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日11月4号，两次斩获戛纳金棕榈奖的塞尔维亚导演埃米尔·库斯图里卡，与自己的乐队“无烟地带”在莫斯科国际音乐大厅进行了新专辑《Corps Diplomatique》的发布和演唱。这是库斯图里卡时隔九年之后，再度推出的全新专辑。

库斯图里卡与他的“无烟地带”乐队。

与此同时，库斯图里卡也在莫斯科纪念《黑猫，白猫》上映二十周年，这部电影让他在20年前斩获第55届威尼斯电影节银狮奖最佳导演奖。《黑猫，白猫》电影原声带的发行，对库斯图里卡和“无烟地带”乐队都具有重大意义。

1986年，库斯图里卡加入“无烟地带”乐队，但随着南斯拉夫的解体，乐队也因局势的分裂而遭遇解体。1998年录制完成的《黑猫，白猫》原声带标志着乐队历史上的新开始，一年后的乐队重组，让库斯图里卡再度成为乐队的成员之一。

《黑猫，白猫》剧照

与此同时，集电影导演、编剧、作家和音乐家于一身的塞尔维亚人埃米尔·库斯图里卡，被誉为继伯格曼、费里尼、安东尼奥尼、布努埃尔等一流导演之后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电影艺术家之一，他唯一一部小说集《婚姻中的陌生人》的简体中文版也正式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引进出版。

《婚姻中的陌生人》

作者 埃米尔·库斯图里卡

译者 刘成富 苑桂冠

版本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8-10

该小说集收入六篇中短篇小说，其中的《在蛇的怀抱里》是他最新执导的影片《牛奶配送员的奇幻人生》的原著小说。2017年，库斯图里卡曾带着这部电影参加过北京电影节。在去年的上海电影节，中国导演宁浩和库斯图里卡还共同宣布将携手合作拍摄一部以中国为背景的新片。

小说集《婚姻中的陌生人》中收录的六篇小说《多么不幸》《最终，你会亲身感受到》《奥运冠军》《肚脐，灵魂之门》《在蛇的怀抱里》《婚姻中的陌生人》，聚焦于巴尔干年轻人在动荡的社会中生活和成长的经历，库斯图里卡电影中的经典元素都可以在他的小说中找到：蒙太奇式的场景转换、充满灵性会说话的动物、疯狂的冒险经历、随时被战争打断的生活、浪漫热烈的爱情……法国《玛丽安娜》杂志的评论称：“无论是在电影、叙述体散文还是无烟乐队的摇滚乐里，无论是出于艺术的敏感性还是在日常生活中，库斯图里卡始终用有意塑造的幼稚症和现代都市人的原始主义视角观察最深刻的生活真相。”

埃米尔·库斯图里卡

《婚姻中的陌生人》由中国著名作家余华作序推荐。在推荐序里，余华详细记叙了他和库斯图里卡在塞尔维亚与波黑交界处的酒吧喝酒畅聊的经历、他对这六部小说的解读，以及库斯图里卡如何用生动和恶作剧的方式描写这个世界，而他“恶作剧般的描写”里又时常闪耀出“正义的光芒”。在余华看来，库斯图里卡的小说如他的思维一样跳跃，像他的电影一样自由。“是否合理对他来说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否感受到了讲故事的自由”，“他的思维不需要签证可以前往任何地方。”

在2017年《牛奶配送员的奇幻人生》首映的北京电影节上，库斯图里卡接受了《婚姻中的陌生人》中文版编辑李灿的采访。他表示，收录在这部小说集中的故事都是关于成长的记忆，也是他看待生活的方式，而无论是写小说还是拍电影，“我想要证明的只有一件事，就像我的那部电影的名字一样：生命是个奇迹。”

新京报获出版社授权，将《婚姻中的陌生人》收录的采访全文予以刊发。

一、那些生命之初的故事

李灿：很多人是因为您的电影而对您熟知和仰慕的，那么能不能谈谈您为什么写小说？怎么开始写小说的？

库斯图里卡：那是在上个世纪末的时候，我开始写这些作品。这些故事都是关于成长的记忆，是我看待生活的方式。当我成长为成年人的时候，开始回忆起那些在生命之初塑造了我的个性的故事，这些故事是我人生的基石。

埃米尔·库斯图里卡

李灿：您的小说大多以青少年为主人公，讲述的多是他们在成长过程中与成人世界遭遇，甚至产生矛盾的故事。您是怎么理解成长这件事情的？

库斯图里卡：成年人与青少年总是处于矛盾之中，因为不同的眼睛看到的世界是不一样的，不仅仅是对错那么简单。成年人会看到世界的另一面。因此，人们——初来乍到的人，或者说青少年——他们正处于对世界的某种认识的起点或终点，因为，变成熟的过程中要面对的最主要的问题，是怎么去认识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是怎样认识到生命内部的动力，怎样去融入主流社会的秩序或无序状态。在成年人与年轻人冲突中，在那些痛苦的时刻，你会认识到你的父亲是一个怎样的人，会发现谁是你最好的朋友，会看到别人的人生故事。通过作家笔下的这些故事，你会进入别人的人生，看到一些人做了违背道德的事情，也看到一个个的人是怎样构成社会，以及社会是怎样被定义的。

李灿：您在小说中塑造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父亲的形象，有趣的是，他们大多是对家庭不那么负责任的父亲，能不能和我们具体谈一谈？

库斯图里卡：我的父亲是个很负责的人。他和我一样都有双重人格。他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他热爱生活，常常表达他是多么热爱生活。在小说《婚姻中的陌生人》里，最有趣的地方，是我发现父亲出轨的过程……当然我写的未必是我的父亲。我只是目睹了父亲如何在家里演戏，如何把历史、性欲，和感情纠缠在一起。当他开始描述历史上的伟大人物的时候，就像在展示自己是多么崇拜人性之纯粹。对我来说，这是一个信号：他有了情人，最终我发现了这件事。这就是为什么这篇小说叫做《婚姻中的陌生人》。 这是我开的一个玩笑，一个基于一本超级畅销书《午夜陌生人》（Stranger in the Night）的玩笑……

李灿：所以，您在小说中使用了“陌生人”（Stranger）这个双关语？

库斯图里卡：对，“陌生人”是指父亲是家里的或婚姻中的外人。当然我自己的父亲并不是这样。写小说的过程就像建一个房子，我试图把许多不同的故事组合在一起，从而创造出一个完整的故事。在我最近的一部电影《牛奶配送员的奇幻人生》中，我也是这样做的。我有三个故事，它们在一起才构成了一部完整的电影。我在小说中想要表达的，是一个刚刚迈出人生第一步的年轻人，如何发现世界、发现这个世界形而上的一面的过程。

《牛奶配送员的奇幻人生》剧照

李灿：您最新的电影《牛奶配送员的奇幻人生》的故事情节和这部小说集里的《在蛇的怀抱里》非常相似，您是先写了这篇小说还是先拍的电影？小说和电影有什么不同吗？

库斯图里卡：《在蛇的怀抱里》只是《牛奶配送员的奇幻人生》里三个故事中的一个。这个小说是以阿富汗战争的故事为背景的。在小说里，一个俄罗斯士兵负责给军营送牛奶，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就在他最后一次取牛奶的途中，蛇“拥抱” 了他、缠绕着他，而与此同时，整个村庄遭到屠杀。

等他回到村庄看到这副惨状，才意识到其实是蛇救了他。但这与人们对蛇的认知可能是相悖的，因为人们对蛇的崇拜往往掺杂着恐惧。在美索布达米亚文化中，蛇是神。但在《旧约》中，蛇诱使人犯罪。而在我的电影中，蛇救了人。

《牛奶配送员的奇幻人生》里的蛇。

李灿：《在蛇的怀抱里》这篇小说中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细节：如果你把一根香烟放在蛇的嘴里，蛇会爆炸，这是真的吗？

库斯图里卡：不全是这样。但我小的时候经常这么玩。有一种蛇会挤牛奶。它们会来到奶牛身边挤牛奶喝。这种喝牛奶的蛇没有毒。我们会抓这样的蛇来玩，把香烟塞到它们嘴里。这样蛇就不能往外呼气。它就会一直往里吸气、吸气、吸气……然后会胀得越来越大，最后就爆炸了。你知道小孩子都是很调皮的。

李灿：如同您的电影一样，动物在您的小说中也常常扮演了非常有趣的角色，比如《多么不幸》中作为“沉默的智者”的鱼，喝牛奶的蛇等，仿佛动物也具有了人的灵性。为什么您对动物格外钟情呢？在您的艺术世界里，动物有什么隐喻象征意义？和人又是怎样的关系？

库斯图里卡：因为动物明白一切！（笑）我认为宇宙有它自身非常严密的规则和秩序。我们一切生物都是被某种东西联系在一起。当然，这是宗教问题，或者说，这在后来成为了宗教问题。说着同一种语言的人在精神上拥有一个共同体。我们对生命的想象并不完全来自后天习得的知识，而是因为我们天生就具有某些共同的特质，这些特质让我们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不幸的是，资本主义激发了我们人性中最糟糕的一面。

当我试图去创作的时候，不管是写小说、拍电影，还是做音乐，我想要证明的只有一件事，就像我的那部电影的名字一样：生命是个奇迹。我们日复一日循环往复的生活总会被一些不期而至的事件打破；而这些激烈地改变了你人生的事件，驱动它们发生的动力，其实就根植于你的天性之中。

《生命是个奇迹》剧照

比如这部小说集、这些故事，它们以灵感的形式出现，把那些我几乎已经忘记了的一切，变成了记忆，这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为什么要写小说呢？因为人们总说电影导演是愚蠢的，因为他们不懂写作。当然，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的，因为电影导演可能非常擅长沟通与合作，乐于在空间里工作，但电影导演未必是聪明和智慧的；于是我就写了两本书来证明他们是错的。

李灿：您会继续写小说吗？

库斯图里卡：你是说我现在还是很愚蠢吗？（大笑）不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还在写作，只是需要时间。我正在写一本书，是写我从哲学的角度对这个世界的观察，我发现对技术的滥用会把人变成羊。

李灿：对，您在一次采访中提到过这个观点。

库斯图里卡：我正在做一些观察，是关于技术如何与文明世界对立的。比如说，你出生在农村，后来来到城市，那么怎么避免你的亲戚不打招呼就闯进你的卧室就成了一个难题。又比如，你买了一台电视，而电视上有一个小型相机在监视你，但你并没有注意到，你在睡觉或者在床上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可能在别人的监控之下。

我要说的其实也和采访有关，不是指你这个采访，而是在欧洲的很多采访会对人进行监听和记录。这跟斯诺登和阿桑格事件是一个性质。我们生活在悖论和荒谬之中，因为那些西欧的政客、好莱坞明星嘴里就没有实话，他们永远在说谎，他们说的这些谎言却会被作为真相记录和存档。

而我们的后辈将会根据这些记录，来发现关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真相。只有真相会留存下去。有哲学家说过，真理比生命更加长久。因此，我同时在做许多事情，包括写这本小书。我还希望在死之前能完成另外两本书。

李灿：您提到了技术和好莱坞正在侵入我们的生活，那么您认为艺术会起到什么作用吗？

库斯图里卡：艺术是不存在的。因为人们把一切都压迫和挤压进意识形态。在好莱坞人们有一致的意识形态，他们崇拜山达基教（Scientology），他们狂热地崇拜各种保护富人的教派，从而把富人的生活与普通人分割开来。他们以一种我称之为“动物般的仇恨”来把人分门别类。

李灿：但您也曾说过，艺术是人类生存最理想的方式？

库斯图里卡：艺术是最重要的，因为艺术也与自由相关联。但不幸的是，今天在西方，自由问题与安全问题是一样的。人们想要安全，于是就失去了自由。自由就只跟钱有关。

但是，如果只和钱有关，那么就没有必要替那些想要自由的人发问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还有摇滚乐和歌唱自由的人。今天再有人歌唱自由，就显得滑稽。你能想象有人留着长发唱歌吗？他想要自由？！什么的自由？对谁而言的自由？——钱的自由，这是唯一的回答。如果有个人拿着炸弹过来，把他们的船炸掉，那么自由就没了。

库斯图里卡与他的“无烟地带”乐队。

二、记忆决定了我们是谁，而遗忘使我们能够活下去

李灿：您在采访中也常常谈到爱情，说：“我的电影里没有愤怒，但有爱，爱是艺术的古老秘方，永远不会过时。”那么，在您的小说中是怎么表达爱的？

库斯图里卡：你知道，这并不我独创的。因为爱是《旧约》的一部分。关于爱，有两种理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认为，人有了繁殖的愿望，因此才得以生存下来；而卡尔·古斯塔夫·荣格认为我们能够生存下来，是因为有寻找食物的本能。我并不知道从科学的角度看真相是什么，但是从艺术的角度来说，我认为这两者应该是兼而有之的。我不知道你是否会在做饭之前做爱，或者在做爱之后吃饭，这并不重要。

我认为，爱是生命的配方，因为它是生活通向未来的基础，并不仅仅是一种化学反应。当我们坠入爱河时，我们就会达到这样一种精神高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你爱上别人时，这一刻可能成为生命中最美妙的时刻。同时，当你陷入爱情时，你也是自由的、轻盈的，因为你摆脱了那种将你一直拖拽进残酷日常生活的重负。所以，可以说，我写的所有故事都是爱情故事。甚至很多次我都试着把《旧约》中的故事重新写出来。

李灿：我还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您的电影和小说中，葬礼、婚礼和新生命的孕育常常会同时出现，这些仪式背后有什么隐喻意义吗？

库斯图里卡：不是每个故事都这样，但我确实常常这样做。我就像夏加尔一样，喜欢描绘同样的主题。这也是为什么有很多人会批评我。对我来说，这些生命中最重大的时刻代表着生与死之间的联系。所有的人生都在这两极之间摇摆，谈到生，就会谈到死，这是自然而然的。

每个生命的终点都是死亡，就像蜡烛一样，人们无法理解，当蜡烛熄灭之后，一切都不复存在，于是就只能想象死亡之后是什么。就比如，昨天我们基督徒庆祝了耶稣受难日，这大概是世界上基于想象的最美丽的寓言——耶稣基督回来了，复活了。

这也是为什么我相信艺术、宗教，甚至上帝都是一回事。因为艺术与宗教表达了同样的隐喻。也正是因此，我认为上帝是一种文化。无论上帝是谁，我们的信仰一方面通过上帝、一方面通过艺术而最终传达出它的要义。

李灿：您在《在蛇的怀抱里》中说“宇宙是一个圆”，也是出于这些思考吗？

库斯图里卡：没错。尼古拉斯·特斯拉（Nicolas Tessla）说——顺便提一句，他也是塞尔维亚人，他曾经说过，虽然不能证明，但他相信——宇宙中有一颗种子，让我们置身于同一个圆里。而我认为这个圆是流动的，就像一种流通于我们“之间”的物质，使我们成为我们，使得人类生活生生不息。

李灿：塞尔维亚有两位非常著名的作家，也是我们中国读者非常熟知的，伊沃·安德里奇和米洛拉德·帕维奇，您怎么看这两位作家？

塞尔维亚著名作家伊沃·安德里奇

库斯图里卡：安德里奇是一位神，因为他不仅通过隐喻和象征来表达，而且他深入到巴尔干文化中那善良与邪恶的种子的最深处。伊沃·安德里奇对于生存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以及这片土地之外的人，都仿佛一部字典，他让人们可以看到在这片难以抵达的遥远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是怎样的。他对于我们的意义，相当于德国的托马斯·曼之于德国。我认为他是最好的，也是最伟大的文化人物。而帕维奇，他很有意思，但对于塞尔维亚以外的人来说更有意思。

塞尔维亚作家米洛拉德·帕维奇

李灿：跟拍电影相比，写小说对您来说有什么不同呢？

库斯图里卡：写作的时候，你必须调整自我表达的方式，因为现代社会，读书的人也会去看电影。所以，当我写小说的时候，不可能完全排斥影视的方式。我常常会回忆起很久之前见心理医生的经历，他会帮助我提取记忆，重建过去的情景。拍电影和写小说类似，你在提取记忆的基础上重建一个故事。记忆是这一切的源头，是记忆让故事有了灵魂。因此，人类需要记忆。

而今天，西方世界对于技术的发展使得人类似乎不再需要记忆，不再需要历史。他们试图简化一切过程和结果，那么因此而产生的就是空白。科技也在入侵我们的私人空间，因为任何社交媒体都建立在人们互相关注的基础上，我们暴露在别人的目光之下。一旦进入这种关系网，你就在以各种方式表达自己。而阅读是不同的，当你阅读和自由表达的时候，你才会进入当下社会仅存的一点自由空间。

李灿：但是，你也谈到了遗忘和记忆之间的矛盾。

库斯图里卡：如果你没有忘记的能力，你就活不下去，因为日常生活中有那么多糟糕的事情。如果你不去筛选自己的记忆，那么你的脑袋可能会爆炸。举个例子来说，在学校里，你喜欢一个女孩，而另一个男生也喜欢她，他甚至因此打了你。如果你不能把这事抛在脑后，你就会疯掉。但记忆也是在循环的。你忘记了一件事，你又会记住其他事，你的记忆不会停留在一件事情上。记忆在流转。你的大脑中有一个巨大的、无法定义的宇宙。人们对大脑的理解还仅仅停留在表面，或者说是一无所知。记忆存在于人性和人的灵魂的深处，是记忆决定了我们是谁，而遗忘使我们能够活下去。

李灿：那么，写作是否是提取记忆，建构另一种记忆的方式？

库斯图里卡：记忆和你对现实的感觉交织在一起。如果你的记忆是碎片化的，或者只是生活中的一段场景，如果不能构成完整的故事，那么你就需要激活你对现实的感受。无论是创作电影、小说，还是其他的艺术，最重要的是你知道你要创作一个整体，而不是局部。

现代艺术有这样一种倾向，以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为代表，他认为米开朗基罗不好，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价值，他把鞋子、把骷髅画在名人的脑袋上。在我看来这些都是垃圾，它们不会留存后世，因为真正的艺术，是要探寻到记忆深处，探寻到人类生活和人性的深处，展现人类文化、历史，和未来的力量，展现它们最有力的部分。

库斯图里卡在访谈中提到的艺术家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

李灿：您很多次提到人性，我注意到，在您的小说中，您一方面写了许多残酷、冷漠的人物，但另一方面，这些人物身上又蕴含着人类本性中的爱、善意，和同情。您是怎么塑造这些人物，怎么呈现他们身上的复杂性的？

库斯图里卡：这确实是矛盾的。在欧洲，人们认为我是一个“有争议的艺术家”，这意味着我不是政治正确的。而且，自从我建立了自己的村庄（库斯图里卡为电影《生命是个奇迹》建的木头村），欧洲的某个政府就会出来试图证明我是腐败的。不管你做了什么，哪怕只是组织了一个节日庆典，他们也会说你是腐败的。

《生命是个奇迹》的木头村。

欧洲正处于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它的处境正像你刚刚提到的那些人物，而我也正是你刚刚说到的这些处于善恶之间的人物。而现在他们又想证明我不够好，因为我在世界各地都有一些不够好的朋友。这就是我对于这个问题能给你的答案——一个写小说、拍电影的人他自己就徘徊在善恶两端：一方面是一些私人的个性的东西，另一方面是我所扮演的公共角色，而这角色在大多数情况下没做什么好事。

李灿：您的小说集第一次被翻译成中文，您对中国读者想说些什么吗？

库斯图里卡：我只想说，这些故事都源自我的记忆，描述了我怎么看待人生，我对于时间、空间和人的思考。我非常期待中国读者能和我分享这些故事。

（新京报讯，记者萧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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