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承素墓志

  墓志全称《唐故中书主书冯君墓志铭并序》。该墓志为青石材质,横、纵皆54厘米,志文28行,满行25字,共计648字。楷书,有界格。志盖篆书“唐故中书主书冯君墓志之铭”十二字。该志刻于咸亨三年(672),无撰文、书丹者姓名。2009年于陕西西安出土。

  志中并未提及有关《兰亭序》摹本的相关信息,但该墓志的出土足以向我们证实冯承素其人是真实存在的。据志载,冯承素弱龄“尤工草隶”,称其“张伯英之耽好,未可相俦;卫巨山之致言,曾何足喻”,将其与张芝、卫恒相提并论,足以看出冯承素以书名世。

  冯承素墓志盖

  从墓志书法看,法度严谨,刻工精良,字口清晰,瘦硬清朗,结字缜密,实为佳品。因墓主冯承素在书史上之特殊性,故此志具有非同一般的史料价值,也填补了史书对其记载的空白。

  由《冯承素墓志》推考初唐弘文馆搨书人问题

  王家葵

  据《大唐六典》卷八,弘文馆有搨书手三人,李林甫注:“贞观二十三年置,龙朔三年,馆内法书九百四十九卷并装进,其搨书停。神龙元年又置。”《大唐六典》未记搨书手的官阶,当属流外,而《法书要录》等记载的搨书人,如冯承素、赵模、诸葛贞等,其活动时间大多在贞观中,且皆有职事官或散官,似不应属于《大唐六典》所记无品秩的搨书手系列。新出《冯承素墓志》对了解初唐弘文馆搨书人情况颇有帮助,相关论文言犹未尽,略为补苴之论。

  《冯承素墓志》2009年夏陕西西安出土,有盖,篆“唐故中书主书冯君墓志之铭”,志文600余字,真书。据墓志,冯承素“以咸亨三年(672)十月五日遘疾终于京城通化里第,春秋五十有六”,由此推算其生年在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7)。墓志提到:“公爰自弱龄,尤工草隶,遂临古法,奉进宸闱,载纡天睠,特蒙嗟赏,奉敕令直弘文馆。由是鸾回妙迹,并究其精;狸骨仙方,必殚其美。张伯英之耽好,未可相俦;卫巨山之致言,曾何足喻。”

  据《法书要录》卷三褚遂良《拓本乐毅论记》云:“贞观十三年四月九日,奉敕内出《乐毅论》,是王右军真迹,令将仕郎直弘文馆冯承素模写。”推算下来,贞观十三年(639)冯承素23岁,当时已经直弘文馆了,墓志说“弱龄”,应该不错。但冯入直弘文馆的具体缘由,墓志只是含混地说,冯将临古的成果,“奉进宸闱”,竟“特蒙嗟赏”,于是云云。以书法进呈御览,是主动还是被动,墓志没有说明,我以为可以比照吕才的情况。

  《旧唐书·吕才传》云:“贞观三年,太宗令祖孝孙增损乐章,孝孙乃与明音律人王长通、白明达递相长短。太宗令侍臣更访能者,中书令温彦博奏才聪明多能,眼所未见,耳所未闻,一闻一见,皆达其妙,尤长于声乐,请令考之。侍中王珪、魏征又盛称才学术之妙,征曰:才能为尺十二枚,尺八长短不同,各应律管,无不谐韵。太宗即征才,令直弘文馆。”

  增损乐章本来是太常寺太乐署的职司,因为几位专业人士争论不下,太宗要求“海选”,温彦博举荐吕才,王珪、魏征附议,于是“征才令直弘文馆”。可注意的是,温彦博在推荐意见中专门提到“请令考之”,即对吕才的专业技术能力进行考核。

  在初唐士人皆能书法的大背景下,很难想象,谁会毫无缘由地将自己写的字冒昧进呈。但可以设想,若是朝廷有书法方面的需要,也可能发布诏令,让侍臣访求能者,且不论是由他人推荐,还是毛遂自荐,都需要提交作品,如果有幸“载纡天睠,特蒙嗟赏”,确有可能如吕才一样直弘文馆。那么,在冯承素“弱龄”,即贞观十年至十三年之间,朝廷是否有可能征召书法人才呢?

  据《法书要录》卷四《唐朝叙书录》云:“(贞观)十年,太宗尝谓侍中魏征曰:虞世南死后,无人可与论书。征曰:褚遂良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之体。太宗即日召令侍书。尝以金帛购求王羲之书迹,天下争赍古书,诣阙以献,当时莫能辨其真伪,遂良备论所出,一无舛误。”

  按,虞世南卒于贞观十二年五月,此处云十年,诚有可疑。但通检《法书要录》,褚遂良受命鉴定书法的记载甚多,时间大都在贞观十三年;又据《历代名画记》卷三说:“贞观中褚河南等监掌装背,并有当时鉴识人押署跋尾官爵姓名。”而贞观十一年、十二年皆无褚遂良的署名,至贞观十三年开始,才有“起居郎臣褚遂良监”的字样。故《唐朝叙书录》文中“十年”应为“十二年”或“十三年”之讹。褚遂良整理鉴定内府收藏,这一行动需要较多的技术人员配合,故我猜测大约在贞观十二年或稍晚,在褚遂良受命接替新去世的虞世南鉴定内府收藏书画时,同时还征召了如冯承素等具有书法才艺的人员到弘文馆兼职。此外,《历代名画记》中还有一条信息值得注意。该书卷三“叙自古跋尾押署”记载,贞观十三年题署有“将仕郎直弘文馆臣王行直装”字样,十四年题署有“将仕郎直弘文馆臣张龙树装”字样。又参《法书要录》卷四《唐张怀瓘二王等书录》云:“贞观十三年,敕购求右军书,并贵价酬之,四方妙迹,靡不毕至。敕起居郎褚遂良、校书郎王知敬等,于玄武门西长波门外科简,内出右军书相共参校,令典仪王行真装之。”这里的“王行真”与《历代名画记》之“王行直”恐同是一人。

  “装”是装池装褙的意思,按照《大唐六典》,王行直(真)、张龙树两人当属于弘文馆“熟纸装潢匠九人”系列,而根据李林甫注释,装潢匠与搨书手一样,都是贞观二十三年才正式设立的流外职务。那么,王行直(真)、张龙树与冯承素几乎在同一时间,即贞观十三(四)年,成为将仕郎直弘文馆,当以同时被征召的可能性最大。

  还可以进一步猜测,亦如温彦博之推荐吕才,冯承素也是通过举荐而名字上达天听,举荐者很可能是褚遂良,只因褚遂良开罪高宗、武后,已于显庆四年(659)贬谪而死,故墓志讳言。

  最后,附带一说者,许多文献都将冯承素之“直弘文馆”理解为“弘文馆直学士”,并引《大唐六典》弘文馆条李林甫注:“五品已上称为学士,六品已下为直学士。”其实有误。

  直弘文馆属于“直官”,据《唐会要》卷六十四长庆三年弘文馆奏:“按《六典》,当馆先有学士、直学士、详正学士、校理、直馆、雠校错误、讲经博士等,虽职事则同,名目稍异,须有定制,使可遵行。今请准集贤史馆两司元和中停减杂名目例,其登朝五品以上充学士;六品已下充直学士;未登朝官,一切充直弘文馆。其余并请停减。冀得典故不烦,职业咸在。”可见,朝官方能为弘文馆直学士,非朝官则为直弘文馆。又如《东观奏记》卷中云:“蓝田尉直弘文馆柳珪,擢为右拾遗、弘文馆直学士。”此亦见弘文馆直学士之不同于直弘文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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