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楼西剧场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温婉。藏在胡同里，没有演出的时候可以去喝下午茶，或者参加由“鹦鹉”史航组织的朗读会。

北京的观众已经习惯了有她陪伴的日子，不知不觉进入第六个年头，回头看，“温婉”是一种错觉，要说她是中国最生猛的民营小剧场，恐怕也不为过。

走过五年，我们看到《枕头人》在这里生根发芽，走到了全国各地、走到了乌镇戏剧节、走进了大剧场；我们看到《一句顶一万句》引发轰动，成为2018最具影响力的剧场演出之一；我们在这里认识“直面戏剧”，学会坐在观众席质疑、恐惧、思考……

这个月底，鼓楼西五周年大戏《奥利安娜》首演。曾缔造《汉尼拔》的“狠角色”戴维·马梅特的这部剧作将剧烈摇摆的权力问题置于一对师生之间，对于选择剧本极为谨慎的导演周可来说，排演《奥利安娜》是个不小的挑战。

周可导演和该剧男主角周野芒老师都是好戏的老朋友了，《奥利安娜》在上海排练时我们就曾密切关注着这部作品。首演后，我们邀请鼓楼西的“老观众”、剧评人栗征对周可导演进行了一次专访，她将关于这部作品的一切，都告诉我们了。

专访 |《奥利安娜》离我们并不遥远

文/栗征

鼓楼西剧场五周年大戏《奥利安娜》并不属于容易排的那一类戏。

《奥利安娜》由大学教授约翰和女学生卡萝尔的三次谈话（即剧中的三幕）组成。三次谈话全部发生在约翰的办公室，从第一幕卡萝尔因课程不及格前来寻求约翰的帮助，到第三幕卡萝尔指控约翰企图强奸，二人之间的权力关系不断转换。

1992年5月，《奥利安娜》首演于美国麻州剑桥，导演即是剧作者戴维·马梅特本人。一经上演，此剧即引发激烈的争论——既关乎约翰和卡萝尔孰是孰非，到底是约翰确有其事的性骚扰还是卡萝尔伪善的政治正确；也关乎马梅特的态度，他是否摆脱了男性至上的思维从而公正地展示出男女的各自立场？

选择《奥利安娜》作为五周年大戏，鼓楼西剧场延续着一贯的选戏眼光，也保持着以往的排演水准。在我看来，鼓楼西版《奥利安娜》至少有三重看点。

首先，在约翰与卡萝尔二选一的“站队”之余，我们还可以从多个角度解读《奥利安娜》。马梅特自己说，《奥利安娜》是“一部关于乌托邦失落的戏剧”，是“关于学术乌托邦的破灭”。其他人则认为《奥利安娜》事关教育、事关歧视、事关话语权……如何理解其复杂多义并找到自己的表达核心，是《奥利安娜》的一大看点。

此版《奥利安娜》的导演周可身份特殊。作为女性，她可能对卡萝尔的处境与心思格外敏感。同时，周可也是上海戏剧学院的一名教师，约翰所面对的一些境况，她同样感同身受。悬念因此而生，周可会不会不由自主地偏袒向某一方还是尽可能地保持“理中客”？

看点之二是《奥利安娜》与当今中国社会现实的语境错位。

无论是女性话语还是政治正确议题，乃至于更深层次的权力关系及其运行机制，我们的生活环境与美国中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尽管某些价值观念正在趋同，但面对一些人类社会的基本问题，中国与西方世界各有各的痛处。《奥利安娜》作为当代经典，其中的权力之争置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必然会激起相应的回响。在中国当代语境下排演《奥利安娜》，怎样才能使观众与剧中人同呼吸共命运？

看点之三源于此版《奥利安娜》大胆的360°环绕舞台设计。

周可和舞美设计师沈力设计了环形的观众席，以期达成“围观”式观演关系。我观看《奥利安娜》时的座位就位于鼓楼西剧场原本的舞台之上，在大部分时间内，正对着我目光的是卡萝尔的后背。但是我能从对面的玻璃反射中看到卡萝尔的脸，或者稍微偏一下头，以典型过肩镜头的视角观察远端的约翰。对我来说，这是极其独特的观演体验。对于周野芒和孙语涵两位演员来说恐怕更是如此，他们如何调动自己的身体，全方位顾及围绕在前后左右的观众？

带着这些问题，《奥利安娜》首演后的第二天，我对周可导演进行了专访。

Q：设计这样一个环形围绕式观众席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A：不同的人从《奥利安娜》这部戏中能看到不同的观点。马梅特自己的解释是“一个乌托邦的失落”，这也是他为什么以“奥利安娜”来命名此剧。（注：奥利安娜是挪威小提琴家奥利·布尔同母亲安娜1852年在美国买下的一块殖民地，希望在此为挪威移民建立一个乌托邦社区，但最终失败了。）这个戏，其实有趣的就在于我们到底会站在哪个角度来看待这个故事。我和舞美设计沈力聊天的时候说到美国大法官性骚扰的案件（注：1991年希尔诉托马斯大法官性骚扰，尽管马梅特称《奥利安娜》的动笔早于该案，但《奥利安娜》的上演仍被视作“剧作家对托马斯听证的一个激情回应”），听证会现场成为我们设计的一个原型。当然，观众也可以把舞台看作斗兽场或者听证会现场甚至任何辩论的会场。你可以看到舞台上的演员，同时也可以看到四周的观众以及他们的反应。我们很好奇观众在这样的环境中看戏，最后做出的判断会不会受到其他观众的影响，所以制造了这样一个间离感很强的空间。同时，舞台周围的一圈起伏的平台有点像莫比乌斯环，象征着循环往复、永无止境的意思。

Q：舞台的地上铺的是砂子吗？

A：是砂子。《奥利安娜》第一句台词就是“那块地呢？”，提到了“地”。马梅特在剧本一开始就设置了一个隐喻。我们知道“奥利安娜”在现实生活中是块地，然而它又象征着乌托邦。我和沈力曾经讨论过在中间放什么材质，砂子、木板、还是草坪？最后我们选择了砂子，觉得砂子的象征意味和奥利安娜不谋而合。

这样一来，演员在上面走动的时候会有举步维艰的感觉。他们发生语言冲突，甚至肢体冲突的时候，可以看到砂子飞扬在了空气里，营造出了一种“硝烟”的感觉。也许有观众觉得这是过度解读或者图解，但我们在分析剧本的时候，始终有一种感觉：教授和学生只是两颗棋子，两个可怜的牺牲品。看起来这是一场教授和学生之间的争斗，但实际上是他们所“代表”的不同学术观点和思想之间的争斗。

卡萝尔的背后有团队，团队背后还有它自己的关系网。教授在学校里早就因为他“独树一帜”的学术思想和他自以为是的性格惹恼了一部分人，在评终身教职这件事情上，他是被人牢牢盯住的。正如他自己所说：“任何时候，他们都可能不予通过。终身教职可能拿不到，房子可能买不了。任何时候，他们都会发现我的‘劣迹’”。

所以，教授在卡萝尔身上看到了与自己相似的焦虑。但卡萝尔的焦虑是不同于教授的，她是来自社会底层的孩子，一直在遭受歧视和凌辱，对她而言，“立足社会”，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才是当下最重要的事情。所以他们看似相同的境遇其实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在整个事件中，卡萝尔是被当枪使的，她一开始不知道。后来，她意识到了，但她已经被架上去了，身不由己。从情感上，她觉得自己不应该这样对待教授，可她在学校里孤立无援，她必须要找到她的靠山。

Q：您可以详细讲一讲卡萝尔的处境。

A：其实像卡萝尔这样的学生我做老师时见过。从所谓的正常角度看，他们不招人喜欢。他们通常自卑，敏感，有来自原生家庭和社会阶层的问题。别的学生可能不及格就不及格了，但是她不行。我们在剧本的字里行间里寻找她为什么不行。她很努力想跟上，但是上课的时候真的听不懂。可能是因为她的成长经历、学习目标、知识结构就是有所局限的，所以来到大学后会无所适从。我们现在衡量一个孩子的价值，大多数时候还是通过学习成绩。在分数的压力面前，孩子和父母都很焦虑。从某种角度上说，卡萝尔代表了这样一群在焦虑症下成长起来的孩子。所以我觉得《奥利安娜》离我们并不遥远。

再比如戏里提到了一个词——青年人的虚拟储存，人为地延长青春期。我在学校里对此有特别深的感触。以前我们本科毕业后，都非常急迫地要奔向社会。但是现在，很多孩子毕业之后还想留在学校，继续考研，读完研还要读博，读完博最好还能出国深造……这就是人为延长青春期，不愿意勇敢地踏入社会。这些情况非常贴近我们的现实生活。

Q：《奥利安娜》的幕间其实发生了很多事情，在排练过程中是不是要明确幕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A：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比如说，第一幕卡萝尔在接受教授的“帮助”时，她有些许地方感觉不太舒服，比如黄色笑话，比如“我喜欢你”……

但总体来说她是感觉兴奋的。因为今天教授单独为自己授课，并且可以如此近距离地与自己崇拜的教授相处，听取他滔滔不绝地讲述“教育的危害”。可是她总觉得这里头有某些地方是不对的。当她离开这间办公室的时候，可能是兴奋而慌张的，甚至有一些小小遗憾，因为谈话被打断了。

可回去之后，她一定会去找团队的人诉说。很可能就是她团队的人听完了她的困惑以后，断章取义，歪曲了教授的意图。卡萝尔是一个容易被洗脑的人，因为她有一个传统的固有的价值观，而这个价值观在教授那里受到了挑战，瞬间被摧毁了，在那一刻她是挺崩溃的。这时有人对她说你没有错，你不要怀疑你自己。有错的是教授，而且他这样是在对你进行性骚扰。这些说法经过反复强调之后，就会逐渐被当事人接受。于是她做出一个有利于自己和团队的选择：向评委会投诉。

但是即便如此，她夜里一定有睡不踏实的时候。她知道某些地方不对劲。所以她有些纠结和动摇。这就是为什么第二幕教授请她单独来办公室，团队告诉她不要来，而她还是来了的原因。她有某种歉疚。

而第二幕和第三幕之间发生的事件就更是尖锐。首先听证会召开，评委会在听证会结束后给出了评审结果：教授不配被授予终身教职。同时他又被停职，等待最终的评判。听证会结束后，教授没有回家，两天都呆在一家旅馆里，想把这件事想清楚。最终，他决定为了保住教职，彻底放低姿态，邀请卡萝尔再次来到办公室单独谈话。于是有了第三幕。我们当时都很好奇，教授为什么要这么做？卡萝尔又为什么会在给法院提交了指控书后，又答应来和教授单独见面。这两个人之间到底有没有某种特殊的情感？

Q：您自己有态度上的倾向吗？有没有偏袒向教授或者卡萝尔其中一方？

A：马梅特其实有他自己的倾向。在剧本的开篇，他写下了《众生之路》。（注：《奥利安娜》剧本开篇引用了塞缪尔·巴特勒的《众生之路》：新鲜空气的匮乏似乎并未影响伦敦街巷中孩子们的快乐：绝大部分的孩子唱啊，玩啊，好像他们徜徉在苏格兰的原野上。未谙世事的他们通常觉察不到美好精神氛围的缺失。年青人对走向死亡和适应环境的能力极佳，即便他们不幸——很不幸——令人惊讶的是，他们总能如此轻易地无视真相，或想方设法为自己的恶行开脱而怪罪于他人。）马梅特以此作为题记，我觉得他有他自己的倾向。马梅特在写《奥利安娜》的时候，是做过老师的。

我自己也做了20多年教师，也会和学生谈心，有时候谈到很晚。看了《奥利安娜》的剧本之后我就想，我有没有表演的成分？有没有自我满足的成分？当然有。作为一名老师，我也在反思这些问题。我们很难做到真正自由平等地沟通。约翰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可无论他如何倡导、追求平等的对话和自由的思想，在现实生活中，当他被激怒的时候，他还是揍了卡罗尔。看到了吧，人和人之间解决问题的最“简单”的方式不是沟通而是暴力。

Q：这一版的结尾是做了改动的，为什么？

A：关于结尾我们和译者胡开奇老师专门聊过。马梅特的结尾写得非常妙，卡萝尔最后的台词，“Yes.That’s right”。“right”既有权利的意思也有正确的意思，是一个双关，这是很难翻译的。而品特在伦敦排《奥利安娜》时用的是马梅特最初的结尾，卡萝尔爬起来对教授说：“Don’t worry about me.I’m alright.”我更倾向于品特的理解，教授和卡萝尔之间存在着某种情感，这种情感不是我们狭义认为的男女情感，而是师生之间或者说就是两个人之间的某种情愫。所以品特的结尾留下了两个人和解的可能。但是马梅特的版本就认为绝没有可能，卡萝尔认为她这么做是对的。

我们这一版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尾。教授和卡萝尔在动手之后回到了一个共同的起点，一个重新的开始。此后他们的命运是否会发生转变，我们很难讲，我们不想给一个确定的结尾。在中国目前的语境下，我们可能不像美国的中产阶级、不像马梅特那样对政治正确的压力有充分感受，所以我们稍微淡化一些，留给观众自己去选择。

Q：排练过程中最大的分歧是什么？

A：我和周野芒老师在排练场的争论比较多。有某种男性和女性之间的理解差别。比如周野芒老师作为一名男性，他觉得当他面对这么一个年轻女性的时候，而且他和太太之间又是有问题的，那他很自然地会对卡萝尔有某种情感上的波动。我站在一个女性的角度，觉得老师一定有对学生的责任感。当然在这个所谓拯救的过程中，产生某种情愫，我也同意，只不过我们到底要呈现多少和怎样呈现，如何把控这个度，我和周老师会有分歧。怎么样能够让大家理解，又不让人讨厌。

Q：围观式的观演关系对演员的表演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

A：四面观众，距离又这么近，对演员来讲确实是个挺大的挑战。我们在设计调度的时候就要考虑到四面的观众。表演上，演员的反应要更多通过身体语言而不是面部表情来传达，比如说通过呼吸。可能本来一个抬眼就够了，但现在你可能需要大幅度的身体动作，才能让身后的观众感受到。我也很好奇，观众坐的位置不同，是否会影响他们的理解和对整件事情的态度。

剧照提供：鼓楼西剧场

摄影：朱朝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