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张爱玲的《浮花浪蕊》。同样是张爱玲晚期推出的作品，和《色戒》、《相见欢》相比，人们对于《浮花浪蕊》的印象是相当陌生的，倘若不是张爱玲的铁杆粉丝，或熟读她的著作，很多人怕是都不曾耳闻过这篇写于1978年的《浮花浪蕊》。但对于张爱玲而言，《浮花浪蕊》连同《色戒》、《相见欢》，这三篇小说的母题早在近三十年前就进入了她的视野，而在那时她便已经着手完成了这三篇小说的创作，可多年来的反复改写，使得这些作品迟迟没有公布在公众面前。直到1978年，58岁的张爱玲感觉到了自己的精神和身体的双重衰弱，她老了，再不写自己想写的作品，再不写自己非写不可的东西就太迟了，于是《浮花浪蕊》终于变成了白纸黑字，出现在了读者面前。

张爱玲这般大费周章的书写是为了什么呢？

或许用她曾写过的一句话足以概括：“爱就是不问值不值得。”众所周知，张爱玲的晚年远离故土，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离群索居，这或许就是她一再回溯过往，反复咀嚼自身的原因之一，而《浮花浪蕊》便是取材于张爱玲1952年离开上海前往香港再到日本的一段经历，这是她“出走”的最初，也是她后半生人生轨迹的转折点，别离的种种情绪，在她的心头引发了强烈的震颤。为何要离开她挚爱的上海，离开那个成就她影响她的一方天地？其实对于张爱玲而言，离开更像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她写道：“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她向来对于一丁点变化都极致敏感，更何况是政权更迭，一个崭新而未知的时代呢？

浮花浪蕊，就如同这个名字一般，即便炫目如张爱玲这样一个“出名要趁早”的女人，都无法避免被这个社会所束缚左右，无法逃离人生某一个阶段的迷惘、无力，能怎么办呢？张爱玲在小说里，给出了她自己的答案。

一个名为洛贞的女孩就像当初的张爱玲那般，从上海辗转来到了广州，过关前往香港，她离开的理由是什么呢？从她在广东受到性骚扰的回忆里，我们些许能窥见一二。

如果这不过是广东人歧视外省人，过境揩油，上海怎么也这样？前一向她晚上出去给两个孩子补课，常碰见盯梢。

有一次一个四五十岁瘦长身材穿长衫的同走了几条街，念念有词道：“你像我认识的一个人。真的，像极了。真的——你看。”口袋里摸出一张小照片来拿着给她看。

一面走，照片像浮标在水中一起一落，还谨慎的保持距离，不一会儿不小心碰到她胸部。她几次中途过街都甩不掉他，相片送到她眼底有一会儿了，终于忍不住好奇，挥眼看了看。

光滑的二寸照已经有很多皱纹了，但是一瞥间也看得出是户外拍的，一个大美人儿，跟她一点也不像。这一瞥使他大受鼓励，她加速步伐，他也撒开大步跟上，沉重的线呢长袍下摆开叉，卷动起来拍打着她的腿肚子。

“一块吃饭去。吃饭去，我告诉你她的事……好吗？一块吃饭去。”声音有点心虚，反映口袋的空虚，仿佛怕她真会答应，就连吃小馆子也会二不来台。她猜是个失业的旧式宁波商店的伙计，高鼻子浓眉，一个半老小白脸。

走得急了，渐渐踉踉跄跄往她这边倒过来，把她往墙上挤。

一个地方的颠覆，往往从礼乐崩坏开始。当门窗开始紧闭，女性不敢在深夜出门，游手好闲的人日益增多，人们的不安全感也渐渐累积，上海这个城市曾代表着中国的脸面，代表着繁华与文明，可在那个更迭的年代，也逐渐变得面目全非起来，谁不慌张呢？洛贞留在这所面临的一切，无论是登徒子，还是新政府，这种命运交到别人手中的感觉，就像从脑后被掐住了脖子，因而张爱玲重重的落下几笔，说这是“世界末日前夕的感觉”。

洛贞必须走，就像张爱玲当初离开一样，她嗅到了危及自身的气息。1950年的文代会，当别人都是一身蓝布装，张爱玲却是一身白色镂空绒线衫罩旗袍坐在最后一排，她的格格不入，跃然纸上。再加之张爱玲不少作品刊登在底子不清白的杂志上，她在上海沦陷时期与胡兰成的关系，这样一个把写作当成生活核心，从上海淘洗灵感的女人，在面对未知的变化和自身的前程时，也只能奋不顾身的选择逃离这个她再熟悉不过的城市。为了避免麻烦，张爱玲换上化名，和自己的姑姑约定不再联系，在罗湖过关前往香港时，仍旧是被认了出来，此一刻，恐惧胜过了一切，令她无法忘怀，好在民兵放过了她，因而张爱玲才能写出这样的感受，说从罗湖过境来到香港的感觉，恰似从阴间回到了阳间。

可这种轻松对于小说的女主角洛贞而言也只是一瞬间的，她深知这样的一别就是永远，来到了香港这样一个陌生的环境，事事也不见得那般称心如意，恍惚间前尘旧事就这般涌上了心头，在上海的这些年里，她竟一无所有，没有父母，没有自己的住所，没有学历与工作，就连一个属于自己的行李箱也没有，更何况是爱情，或许有，也不过是一个无法声张的，关于洛贞上司的幻想罢了。

咖哩先生的女秘书潘小姐是广东人。

论长相，也就是个踩扁了的李察逊太太，脸横宽，身材也扁阔，不过有南国佳人的乳房，而且“广人硬绷绷”，面部线条较强有力，眉目挺秀些，眼睛里常有一种愤懑不平之气。

珍珠港事变后，上海日军进了租界，英美人都进了集中营。潘小姐忠心耿耿，按期给咖哩先生送粮包。咖哩先生跟他太太向来各干各的，互不干涉。太太喜欢养马赛马，他供给不起，好在太太自己有钱。

两人都海阔天空惯了的，进了集中营，在营房里合住一个挂条军毯隔出来的铺位，挤鼻子挤眼睛的，没个腾挪，几乎马上就吵翻了。熬了几年，一出来就离了婚，跟潘小姐结婚了。

这故事仿佛含有一个教训，不像毛姆的手笔，时代背景也不同了。大英帝国已经在解体，从集中营出来的人，一看境况全非。他总算找到了个小母亲，有了个归宿。

战后行里大裁员，咖哩先生也提早退休了，因此他再婚的消息没有掀起更大的震撼。洛贞解雇后就跟老同事没来往了，不像沦陷时期大家留职停薪，还有时候见面。潘小姐送粮包，就是听所罗门小姐说的。

那天所罗门小姐请她去吃下午茶，是公寓房子，姊妹俩同住，姐姐矮胖，是较典型的犹太女人，在另一家洋行做事。有些老处女喜欢表示大胆，不过她说的笑话就粗俗，不及她妹妹尖酸风趣。

姊妹花向来是一个带一个，不怎么漂亮的也连带沾光。像这姊妹俩排排坐着，衣饰发型都相仿，就使人觉得一之为甚，岂可再乎？——她们的黑发天生整齐的小波浪纹，这发型过时了之后也改不了。

姐姐头发已经花白了。洛贞不禁替所罗门小姐叫屈，她其实不难看，要不是跟这姐姐同起同坐，把她漫画化了。

洛贞到她们浴室去洗手，经过卧室，两张小铁床并排，像小孩的，觉得可笑，而又惨然。讲起潘小姐送粮包，所罗门小姐笑道：“你倒不去看看他去。”是说咖哩先生那样爱找她开玩笑。

“我又不是他的秘书。”

战后常想起这一问一答。如果她是他的秘书，她想她也会送粮包的。

小说中有这样一个细节，说是洛贞在上海洋行工作的时候，每年圣诞节都有个办公室酒会，就像闹房一般“三天无大小”，这一晚上的时间不分上下级，洛贞听说真的有女秘书被强吻，而这位咖哩先生平时就喜欢找她，取笑她，这一晚上洛贞都在怕他做点什么，可最终却什么也没发生。其实明眼人都看得出，洛贞心里是期待着什么的，她记得住这位咖哩先生的样貌，记得他们之间发生的任何小细节，就算是离开了洋行，他们不再是上下级的关系，其实洛贞心里都挂念着这位先生，可除了常常想起外，她什么也没做，遗憾与否，都藏在了那一句“如果她是他的秘书，她想她也会送粮包”里。

张爱玲笔下的女主角，属洛贞最为贴近平常，她太过普通，你挑不出任何的毛病，也没有办法指责，因为她就像我们。喜欢不告白也好，失去也好，怎样都好，似乎都不能伤筋动骨，因为我们好像一直在学习如何融入这个社会的运营机制，学习如何变得刀枪不入，油盐不进，戴上一层面具，在点到为止的感情里过度的保护自己，告诉自己不遗憾，但也无法避免回想起某一个瞬间，如果我们做出了改变，如果我们换一个选择，会不会有更好的结果？

洛贞就像软塌塌的一摊泥，随意叫生活捏成什么模样，从上海逃到香港，大约是她做过最声势浩大的一件事，而决心前往日本，则是另外一件。

这天她来告诉范妮要到日本去。

“那你这里的事呢？”

“只好辞掉了。”

“现在找事难，日本美国人就要走了。”

洛贞笑道：“是呀，不过要日本人境证也难，难得现在有机会在那边替我申请。”

也许去得不是时候，美国占领军快撤退了，不懂日文怎么找事？她不过想走得越远越好，时机不可失。范妮沉默片刻，忽又愤然道：“那你姐姐那里呢？”

范妮知道她是借了姐姐姐夫的钱出来的，到了香港之后也还汇过钱来。现在刚开始还钱，他们也是等着用。但是姐姐当然会谅解她的。想不到范妮代抱不平，会对她声色俱厉起来，到底又不是自己子侄辈。

她也有点觉得，范妮的气不打一处来——

还是“报喜不报忧”这句话。人家好好的一份人家，她一来了就成了弃妇怎么不恨她？范妮见她不做声，自己也觉得了，立即收了怒容，闲闲的问起她办手续的事。还送了她两包土产，叫她带去给她的同学，日本吃不到的。

自从那次以后，她有两三个星期没去，觉得见面有点僵，想等临走再去辞行，可隔得太久了？又拿不准几时动身。这天忽然收到一张讣闻，一看是“杖期夫钮光先”与子女具名。

艾军的本名不大有人知道，连看几遍才明白了过来。范妮死了。实在意想不到，一直没听见说不舒服。一定是中风，才这样突然。去年屡次打电报到上海去说中风，终于实现了。

她自己知道闯了祸，也只惘惘的。

洛贞在香港的生活其实并没有她想象中那般轻松，离开了上海的生活，也不见得有多么的自由活力，香港的一切都显示忙碌的景象，她租住在一间一丈见方的小卧室里，遍地蟑螂，冬冷夏热，唯一的优点大约只是便宜敞亮，能看见海，即便在最糟糕的时候，洛贞亦不忘生活的一点情趣，这一点实在像极了张爱玲本人。当然，张爱玲自己也曾说过，《浮花浪蕊》里面有好些自传性材料，所以女主角脾气很像她。

同样是在香港生活，名声响亮如张爱玲也活得不那么痛快，蜗居在狭小没有隐私空间的小房子里，她过客的身份再清晰不过，这儿不是她的家，香港也不是她文字的天堂，当初在上海单靠一支笔就能大杀四方，风光无匹，可快节奏的香港怎能容纳她细碎而深刻的思想呢？

而在香港生活的这段时间，洛贞生活的方寸天地，仍旧是在上海所认识的那一些人，如姐姐姐夫的朋友范妮一家，与其说来到了香港，也只是照搬了她在上海的生活罢了，闲聊时仍旧说过去的八卦，听到的消息也多来自那些旧人，洛贞从上海带来范妮丈夫出轨的消息，就如同蝴蝶煽动了一下翅膀，在安妮的心里掀起了轩然大波。

上海、香港，还是太近了。这让洛贞也不清楚，自己带着万般的不舍和迫不得已，费尽周折逃离上海，究竟是为了什么？香港会不会重蹈上海的覆辙呢？洛贞拿不准时代的命脉，她也无法看到自己的未来，范妮的死更是一把催化剂，让洛贞更快的踏上了前往日本的渡轮，这是一段被凝固的时光，洛贞能短暂的抛下香港的记忆，也不用去想抵达日本的未来，她只是呆在这艘船上，被生活的惯性所操控，因而察觉到了一丝麻木的快乐。

她喜欢这一段真空管的生活。就连吃饭——终于尝到毛姆所说的马来英国菜：像是没见过鞋子，只听见说过，做出来的皮鞋—汤，炸鱼，牛排，甜品，都味同嚼蜡，亏那小东西崽还郑重其事的一道道上菜。海上空气好，胃口也好。

老西崽见伙食这样坏，她也吃得下，又没人做伴，还这样得其所哉的，这哪是个环游世界见过世面的“老出门”？只怕那笔从丰的小账落了空。快满十天的时候，竟沉不住气，忧形于色起来。她想告诉他不用担心，但是这话无法出口。

在公共汽车上看见艾军哀恳的面容，也是想告诉他不用着想，说不出口。

一桌吃饭，李察逊先生现在很冷淡。

当然是因为她没去回拜，轻慢了他太太。既然到日本去，可见不是仇视日本人，分明看不起人。她也不是没想到，不过太珍视这一段真空管过道，无牵无挂，舒服得飘飘然，就像一坐下来才觉得累得筋疲力尽。

实在应当去找李察逊太太，至少可以在甲板上散散步，讨教两句日文会话，问路也方便些，结果也没去。

已经快到日本了，忽然大风大浪，餐桌是钉牢在地上的，桌上杯盘刀叉乱溜，大家笑着忙不迭拦截。

李察逊先生见洛贞饮啖如常，破例向她笑道：“你是个好水手。”说罢显然一鼓作气，一纳头努力加餐起来。

饭后扶墙摸壁各自回房。

洛贞正开自来水龙头洗手，忽然隐隐听见隔着间房有人呕吐，不禁怔住了。他们此去投亲，也正前途茫茫。日本人最小气。吃惯西餐的人，嚼牛肉渣子总比啃萝卜头强，所以晕船也仍旧强饭另餐，不料马上还席了。

船小浪大，她倚着那小白铜脸盆站着，脚下地震似的倾斜拱动，一时竟不知身在何所。还在大吐——怕听那种声音。听着痛苦，但是还好不大觉得。漂泊流落的恐怖关在门外了，咫尺天涯，很远很渺茫。

故事在这画上了句点，洛贞的未来究竟是什么样的，无人知晓，她去到日本将会面临怎样的境遇，可能她自己心里也是一片渺茫，她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女孩，再普通不过的人，面对时代和社会的压力时，她能做的不多，唯有逃离，朝着她心中可能会好的那一片天地奔去，就像溺水者抓住了一块扶板，不知何时才能上岸，尽显一派愚昧的天真。

张爱玲在晚期创作里执意要写这样一篇小说，或许只是她内心对当初的自己有了一番深深地自省，她也不再是我们眼中那个冷眼如刀、看遍世事的女人，或许是一个人越到老年，越会失去那股初生牛犊的气势，张爱玲也害怕过，也妥协过，即便是她，也难逃这个社会规则的束缚，要在生活面前低头，她也曾为了钱去做枯燥乏味的翻译工作，拿人钱财，别无选择，喜欢的也要做，不喜欢的也要做，而在《浮花浪蕊》里，她终于抹去了逞强的面具，透露出了一丝惘然和无力，她的哀愁和其他人没有任何区别。

日本的生活是短暂的，张爱玲这一生都不曾透露过她在日本生活的这三个月里发生了什么，但毫无疑问，她既不快乐，也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很快便又回到了香港，随后孤身前往美国，再也没踏上返程的路。

时代的潮涌总是那般进退无常，以张爱玲的性子，说要走，又怎么会回头，往后异国他乡的漂泊岁月里，她总是在文字里一再回溯过往，反复书写在她的成长，她人生的节点，她这场辗转的出走。《浮花浪蕊》的完成，最终成为了张爱玲“美丽而苍凉的手势”的一部分，她一定要写，必须要写，这就是她最真实普通的生命一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