面的，也偶有消極的情緒出現。新主流電影中對英雄人物形象的重新解構，將他們迴歸到普通人，拉近了觀衆與電影人物之間的距離，使觀衆更易產生情感共鳴。

未來，新主流電影還需要從更具國際視野和更能代表新時代中國形象的層面來挖掘故事並建構其表達。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國正在以自己特有的智慧和文化，爲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而努力，新主流電影在價值觀表達上，必須承載這樣的思想並能藝術地將其融入具體的敘事和人物塑造中，從而喚起更多觀衆的情感共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