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鲍德里亚 | 交换价值中欲望的实现

交换价值中欲望的实现

让·鲍德里亚著，夏莹译，

选自《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商品的神圣

胜利的匮乏与缺失

愉悦感的退化

价值的幻灭

许多年以前,美国的百货商场曾经遭遇了一次突然袭击。一群人突然占领并开放了商场,通过扬声器邀请群众来洗劫商店。一种象征性行为。结果：没有人能想出究竟要拿什么,或者他们只是拿了一些在他们日常购物中也能够偷到的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东西。

如果你有五千万,你将怎样处置它?

——一片哗然

面对着可以任意处置的自由时间,同样的恐惧也立刻向我们袭来。我们该怎样度过它?

我们可以进一步添加一些例子。例如在欧洲冠军联赛中参加了400米田径比赛的遥遥领先的法国选手,在接近终点一百米的时候,却突然失去了最后冲刺的力量,结果只拿到了第三名。赛后他说：“当我意识到我将要赢了的时候,在我内心中,某种东西突然崩溃了。”

法国某网球选手在西班牙举行的比赛中,两局领先,并牢牢控制着比赛的过程,但却在赛点一刻失误了,最终竟然输掉了比赛。或许某些人可以说,这是“难以避免的”,但对于一般观众来说则十分惊讶。

更不用说博利多尔(Poulidor),这个永远的第二名,他似乎永远没有能力与胜利“相遇”。

当我们说某人“几乎”赢了,但他却没有胜利,那么他究竟错过了么呢？这种种例子是否表明胜利对于他来说已经成为了最坏的事情？胜利已经变成了一种失败？

所有这些都是一些意愿以及诸如占有和满足、追求与成就的冲动，它们都是人类最深层的动机。弗洛伊德深入研究了人类的这种心理，并以这些微不足道的情绪作为出发点。但他所揭示出来的那些令人兴奋的东西却从来没有搅乱一般人类学、经济“科学”以及“人性”的平静。精神分析自身用深层次的心理学来界定这些非正常的东西(“每个人都有他自身的无意识这是仅属于他的一些东西”)。但如同一个奇迹,我们发现这些东西在社会的或者政治的实践中并没有对等物,在这些领域中只有“永恒不衰”indéfectible的合理性占据上风。正是这种普遍的“永恒不衰”预设了在经济、社会以及政治事物中的人,由此我们要质询那些匮乏(défaillance)。

那个百货商场的例子或多或少带有试验性以及限制性,它表明了一旦交换价值不再存在,那么与之相伴的使用价值也将消失。当需要总是对有用性与满足感的需要的时候,并且当这种需要总是能够被立即实现的时候,那么需要也将被消解掉。所有的动机、需要与合理性作为人的本质的构成要素也就随之分散开来。当经济具有透明性的时候,其中每件事物都很清楚,因为它都足以“为了金钱而被制造出来”，而一旦超越了这种透明性,人们显然就不再知道自己究竟需要什么。

一些假设:

——物以及它所蕴涵的需求的存在就是为了消除因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而带来的苦闷。

——那些没有被交换价值的抽象所中介的东西都不能作为一种“自发的”与“具体的”价值而存在,例如有用性。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这两个价值层面都同样抽象,并具有相同的意义。并不存在没有交换价值的使用价值。一旦交换价值在礼物的交换中,在馈赠、挥霍、花费中消失了的时候,使用价值自身也就成为难以理解的了。

——这一观念同样适用于符号/交换价值。如果没有以对社会规则的理解、差异性符号的交换以及诸多模式为中介,那么就不存在价值。就符号而言,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的区分已经消失了。如果“符号/使用价值”已经被界定为一种差异性满足,一种通过选择、喜好以及符号学意义的算计而在质的层面上产生的剩余价值;如果符号/交换价值被界定为一种一般的形式(符号),用来协调诸多模式的相互作用;那么显然使用价值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直接依赖于符号的协调以及交换价值体系。这一过程在所谓的经济秩序中同样存在：即使用价值的抽象总是以交换价值体系为中介(作为商品形式),同时以模式与符码(作为符号形式)为中介。

由此,交换价值与符号/交换价值在今天不可避免地混淆在一起，一个完成的体系(作为政治经济学最终阶段的消费体系)依赖于自由,这种自由不仅要在生产层面上存在(自由买卖劳动力),而且要在消费层面上存在(自由选择)。符号/交换体系的抽象(在符号学视域中的模式及其内化)必须与生产以及经济交换(即资本、货币与交换价值)结合起来。

符号是商品发展的最高阶段。时尚和商品虽然各具特色,但却具有完全相同的形式。就是在符号/交换价值的形式中,商品的差异性才得以界定(而不是在利润的数量逻辑之中),商品在将自身作为一种符码的时候获得了一种神秘性,即在诸多模式的循环中占有了一席之地，并由此作为某种文化的载体(不仅仅是经济的载体)。

交换价值在符号/交换中被发现。符号/交换价值和交换价值在使用价值中被发现。

这三项(交换价值、符号的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勾勒了一个完整、一致的价值整体,其中人们通过其需要的最终满足来完满自身。在理性的视角中,人总是被认为要持续不断地提高价值生产的效率。在价值的生产中,从一个制高点到另一个制高点,人们总是试图在价值中超越自身、肯定自身：这一过程描画了一个价值的世界,在经过多个世纪以来,这个世界总是与对人性的界定混淆在一起。

三种价值界定了一个整体的、肯定的世界,通过剩余符号,通过剩余价值的逻辑(与价值分割开来)获得了一种残酷的完整性。在这个世界中,人不能陷入短缺。所以,价值的展开过程等同于一种幽灵般的构造(une organization phantasmatique),其中欲望被满足,但并没有被消除;其中欲望被获得,并被实现;其中所有差异性的维度、所有象征性的维度都消失了。价值是一种极权主义。它驱逐不定性,驱逐任何不能在价值中界定人或者依据等价原则以及剩余价值法则来表征人的关系。但不定性游荡在价值领域的每个角落。这就是在匮乏(défaillance)中获得的新生(尽管以十分隐蔽的方式)。

大众并没有对商品的绝对可利用性给予积极的回应(即一种自然而然的占有);他们并没有遵循需要的绝对命令;他们甚至不知道他需要的究竟是什么,而只是简单地接受被给予的东西。实际上,付小费的行为消解了供给与需要的经济学意义。因此需要最终只能基于一种价值的逻辑。在这个逻辑之外,人没有什么“需要”。我们所需要的就是我们所买卖的东西,就是我们所估价的和选择的东西。那些没有被买卖的,而只是给予和回馈的东西,没有人“需要”它。目光的交换,礼物的给予和接受,就如同人们将空气呼出与吸入一样。这是交换、浪费、节日的新陈代谢—同时也是破坏的新陈代谢(破坏使得在生产中所得到、被赋予价值的东西返回到无价值的存在之中)。在这些领域中,价值甚至不存在。在价值的幽灵中欲望并不能被满足。

在对消费物的无法掌控之中所显现的,如同在以上运动员失利的例子中所显现的那样,本来是一种官方的强制性,却似乎成为了个人的需要(要赢的需要),这一需要被其他某种东西所替代了——确切地说是被一些相反的强制所替代：输掉、误置、剥夺某人的财产或者放弃。这并非是对那种以获取价值、成就为目标的经济学所进行的自虐式的颠覆——而只是一种反面的、极端的匮乏(manque)所必需的。在价值领域中,每一次欲望的满足都转向了它的反面,因为伴随着满足的终结,主体对于自身欲望的追寻被保留了下来,这是不定性得以成立的基础。

获取(prendre)从来都不是产生享乐的充足条件。还需要能够接受、给予、回馈、破坏——如果可能的话,所有这一切最好能同时发生。价值实现的过程将所有这一切都消解在贫乏、单向度、肯定性的模式之中,剥夺了主体的象征性要求:

——要求拒斥欲望的满足:匮乏(MANQUE)

——要求一种没有被价值逻辑体系所左右的关系;大写的象征性交换(L’ÉCHANGE SYMBOLIQUE)。

这种激进要求在价值中被崇高化了。因为价值是崇高的,而享乐则是激进的。在经济秩序中,商品是这种崇高化的具体表现。主体激进的需要在恢复了他对物的需要的肯定性中被崇高化了。但在这种价值的崇高的实现背后,还存在着另一些东西。这另一些东西言说着些不可被稀释的东西,它们具有野蛮的破坏形式,但却在赤字形式的遮蔽之下;它们具有匮乏的形式,并拒绝投入,拒斥满足与成就。将当代经济形式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所有这一切都开始成为一种趋势,我们可以称之为享乐程度的衰弱(a baisse tendancille du taux de jouissance)。依据反经济学中神秘的匮乏理论,正是那对于价值鲜活的、基本的否定,对于一致性与等同性的潜在的颠覆,超越于满足的摇摆不定,确保了主体之为主体的存在。这并不是一种元心理学。相反,正是对这种“元”心理学整体的否弃,才使得当下的人文科学与经济学能够在不考虑那些颠覆的基础上来维护它们所建构的合理性的理论大厦。

在虚幻的享乐之中,在失利之中,是否存在着一种死亡冲动控制着我们呢？——是否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保存着一种激进的差异性,以对抗价值的幽灵呢？可能。但任何死亡冲动的话语方式都与主体的元心理学太过接近了,忘记了那些残留在主体的分裂之中的东西,伴随着对阉割的认知,主体没能满足自身的欲望,这是一种交换的潜在的象征性。缺乏总是意味着我们错失了他人,同样他人也错失了我们。在价值过程中(不管是商业性投资,还是幻想性投资),没有人错失任何人,没有东西是任何东西,因为每一事物都与某种东西等同,每一个人都确保具有某种等同关系,至少可以与他自身等同。只有价值被交换,也就是说所有的个人与事物都要转变为价值才能被交换,这种交换所依据的是等价原则。由此人们可以说,那些使得交换的潜在性得以保留,在个体中显现在差异性与匮乏之中,那些使得交互性得以保留的是爱洛斯(Eros)——死亡冲动,相反,在价值重复的循环中试图消解象征性。从这一视角看,被崇高化了的与循环往复的商品世界可以被视为死亡冲动获得实现的世界。

然而将一些标签贴在某些例子上,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把握在价值的“客观”过程之中,它所言说的并非是一个矛盾(在辩证法的矛盾意义上)。不定性并不是一种对价值的辩证的否定：它是一股潜在的不断消解的力量,价值幻觉的毁灭。不定性、象征性与价值话语的对立,并不是采用了另一套对立的符码。象征性用它的激进性来与价值的肯定性的超越相对立。与崇高化以及一般化(抽象化)的逻辑相对立,存在着的是对欲望的非满足以及象征性交换。

现在还剩下对“超市”运作的革命性幻觉的分析。超市的假设是这样的：“我们通过对交换价值的消解,而悬置了资本主义的游戏。我们将让商品返回到它纯粹的使用价值之中,由此来去除意识的神秘化,同时恢复人与他们的真实需要之间的直接关联。”革命,“当场并立即”(hic et nunc)被实现。这样一种观点来自纯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首先是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的尖锐分裂(使用价值具有哲学的以及人道主义的光辉);随后,对其中被神秘化的意识进行理性分析。他们的结论：如果人们不能自发地重新发现一个自由的使用价值,那么这是因为他们被拘束于一种自我压抑以及资本主义的规范之中,这是因为他们将交换价值的逻辑完全内化于心以至于当一件东西仅仅被提供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并不能对它产生欲望。

这一观点显然忽略了一个事实,欲望不是在“自由”中得以满足，而是在法则中—不是在价值的透明中,而是在价值符码的不透明中。这是欲望的符码,这一欲望“需要”恢复游戏的规则——它需要这些规则——以满足自身。正是欲望所带来的规则,正是在欲望获得满足的视域下,社会秩序才得以建立。社会秩序为了能够再生产自身而不断地激发欲望。在此,幻象和制度结合在一起——即政治秩序的力量与被拜物教化了的颠覆秩序(欲望的满足)结合在一起。价值的幻象同时也就是秩序和法则的幻象。

在我们的社会中,上面所提到的“规则”就是交换价值的规则。如果游戏没有一套规则,那么游戏也就没什么意思了,甚至连偷盗也会被排除在外(这一实践所赖以存在的是与经济的游戏规则相反的规则)。如果消费只有在规则中才是可能的,如果欲望只有在拜物教化的过程(fétichiquement)中才能被满足,那么悬置这些规则,代之以为疯狂享乐扫清道路结果只能是阻止了欲望的形成。物的价格由此成为决定性的,尽管并不是如在交换价值中仅仅具有一种数量的意义,也不是如在“凡勃伦效应”中仅仅具有差异性的意义,而是作为一种法则,一种被拜物教化了的形式(forme fétichisée)商品经济以及心理学意义上经济价值的一个重要特质。物的价格成为了一种心理学意义上的经济价值的保障。一个人可以就此为疯狂而放纵的消费找到一种平衡。但他也为这种享乐付出了额外代价,这种付出将随着满足感的上升而相应下降。

同样,那个难以阻止自身失败的运动员之所以有这样的命运,部分原因也在于要保留战斗的可能性,没有规则,田径赛根本就无法举行。再一次,自我保护的规则要比获得胜利的规则更为根本。每一个参与者都暗中遵循着这样的交换结构,这一共同的并且也是无意识的功能。

所以这些例子清楚地表明了并不存在什么“神秘化的意识”,同时也并不存在之前所提到的那种革命,即将交换价值“自由地”悬置起来的革命。它们没有发现在交换价值与欲望的满足中并不存在矛盾——恰恰相反,这种矛盾只是让革命的思想更容易被掌握而已,但这也只是在价值视域下,特别是在使用价值的幻象掩盖之下才具有可能性。这一立场自己提出升华的问题是由于低估了价值规则的激进性以及超越性的激进性。这些改革者其实只是从表层向价值进行挑战。他们由于缺乏“大众”的回应而后退。他们将这一境遇归结为他们的行动太过激进,将他们的希望寄托在“民众意识”的成熟之中。他们从未意识到这种被动性可能是因为他们的行动太过趋向于改良,由此他们的行动或许不能被解释为一种革命的被动,而最好解释为对于革命的抵制。

换言之,被解放的消费者所具有的消极反应并不能触及他们所服从的交换价值体系,而只是似乎对抵制使用价值更为有力一些,而后者终只是交换价值的一个策略而已。在拒斥使用价值的游戏中,所有的事情都发生了,尽管公众对这个更为神秘化的游戏早已嗤之以鼻了。

在最终的分析中,使用价值摆脱交换价值直接呈现的结果将是什么？这一奉送从哪里产生出来,由谁给出？这一免费奉送的产品究竟是什么？它是否足够建立社会关系的透明性及其馈赠？所有这一切都不可能。单向度的礼物如同恩惠一般冰冷：接受并屈从,它同样存在于深层的体系逻辑之中,这一体系也正是象征性行为试图逃脱的,但在大众的购物热情中,这种逃离却总是难以奏效。由于无法直接显现使用价值,没有人能够取消商品形式,无偿馈赠并不能实现:由此更不能取消商品的神秘形式。瓦解交换价值逻辑的激进性需要重建使用价值的自主性及其无偿回馈(gratuité);有必要恢复回馈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改变社会关系的形式。如果礼物交换以及交互性交换仍然是不可能的,那么我们就仍然被禁锢在权力与抽象的结构之中。这就是我们在下面的考察中所发现的情形。由于缺乏一种激进的分析,“解放者”保留了某个层面的价值(使用价值),并在这个层面加以实验,那么他们也就保留了某种权力和操控。一旦被赋予某种价值,那么不可避免地从其中必然要延伸出某种剩余,由此也就产生了某种控制。

这种赠予(octroyée)的慷慨所产生的否定性回应对应的是被设定关系的形式所产生的防御性回应,一种非交互性的情形。防御性反应中的人们“愿意通过付账以保证不欠任何人”——一种阶级性的回应,它在礼物的单向度中,在它所蕴涵的内容中(自称解放了使用价值),以及它作为诸多体系的化身之一等诸多方面都显然比那些解放者们的回应表现得更为鲜明。

为了打破交换价值的循环,有必要恢复交换本身——而不是价值(甚至不是使用价值)。事实上,使用价值蕴涵着交换的破裂,就此而言,它与交换价值是相同的,即它暗含者将物作为一种价值,并将个人在他与这个价值的关系中被客观化。在象征性交换中,物或者其所有价值都回归于无(就此可以考察一下拉丁语res的不定性内涵)。正是某种东西,通过给予和回馈,在它的显现或者缺席中消解了或者表征了关系的解体。“物”,这个res nulla,根本没有使用价值,它对任何事物都没有益处。由此,只有那些通过持续的交互性交换来设定其意义才能逃离交换价值,而这种交互性交换只存在于礼物及其回馈之中，在开放的不定性关系之中,而不是在最终的价值关系之中。

当下情景中,“否定性的反应”就等同于对于革命的激进要求,这一革命不是解放物及其价值而是解放交换关系自身,在被价值的恐怖主义一统天下的今天恢复一种言说的交互性。

注 释

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