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英國人吳芳思（Frances Wood）來到中國，參加英國文化協會一個爲期一年的交流項目。她在劍橋大學學過漢語，四年前也曾造訪過中國。這一次她就讀於一個歷史進修班，班上有很多從工廠調來學習的中國學生，爲了統一管理，外國學生也被要求每天早起做廣播體操，參與學工學農，挖防空洞，在體育課上扔手榴彈。他們在北京的學習非常“全面”，這段經歷在二十多年後被她寫成一部回憶錄，《在北京練習扔手榴彈》（Hand-grenade Practice in Peking）。事實上，作爲一位漢學家和歷史學家，吳芳思撰寫了數目繁多的中國題材著作，其中包括在中國產生過很大影響的《馬可·波羅到過中國嗎？》（Did Marco Polo go to China?）。

　　在新書《口岸往事》中，吳芳思追溯了百年間英國僑民在中國條約口岸的經歷。這些資料覆蓋面極廣，有書信、日記、公開出版的遊記，甚至還有以中國爲背景的虛構文學作品。這也決定了《口岸往事》一書的基調，它不是一部學術性很強的理論作品。在書中，吳芳思將近現代中英關係的大歷史層層分解，轉變爲無數英國僑民私人生活史的獨白。

　　“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隱情

　　《口岸往事》的英文書名是“No Dogs and not Many Chinese”，它來自某個租借公共花園的告示牌。百餘年來，“華人與狗不得入內”這句告示被華人世界視爲對自己種族最深最重的侮辱。但是，吳芳思在《口岸往事》指出，事實並不像看起來簡單。 “No Dogs and not Many Chinese”的告示從沒有單獨出現在任何公共場所的告示牌上，它是與諸多其他規定，例如不許打球、騎自行車和摘花這些規定一起被寫下的。“其用意是阻止任何人獲得快樂。”吳芳思如此評價道。這其中自然有歧視和偏見，但全部事實要複雜得多，也暴露了英國人介入中國歷史時的混亂矛盾。自鴉片戰爭直至二次大戰結束，中英兩國針對是否全面開放中國的貿易市場所展開的漫長拉鋸戰，英國人看似在這場戰爭中絕對佔據上風，但《口岸往事》卻通過大量僑民的真實記錄告訴我們，這是一場兩敗俱傷的對壘，被捲入其中的兩國民衆都付出了高昂的代價。

　　吳芳思在《口岸往事》中寫道，英國商人最先來到中國時，並未對中國的土地有所覬覦，吸引他們的是廣袤的中國市場。但中國當局嚴苛的限制挫敗了英國商人的雄心，四億人市場的誘惑和巨大的貿易逆差引發了第一次鴉片戰爭，英國如願以償地迫使中國開放了一些口岸。這開啓了中國開埠口岸的歷史。領事官員和商貿公司僱員紛至沓來，之後是傳教士和他們的家人。

　　吳芳思蒐集了許多具有說服力的資料以再現這些初代開拓者的生活：中國南方的溼熱毀掉了他們的身體，他們在毫無市政建設的口岸城市裏被遍地污水和偶爾可見的人類屍體嚇破了膽，每天經受着隨身衣物被昆蟲和毒蛇盤踞的考驗，一步走錯就可能遭到中國百姓的圍毆。他們的應對措施是假裝不在這裏，修建西式住宅，把衣物寄到日本或者巴黎清洗，每頓晚餐至少喫六道菜，儘可能維持祖國的生活秩序。爲了對抗單調的生活，單身漢醉心於在本地人看來十分瘋狂的娛樂（並沒完沒了地爲這些行爲做出賠償），例如在晚宴上醉酒，在狹窄的街道上跑馬，在農田上空射擊，一擲千金的狩獵。一些獵狐愛好者在沒有狐狸的情況下，甚至引進了一種名爲“獵紙”的遊戲，他們讓人扮成狐狸，沿途撒紙以留下行蹤。

　　比獵狐更需要運氣和技巧的，是在男女比例嚴重失調的僑民世界裏爲自己尋覓佳偶。而這還不是最困難的一關，如何在婚後讓新生的嬰兒活下去纔是永恆的難題。由於衛生條件不佳，幾乎所有的僑民母親都失去過孩子，她們用熱水煮過孩子的衣物和尿布，給孩子喝過濾的涼開水，盡一切所能讓嬰兒處在無菌的狀態裏。但他們還是一直在死去。經歷過這些之後，開拓者並未得到他們所要求的回報。中國市場遠未打開，他們的貨物在香港的倉庫裏慢慢腐朽。

　　《口岸往事》,（英）吳芳思/著，柯卉/譯，新星出版社，2018年5月

　　吳芳思爲讀者再現了英國政府如何被困在中國沿海口岸的商人的急切所綁架，發動了第二次鴉片戰爭。英國商會認爲，只要進一步開放沿海口岸，打破和中國人之間的種族人羣壁壘，他們仍然可以佔領廣袤的中國市場。第二次鴉片戰爭迫使中國簽訂了《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對於英國人來說，有一點至少是確定的，自此以後，中國與西方的長期隔絕被打破了，傳教士和商人第一次被允許自由出入中國全境。他們的僑民生活似乎馬上要變得更有前途，也更豐富多彩。

　　中國的好奇與英國的冷漠

　　1843年，從英國來的首位上海領事及隨從人員進入上海，本地的老百姓把他們當作一種兇猛的珍禽異獸遠遠圍觀。《口岸往事》中記錄了一位當事人的證言：“我們（英國人）無論何時走出房子，數以百計的人都會聚攏在街頭，尾隨我們，目光所過之處都能引起轟動，如同倫敦街頭人羣爭睹女王一般。”

　　及至《天津條約》生效，不到二十年間，稀罕的外國人已經遍及中國全境。很多時候他們不能繼續假裝身處歐洲故鄉，在偏遠的中國腹地，任何能提供住宿的地方都是寶貴的。吳芳思爲我們轉述了一位旅行者的經歷：他常輾轉於中國北方那些幾個世紀都沒有變化的村落，他的到來對於村民來說是一件盛事。他所居住的旅店客房都沒有窗玻璃，窗戶用紙糊住。村子裏所有的孩子會聚在窗外，不斷地戳破窗戶紙偷窺外國人。倒黴的外國人不得不呆在窗戶紙全是破洞、四面透風的房間裏苦挨一夜，凍得半死。有一次，爲了保住窗紙，他索性請外面的人進來。窺視者一行六人，由一位鄉村先生打頭。他細緻地研究了外來者的鞋子和襪子，最後彬彬有禮地說：“真的非常感謝您。這是我經歷過的最有趣的事。”

　　伴隨着中國的日益開放，觀摩外國人的趣味性變淡了。新辦外國工廠的數目快速增加，許多具有野心的商人來到中國，雖然他們推銷新產品的行動多半以失敗告終，但外僑仍然源源不斷地前往中國各地。無論他們多麼抗拒中國的天氣、食物和習俗，還是有更多的人選擇在開埠口岸定居下來，並把他們的孩子送到僑民寄宿學校。然而，外國僑民不願與中國人交往，甚至完全避免接觸，他們努力維持母國的生活方式，唯一接觸的中國人只有僱傭的僕人。

　　《口岸往事》記錄了很多英國僑民和他們僱傭的中國僕人之間互動的軼事，我們無疑可以通過這些故事瞭解不同文化、不同經濟體制和生活方式中的人們，如何在壁壘和誤解中試着相處。這些故事的記錄者都是“要求生活品質”、“愛乾淨”的英國僑民。他們總在批評中國僕人的行事方式：不講衛生、愛佔小便宜、僕人之間喜歡亂借主人家的東西。最讓他們頭疼的事件之一，莫過於去別人家參加宴會時，看見自己家祖傳的盤子赫然擺在宴席上。還有，他們很難讓中國僕人理解西方的衛生觀，也沒法讓他們區分抹布和洗碗布。有一家僑民頗以自己中國廚師做糖霜蛋糕爲傲，他們一直以爲廚師使用的工具是裱花袋，直到廚師當着客人宣佈，糖霜的效果是用自己的一隻舊牙刷做出來的。

　　誠如吳芳思在書中所言，當在中國口岸生活的英國僑民談起中國時，很難感覺到他們對於中國懷有感情。他們並不想和這片土地產生真正的關聯，因此當他們置身於此的時候，行爲粗魯，內心冷漠。

　　他們終歸是訪客

　　20世紀20年代，隨着交通的發展和中國的日益開放，從歐洲來中國旅行形成了一種新的流行趨勢。對中國懷有興趣的外國人終於來了，記者、作家、名媛、學者、投機分子把上海、天津和北京看作最受歡迎的旅遊目的地，他們採購精美的絲綢、乘坐黃包車、參觀寺廟和長城，享受夜生活。紙醉金迷、夜夜笙歌配上軍閥混戰、土匪橫行的背景，具有了致命的吸引力。《口岸往事》以專章講述這些人的中國之旅，他們的故事確乎是近代史上一個充滿八卦和祕密的獨特篇章。

　　最熱衷於中國之旅的是記者和作家。記者彼得·弗萊明曾多次深入中國腹地旅行，1938年，他作爲《泰晤士報》記者再一次來到中國，和詩人奧登以及小說家伊舍伍德結爲旅伴，後兩位顯然並沒有爲中國之行做好精神準備。在上海，他們參觀了電池工廠，大量鉛中毒的童工對他們的良知造成極大衝擊。孩子們在死去，內戰的機關槍聲時有時無，與此同時，富人乘坐遊艇出遊，購買來自世界各地的奢侈品。比他們早將近20年，老於世故的毛姆也曾造訪中國，之後他寫了一部短篇小說集《在中國屏風上》——中國屏風上浮現的是西方僑民的羣像，他對西方同胞的冷漠與封閉做了窮形盡相的描摹，令那些對號入座的僑民讀者很不痛快，聲稱他再敢踏足香港就要用鞭子抽他。

　　巴克斯爵士在中國題材上的另類創作，也堪稱獨樹一幟。他來到中國四十五年，在坑蒙拐騙的同時創作了幾部清朝宮廷回憶錄，後來被懷疑內容全是造假。他最輝煌的“成就”在他死後才得以面世。人們發現了他的兩部淫穢遺稿，其一描述了他與英國外交大臣的風流豔史；其二是他與慈禧太后的風流豔史，“我的本事難道不足以讓陛下情慾高漲嗎？”出現在他曠世豔史中的配角，還包括清朝宮廷太監、魏爾倫、比亞茲萊、斯賓塞、亨利·詹姆斯，等等。

　　少數英國知識分子不再滿足於走馬觀花，他們與中國知識階層進行了密切的接觸。首當其衝的是弗吉尼亞·伍爾夫的侄子朱利安·貝爾，他在武漢大學教書期間與著名的畫家、小說家凌叔華有了一段戀情，致力向英語世界推廣她的作品。哲學家伯特蘭·羅素曾受邀來華訪問一年，他計劃在北大講一年哲學和邏輯，但在進行了一段時間的環中國旅行之後因身體原因離開了中國。他對中國和中國的知識分子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宣稱：“我會爲了幫助中國人做世界上任何事情，但這並不容易。”劇作家蕭伯納曾受到另一些人的邀請，也曾到訪中國，會見了魯迅、林語堂、瞿秋白。他也愛上了中國：“我在那裏感覺回到了家。我屬於那裏。”

　　但吳芳思並不認爲他們看見了真正的中國：“至於條約口岸體系的合法性，條約口岸受到外國人統治的中國人……極少有參觀者會產生政治層面的疑問。對郵船上的遊客們來說，在這個被列強瓜分了的世界，中國只是一個停靠點而已。”無論是外國遊客，還是外僑，幾乎所有來到中國的人都對中國事務抱有事不關己的冷漠態度。

　　可是，在日軍全面侵華之後，住在口岸租借區的外國人不再能置身事外了。起先是從歐洲逃難而來的大批猶太人被隔離起來，很快，從日本敵對國來的僑民就被迫告別了他們經營多年的歐式生活和帶花園的精美住宅，被送進了集中營，喫熬茄子、喝混着蠕蟲的薄粥。在集中營，很多人死去了，很多人精神崩潰了，另一些人試着維持往日的體面和尊嚴，卻也不得不承認倫理在不可遏制地崩壞。上海集中營裏的一幕幕，深深印刻在一個名叫巴拉德的英國小男孩腦中，幾十年後，他以此爲藍本創作了小說《太陽帝國》。書中的一些描述震驚了西方讀者，因爲“小說中將英國被拘禁者描述爲很少有無私慷慨之舉的人”。

　　就算外國僑民曾在條約口岸有過輝煌，一切也即將成爲過往。在“二戰”後期，中國與英美簽訂協議，英美兩國同意歸還租界，放棄“治外法權”；日軍戰敗後，活着的僑民離開集中營，絕大多數人都選擇返回祖國；1950年，上海英國商會退出了中國市場，最後一批堅守中國市場的英國人黯然離去。這是持續了近百年的口岸生活的終結。一百年來，幾代外僑試圖在水土不服、習俗迥異的中國土地紮下根來。爲了掙錢、傳教、讓孩子們活下去，或是僅僅爲了讓往日生活繼續，他們和中國政府、老百姓、起義者、匪徒纏鬥。但或許從一開始他們就註定要離開，他們在這片土地上的艱辛和幸福，註定只是漫長曆史上奇異而短暫的一個瞬間。

　　作者：劉丹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