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週日11月4號，兩次斬獲戛納金棕櫚獎的塞爾維亞導演埃米爾·庫斯圖裏卡，與自己的樂隊“無煙地帶”在莫斯科國際音樂大廳進行了新專輯《Corps Diplomatique》的發佈和演唱。這是庫斯圖裏卡時隔九年之後，再度推出的全新專輯。

庫斯圖裏卡與他的“無煙地帶”樂隊。

與此同時，庫斯圖裏卡也在莫斯科紀念《黑貓，白貓》上映二十週年，這部電影讓他在20年前斬獲第55屆威尼斯電影節銀獅獎最佳導演獎。《黑貓，白貓》電影原聲帶的發行，對庫斯圖裏卡和“無煙地帶”樂隊都具有重大意義。

1986年，庫斯圖裏卡加入“無煙地帶”樂隊，但隨着南斯拉夫的解體，樂隊也因局勢的分裂而遭遇解體。1998年錄製完成的《黑貓，白貓》原聲帶標誌着樂隊歷史上的新開始，一年後的樂隊重組，讓庫斯圖裏卡再度成爲樂隊的成員之一。

《黑貓，白貓》劇照

與此同時，集電影導演、編劇、作家和音樂家於一身的塞爾維亞人埃米爾·庫斯圖裏卡，被譽爲繼伯格曼、費里尼、安東尼奧尼、布努埃爾等一流導演之後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電影藝術家之一，他唯一一部小說集《婚姻中的陌生人》的簡體中文版也正式由浙江文藝出版社引進出版。

《婚姻中的陌生人》

作者 埃米爾·庫斯圖裏卡

譯者 劉成富 苑桂冠

版本 浙江文藝出版社 2018-10

該小說集收入六篇中短篇小說，其中的《在蛇的懷抱裏》是他最新執導的影片《牛奶配送員的奇幻人生》的原著小說。2017年，庫斯圖裏卡曾帶着這部電影參加過北京電影節。在去年的上海電影節，中國導演甯浩和庫斯圖裏卡還共同宣佈將攜手合作拍攝一部以中國爲背景的新片。

小說集《婚姻中的陌生人》中收錄的六篇小說《多麼不幸》《最終，你會親身感受到》《奧運冠軍》《肚臍，靈魂之門》《在蛇的懷抱裏》《婚姻中的陌生人》，聚焦於巴爾幹年輕人在動盪的社會中生活和成長的經歷，庫斯圖裏卡電影中的經典元素都可以在他的小說中找到：蒙太奇式的場景轉換、充滿靈性會說話的動物、瘋狂的冒險經歷、隨時被戰爭打斷的生活、浪漫熱烈的愛情……法國《瑪麗安娜》雜誌的評論稱：“無論是在電影、敘述體散文還是無煙樂隊的搖滾樂裏，無論是出於藝術的敏感性還是在日常生活中，庫斯圖裏卡始終用有意塑造的幼稚症和現代都市人的原始主義視角觀察最深刻的生活真相。”

埃米爾·庫斯圖裏卡

《婚姻中的陌生人》由中國著名作家餘華作序推薦。在推薦序裏，餘華詳細記敘了他和庫斯圖裏卡在塞爾維亞與波黑交界處的酒吧喝酒暢聊的經歷、他對這六部小說的解讀，以及庫斯圖裏卡如何用生動和惡作劇的方式描寫這個世界，而他“惡作劇般的描寫”裏又時常閃耀出“正義的光芒”。在餘華看來，庫斯圖裏卡的小說如他的思維一樣跳躍，像他的電影一樣自由。“是否合理對他來說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否感受到了講故事的自由”，“他的思維不需要簽證可以前往任何地方。”

在2017年《牛奶配送員的奇幻人生》首映的北京電影節上，庫斯圖裏卡接受了《婚姻中的陌生人》中文版編輯李燦的採訪。他表示，收錄在這部小說集中的故事都是關於成長的記憶，也是他看待生活的方式，而無論是寫小說還是拍電影，“我想要證明的只有一件事，就像我的那部電影的名字一樣：生命是個奇蹟。”

新京報獲出版社授權，將《婚姻中的陌生人》收錄的採訪全文予以刊發。

一、那些生命之初的故事

李燦：很多人是因爲您的電影而對您熟知和仰慕的，那麼能不能談談您爲什麼寫小說？怎麼開始寫小說的？

庫斯圖裏卡：那是在上個世紀末的時候，我開始寫這些作品。這些故事都是關於成長的記憶，是我看待生活的方式。當我成長爲成年人的時候，開始回憶起那些在生命之初塑造了我的個性的故事，這些故事是我人生的基石。

埃米爾·庫斯圖裏卡

李燦：您的小說大多以青少年爲主人公，講述的多是他們在成長過程中與成人世界遭遇，甚至產生矛盾的故事。您是怎麼理解成長這件事情的？

庫斯圖裏卡：成年人與青少年總是處於矛盾之中，因爲不同的眼睛看到的世界是不一樣的，不僅僅是對錯那麼簡單。成年人會看到世界的另一面。因此，人們——初來乍到的人，或者說青少年——他們正處於對世界的某種認識的起點或終點，因爲，變成熟的過程中要面對的最主要的問題，是怎麼去認識外部世界和內部世界，是怎樣認識到生命內部的動力，怎樣去融入主流社會的秩序或無序狀態。在成年人與年輕人衝突中，在那些痛苦的時刻，你會認識到你的父親是一個怎樣的人，會發現誰是你最好的朋友，會看到別人的人生故事。通過作家筆下的這些故事，你會進入別人的人生，看到一些人做了違背道德的事情，也看到一個個的人是怎樣構成社會，以及社會是怎樣被定義的。

李燦：您在小說中塑造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父親的形象，有趣的是，他們大多是對家庭不那麼負責任的父親，能不能和我們具體談一談？

庫斯圖裏卡：我的父親是個很負責的人。他和我一樣都有雙重人格。他是一個共產主義者，他熱愛生活，常常表達他是多麼熱愛生活。在小說《婚姻中的陌生人》裏，最有趣的地方，是我發現父親出軌的過程……當然我寫的未必是我的父親。我只是目睹了父親如何在家裏演戲，如何把歷史、性慾，和感情糾纏在一起。當他開始描述歷史上的偉大人物的時候，就像在展示自己是多麼崇拜人性之純粹。對我來說，這是一個信號：他有了情人，最終我發現了這件事。這就是爲什麼這篇小說叫做《婚姻中的陌生人》。 這是我開的一個玩笑，一個基於一本超級暢銷書《午夜陌生人》（Stranger in the Night）的玩笑……

李燦：所以，您在小說中使用了“陌生人”（Stranger）這個雙關語？

庫斯圖裏卡：對，“陌生人”是指父親是家裏的或婚姻中的外人。當然我自己的父親並不是這樣。寫小說的過程就像建一個房子，我試圖把許多不同的故事組合在一起，從而創造出一個完整的故事。在我最近的一部電影《牛奶配送員的奇幻人生》中，我也是這樣做的。我有三個故事，它們在一起才構成了一部完整的電影。我在小說中想要表達的，是一個剛剛邁出人生第一步的年輕人，如何發現世界、發現這個世界形而上的一面的過程。

《牛奶配送員的奇幻人生》劇照

李燦：您最新的電影《牛奶配送員的奇幻人生》的故事情節和這部小說集裏的《在蛇的懷抱裏》非常相似，您是先寫了這篇小說還是先拍的電影？小說和電影有什麼不同嗎？

庫斯圖裏卡：《在蛇的懷抱裏》只是《牛奶配送員的奇幻人生》裏三個故事中的一個。這個小說是以阿富汗戰爭的故事爲背景的。在小說裏，一個俄羅斯士兵負責給軍營送牛奶，戰爭即將結束的時候，就在他最後一次取牛奶的途中，蛇“擁抱” 了他、纏繞着他，而與此同時，整個村莊遭到屠殺。

等他回到村莊看到這副慘狀，才意識到其實是蛇救了他。但這與人們對蛇的認知可能是相悖的，因爲人們對蛇的崇拜往往摻雜着恐懼。在美索布達米亞文化中，蛇是神。但在《舊約》中，蛇誘使人犯罪。而在我的電影中，蛇救了人。

《牛奶配送員的奇幻人生》裏的蛇。

李燦：《在蛇的懷抱裏》這篇小說中有一個非常有趣的細節：如果你把一根香菸放在蛇的嘴裏，蛇會爆炸，這是真的嗎？

庫斯圖裏卡：不全是這樣。但我小的時候經常這麼玩。有一種蛇會擠牛奶。它們會來到奶牛身邊擠牛奶喝。這種喝牛奶的蛇沒有毒。我們會抓這樣的蛇來玩，把香菸塞到它們嘴裏。這樣蛇就不能往外呼氣。它就會一直往裏吸氣、吸氣、吸氣……然後會脹得越來越大，最後就爆炸了。你知道小孩子都是很調皮的。

李燦：如同您的電影一樣，動物在您的小說中也常常扮演了非常有趣的角色，比如《多麼不幸》中作爲“沉默的智者”的魚，喝牛奶的蛇等，彷彿動物也具有了人的靈性。爲什麼您對動物格外鍾情呢？在您的藝術世界裏，動物有什麼隱喻象徵意義？和人又是怎樣的關係？

庫斯圖裏卡：因爲動物明白一切！（笑）我認爲宇宙有它自身非常嚴密的規則和秩序。我們一切生物都是被某種東西聯繫在一起。當然，這是宗教問題，或者說，這在後來成爲了宗教問題。說着同一種語言的人在精神上擁有一個共同體。我們對生命的想象並不完全來自後天習得的知識，而是因爲我們天生就具有某些共同的特質，這些特質讓我們聯繫在一起，形成一個整體。不幸的是，資本主義激發了我們人性中最糟糕的一面。

當我試圖去創作的時候，不管是寫小說、拍電影，還是做音樂，我想要證明的只有一件事，就像我的那部電影的名字一樣：生命是個奇蹟。我們日復一日循環往復的生活總會被一些不期而至的事件打破；而這些激烈地改變了你人生的事件，驅動它們發生的動力，其實就根植於你的天性之中。

《生命是個奇蹟》劇照

比如這部小說集、這些故事，它們以靈感的形式出現，把那些我幾乎已經忘記了的一切，變成了記憶，這對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我爲什麼要寫小說呢？因爲人們總說電影導演是愚蠢的，因爲他們不懂寫作。當然，這在某種程度上是對的，因爲電影導演可能非常擅長溝通與合作，樂於在空間裏工作，但電影導演未必是聰明和智慧的；於是我就寫了兩本書來證明他們是錯的。

李燦：您會繼續寫小說嗎？

庫斯圖裏卡：你是說我現在還是很愚蠢嗎？（大笑）不不不，我不是這個意思。我還在寫作，只是需要時間。我正在寫一本書，是寫我從哲學的角度對這個世界的觀察，我發現對技術的濫用會把人變成羊。

李燦：對，您在一次採訪中提到過這個觀點。

庫斯圖裏卡：我正在做一些觀察，是關於技術如何與文明世界對立的。比如說，你出生在農村，後來來到城市，那麼怎麼避免你的親戚不打招呼就闖進你的臥室就成了一個難題。又比如，你買了一臺電視，而電視上有一個小型相機在監視你，但你並沒有注意到，你在睡覺或者在牀上做任何事情的時候，都可能在別人的監控之下。

我要說的其實也和採訪有關，不是指你這個採訪，而是在歐洲的很多采訪會對人進行監聽和記錄。這跟斯諾登和阿桑格事件是一個性質。我們生活在悖論和荒謬之中，因爲那些西歐的政客、好萊塢明星嘴裏就沒有實話，他們永遠在說謊，他們說的這些謊言卻會被作爲真相記錄和存檔。

而我們的後輩將會根據這些記錄，來發現關於我們這個時代的真相。只有真相會留存下去。有哲學家說過，真理比生命更加長久。因此，我同時在做許多事情，包括寫這本小書。我還希望在死之前能完成另外兩本書。

李燦：您提到了技術和好萊塢正在侵入我們的生活，那麼您認爲藝術會起到什麼作用嗎？

庫斯圖裏卡：藝術是不存在的。因爲人們把一切都壓迫和擠壓進意識形態。在好萊塢人們有一致的意識形態，他們崇拜山達基教（Scientology），他們狂熱地崇拜各種保護富人的教派，從而把富人的生活與普通人分割開來。他們以一種我稱之爲“動物般的仇恨”來把人分門別類。

李燦：但您也曾說過，藝術是人類生存最理想的方式？

庫斯圖裏卡：藝術是最重要的，因爲藝術也與自由相關聯。但不幸的是，今天在西方，自由問題與安全問題是一樣的。人們想要安全，於是就失去了自由。自由就只跟錢有關。

但是，如果只和錢有關，那麼就沒有必要替那些想要自由的人發問了。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還有搖滾樂和歌唱自由的人。今天再有人歌唱自由，就顯得滑稽。你能想象有人留着長髮唱歌嗎？他想要自由？！什麼的自由？對誰而言的自由？——錢的自由，這是唯一的回答。如果有個人拿着炸彈過來，把他們的船炸掉，那麼自由就沒了。

庫斯圖裏卡與他的“無煙地帶”樂隊。

二、記憶決定了我們是誰，而遺忘使我們能夠活下去

李燦：您在採訪中也常常談到愛情，說：“我的電影裏沒有憤怒，但有愛，愛是藝術的古老祕方，永遠不會過時。”那麼，在您的小說中是怎麼表達愛的？

庫斯圖裏卡：你知道，這並不我獨創的。因爲愛是《舊約》的一部分。關於愛，有兩種理論：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認爲，人有了繁殖的願望，因此才得以生存下來；而卡爾·古斯塔夫·榮格認爲我們能夠生存下來，是因爲有尋找食物的本能。我並不知道從科學的角度看真相是什麼，但是從藝術的角度來說，我認爲這兩者應該是兼而有之的。我不知道你是否會在做飯之前做愛，或者在做愛之後喫飯，這並不重要。

我認爲，愛是生命的配方，因爲它是生活通向未來的基礎，並不僅僅是一種化學反應。當我們墜入愛河時，我們就會達到這樣一種精神高度。所以這就是爲什麼當你愛上別人時，這一刻可能成爲生命中最美妙的時刻。同時，當你陷入愛情時，你也是自由的、輕盈的，因爲你擺脫了那種將你一直拖拽進殘酷日常生活的重負。所以，可以說，我寫的所有故事都是愛情故事。甚至很多次我都試着把《舊約》中的故事重新寫出來。

李燦：我還注意到一個有趣的現象，在您的電影和小說中，葬禮、婚禮和新生命的孕育常常會同時出現，這些儀式背後有什麼隱喻意義嗎？

庫斯圖裏卡：不是每個故事都這樣，但我確實常常這樣做。我就像夏加爾一樣，喜歡描繪同樣的主題。這也是爲什麼有很多人會批評我。對我來說，這些生命中最重大的時刻代表着生與死之間的聯繫。所有的人生都在這兩極之間搖擺，談到生，就會談到死，這是自然而然的。

每個生命的終點都是死亡，就像蠟燭一樣，人們無法理解，當蠟燭熄滅之後，一切都不復存在，於是就只能想象死亡之後是什麼。就比如，昨天我們基督徒慶祝了耶穌受難日，這大概是世界上基於想象的最美麗的寓言——耶穌基督回來了，復活了。

這也是爲什麼我相信藝術、宗教，甚至上帝都是一回事。因爲藝術與宗教表達了同樣的隱喻。也正是因此，我認爲上帝是一種文化。無論上帝是誰，我們的信仰一方面通過上帝、一方面通過藝術而最終傳達出它的要義。

李燦：您在《在蛇的懷抱裏》中說“宇宙是一個圓”，也是出於這些思考嗎？

庫斯圖裏卡：沒錯。尼古拉斯·特斯拉（Nicolas Tessla）說——順便提一句，他也是塞爾維亞人，他曾經說過，雖然不能證明，但他相信——宇宙中有一顆種子，讓我們置身於同一個圓裏。而我認爲這個圓是流動的，就像一種流通於我們“之間”的物質，使我們成爲我們，使得人類生活生生不息。

李燦：塞爾維亞有兩位非常著名的作家，也是我們中國讀者非常熟知的，伊沃·安德里奇和米洛拉德·帕維奇，您怎麼看這兩位作家？

塞爾維亞著名作家伊沃·安德里奇

庫斯圖裏卡：安德里奇是一位神，因爲他不僅通過隱喻和象徵來表達，而且他深入到巴爾幹文化中那善良與邪惡的種子的最深處。伊沃·安德里奇對於生存在這片土地上的人，以及這片土地之外的人，都彷彿一部字典，他讓人們可以看到在這片難以抵達的遙遠土地上，人們的生活是怎樣的。他對於我們的意義，相當於德國的托馬斯·曼之於德國。我認爲他是最好的，也是最偉大的文化人物。而帕維奇，他很有意思，但對於塞爾維亞以外的人來說更有意思。

塞爾維亞作家米洛拉德·帕維奇

李燦：跟拍電影相比，寫小說對您來說有什麼不同呢？

庫斯圖裏卡：寫作的時候，你必須調整自我表達的方式，因爲現代社會，讀書的人也會去看電影。所以，當我寫小說的時候，不可能完全排斥影視的方式。我常常會回憶起很久之前見心理醫生的經歷，他會幫助我提取記憶，重建過去的情景。拍電影和寫小說類似，你在提取記憶的基礎上重建一個故事。記憶是這一切的源頭，是記憶讓故事有了靈魂。因此，人類需要記憶。

而今天，西方世界對於技術的發展使得人類似乎不再需要記憶，不再需要歷史。他們試圖簡化一切過程和結果，那麼因此而產生的就是空白。科技也在入侵我們的私人空間，因爲任何社交媒體都建立在人們互相關注的基礎上，我們暴露在別人的目光之下。一旦進入這種關係網，你就在以各種方式表達自己。而閱讀是不同的，當你閱讀和自由表達的時候，你纔會進入當下社會僅存的一點自由空間。

李燦：但是，你也談到了遺忘和記憶之間的矛盾。

庫斯圖裏卡：如果你沒有忘記的能力，你就活不下去，因爲日常生活中有那麼多糟糕的事情。如果你不去篩選自己的記憶，那麼你的腦袋可能會爆炸。舉個例子來說，在學校裏，你喜歡一個女孩，而另一個男生也喜歡她，他甚至因此打了你。如果你不能把這事拋在腦後，你就會瘋掉。但記憶也是在循環的。你忘記了一件事，你又會記住其他事，你的記憶不會停留在一件事情上。記憶在流轉。你的大腦中有一個巨大的、無法定義的宇宙。人們對大腦的理解還僅僅停留在表面，或者說是一無所知。記憶存在於人性和人的靈魂的深處，是記憶決定了我們是誰，而遺忘使我們能夠活下去。

李燦：那麼，寫作是否是提取記憶，建構另一種記憶的方式？

庫斯圖裏卡：記憶和你對現實的感覺交織在一起。如果你的記憶是碎片化的，或者只是生活中的一段場景，如果不能構成完整的故事，那麼你就需要激活你對現實的感受。無論是創作電影、小說，還是其他的藝術，最重要的是你知道你要創作一個整體，而不是局部。

現代藝術有這樣一種傾向，以安迪·沃霍爾（Andy Warhol）爲代表，他認爲米開朗基羅不好，陀思妥耶夫斯基沒有價值，他把鞋子、把骷髏畫在名人的腦袋上。在我看來這些都是垃圾，它們不會留存後世，因爲真正的藝術，是要探尋到記憶深處，探尋到人類生活和人性的深處，展現人類文化、歷史，和未來的力量，展現它們最有力的部分。

庫斯圖裏卡在訪談中提到的藝術家安迪·沃霍爾（Andy Warhol）。

李燦：您很多次提到人性，我注意到，在您的小說中，您一方面寫了許多殘酷、冷漠的人物，但另一方面，這些人物身上又蘊含着人類本性中的愛、善意，和同情。您是怎麼塑造這些人物，怎麼呈現他們身上的複雜性的？

庫斯圖裏卡：這確實是矛盾的。在歐洲，人們認爲我是一個“有爭議的藝術家”，這意味着我不是政治正確的。而且，自從我建立了自己的村莊（庫斯圖裏卡爲電影《生命是個奇蹟》建的木頭村），歐洲的某個政府就會出來試圖證明我是腐敗的。不管你做了什麼，哪怕只是組織了一個節日慶典，他們也會說你是腐敗的。

《生命是個奇蹟》的木頭村。

歐洲正處於一個非常困難的時期，它的處境正像你剛剛提到的那些人物，而我也正是你剛剛說到的這些處於善惡之間的人物。而現在他們又想證明我不夠好，因爲我在世界各地都有一些不夠好的朋友。這就是我對於這個問題能給你的答案——一個寫小說、拍電影的人他自己就徘徊在善惡兩端：一方面是一些私人的個性的東西，另一方面是我所扮演的公共角色，而這角色在大多數情況下沒做什麼好事。

李燦：您的小說集第一次被翻譯成中文，您對中國讀者想說些什麼嗎？

庫斯圖裏卡：我只想說，這些故事都源自我的記憶，描述了我怎麼看待人生，我對於時間、空間和人的思考。我非常期待中國讀者能和我分享這些故事。

（新京報訊，記者蕭軼）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