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原載《唐宋歷史評論》第四輯（包偉民、劉後濱主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5月版。原文有註釋，此處刪略。經授權，澎湃新聞轉載。

十餘年來隨着新出墓誌的大量刊佈，圍繞着墓誌展開的研究已成爲中古史領域中的熱門議題，每年發表的相關論著尤其是對新出墓誌的單篇考釋可稱得上汗牛充棟，大有成爲專門之學的氣象。本文並不打算評騭目前研究的現狀、方法及其得失，也不專門論及每一種新出墓誌圖錄的史料價值，而試圖較爲系統地梳理十餘年來墓誌整理、刊佈的情況，爲學者瞭解這一數目巨大而且目前每年仍以數百方速度增加的史料門類的形成、快速擴充及其邊際提供一個簡要的索引。

本文將回溯的起點定於2005年前後。之所以選擇這一時間點，與兩本書的出版有關，其一是2004年出版的趙君平主編《邙洛碑誌三百種》，其二是2005年出版的陳尚君輯校《全唐文補編》。在此之前中古墓誌儘管已累積相當巨大的數量，學者也做了系統的整理校錄工作。在魏晉南北朝，以趙萬里《漢魏南北朝墓誌集釋》爲開端，趙超《漢魏南北朝墓誌彙編》、羅新、葉煒《新出魏晉南北朝墓誌疏證》接踵其後；唐代則從1990年代開始陸續出版了兩套並行的大型錄文總集，周紹良主編《唐代墓誌彙編》及續集，吳鋼主編《全唐文補遺》系列。這一系列整理工作針對的對象主要有二，其一是二十世紀初因軍閥混戰而導致洛陽—西安一線大量被盜掘流散的北朝隋唐墓誌，其二是1949年後經過科學的考古所獲及徵集入藏各文管單位、博物館的墓誌。因此，當2005年陳尚君輯校《全唐文補編》出版之後，儘管該書是以傳世文獻爲主要的爬梳對象，但亦兼及收錄《唐代墓誌彙編》失收或出版之後發表的墓誌。從當時的估計來看，若將該書與清編《全唐文》、墓誌總集及對敦煌吐魯番文書的整理工作合觀，似乎標誌着學界已較爲充分地掌握了存世唐代文獻的全貌。

但恰恰是在此前後，自1990年代以後，洛陽—西安一線大量因盜掘而流散民間的北朝隋唐墓誌開始浮出水面，漸爲學者所知，趙君平整理《邙洛碑誌三百種》便是這方面的第一種大型圖錄。在之後的十餘年間，新出墓誌數量之多，史料價值之巨大，盜掘過程中對考古信息的破壞、文物流散之嚴重，恐怕都大大超出了當時人們的想象。如果用最簡潔的數字加以說明的話，《唐代墓誌彙編》及其續集共收錄墓誌約5164方，資料截止於1996年以前。氣賀澤保規2017年出版的《新編唐代墓誌所在総合目録》是該書的第四版，《目錄》1997年初版收錄唐代墓誌5482方，隨着唐代墓誌的大量刊佈，先後在2004、2009、2017年出版了增訂本，其中2017年版收錄資料截止於2015年末，計有唐代墓誌12043餘方。即在過去的二十年中，我們所見唐代墓誌的總量增加了一倍有餘，超過了之前一千餘年的總和，而其中絕大部分系盜掘所獲，不但未經科學的考古發掘，至少半數我們無法確切獲知原石的去向，僅能依靠輾轉流出的拓本甚至錄文展開研究，同時也很難估測未有拓本行世便流入私人之手，之後一直未見天日者的數量。近年來北朝、五代墓誌發現、流散的情況與唐代大體相仿，以下首先概述十餘年來墓誌發現與流散的概況。

一、十餘年來墓誌發現與整理情況概述

唐代儘管定鼎於長安，但東都洛陽人文薈萃，山東舊族在“兩京化”的過程中往往首選遷居洛陽，因此崔、盧、李、鄭、王等山東郡姓及北魏孝文帝遷洛後的虜姓高門大多仍以洛陽爲家族墓地所在，而卒葬於長安周邊則以唐王朝宗室、功臣及韋、杜等關中郡姓爲主，輻射的範圍反而較小。因此，洛陽邙山一帶自北朝隋唐以來便成爲達官貴人首選的卜葬之所，唐人王建《北邙行》中便描繪過邙山一帶“今人還葬古人墳，今墳古墳無定主”墳塋層累之景象，因此在墓誌發現的數量上洛陽要多於西安。1991年出版的大型圖錄《隋唐五代墓誌彙編》煌煌30冊，收錄隋唐五代墓誌拓本5000餘種，其中洛陽卷達15冊，佔據其中的半壁江山。1990年代以來，洛陽市文物工作隊、洛陽市第二文物工作隊先後整理出版了《洛陽出土歷代墓誌輯繩》、《洛陽新獲墓誌》、《洛陽新獲墓誌續編》等圖錄，較爲系統地整理刊佈了當地文管單位發掘及徵集到墓誌。而在洛陽首陽山電廠選址過程中發現的偃師杏園唐墓，共計發掘唐墓69座，其中絕大部分未被盜擾，2001年整理出版了正式的考古報告。除了墓誌之外，包含了豐富的考古信息，對於我們認識唐墓的分期、中下層官吏的墓葬及家族墓地的規劃等具有重要的價值。令人遺憾的是進入新世紀後，雖然在各種文物考古期刊上仍有零散簡報及墓誌刊發，但洛陽及周邊發現墓誌中的絕大部分都是盜掘出土，隨後通過文物黑市流散各處。其中被公立收藏機構購入規模較大者有兩批，一是千唐志齋博物館所徵集，主要通過《全唐文補遺·千唐志齋新藏專輯》、《新中國出土墓誌·河南叄千唐志齋壹》兩書刊佈了拓本及錄文。二是洛陽師範學院陸續購藏了300餘方，大凡較爲重要者皆已有單篇論文考釋，並見載於《洛陽新出土墓誌釋錄》，其全部館藏將以《新中國出土墓誌》專冊的形式整理公佈。其他如洛陽理工學院、偃師商城博物館等也有少量收藏，其餘大部則散落民間，爲私人購藏，具體流向難以確估。

對於這樣一批數目巨大的流散墓誌，十餘年來，洛陽當地學者趙君平、齊運通等主要通過對洛陽文物市場中售賣拓片的購求，陸續整理出版了一系列大型墓誌圖錄，成爲學者獲取資料的主要媒介。其中尤以趙君平用力較勤，先後於2004年出版《邙洛碑誌三百種》、2007年出版《河洛墓刻拾零》、2011年出版《秦晉豫新出墓誌蒐佚》、2015年出版《秦晉豫新出墓誌蒐佚續編》，合計12巨冊。初步估算十餘年來僅趙君平一人刊佈者便達3000方之多，已近民初張鈁千唐志齋規模的三倍，不免讓人驚歎隱匿其後的盜墓活動之猖獗，文物流失規模之巨。其實從趙君平所編四種圖錄書名的演變上，我們已不難窺見盜掘範圍的擴張，洛陽事實上也成爲周邊地區乃至陝西、山西等地被盜出土墓誌流散中轉的中心。與趙君平同時稍晚，齊運通亦先後整理出版了《洛陽新獲七朝墓誌》、《洛陽新獲墓誌二〇一五》兩書，由於兩人收集資料的渠道大體相同，因此刊佈墓誌的重複率相當高。客觀而言，這批數目巨大新出墓誌的整理公佈，對學術研究有不小的推動，趙君平、齊運通等當地學者長年孜孜不倦地訪求流散墓誌拓本，使得文物在遭受劫難之後，尚不至於完全散佚，其付出的努力值得尊重與肯定。但由於各種主客觀的原因，目前兩人刊佈的幾種圖錄，皆僅影印拓本，未附錄文，間或摻入個別僞品，在編次等方面亦有可議之處，對學者充分利用這批資料不免有所妨礙，對此下文還將詳論。若從大端而言，趙君平所收數量更多，相對齊備，齊運通兩書則在拓本影印質量上有稍勝之處。近年來董理洛陽地區出土墓誌較爲理想的範本是由毛陽光、餘扶危編纂《洛陽流散唐代墓誌彙編》，收錄唐代墓誌322方，儘管與趙、齊幾種圖錄所收頗有重合，但主要優長之處有三：收錄範圍明確，僅收錄洛陽出土的唐代墓誌，不闌入陝西、山西等外埠流入洛陽者；鑑別審慎，編次系年準確，志蓋、志石信息相對完整；錄文準確。

西安的情況較之於洛陽稍顯有序，無論是對關中帝陵的系統調查，還是在咸陽機場修建及改擴建、西安城區南北拓展與市政建設的過程中，考古部門皆與之配合，展開了大量搶救性的勘探發掘，有不少重要的發現。但毋庸諱言，同時也存在着廣泛的盜掘現象，其觸角甚至已伸入唐陵周邊。1990年代以來，陝西省古籍整理辦公室組織編纂了“陝西金石文獻彙集”叢書，系統調查了陝西省內各地區所藏金石文獻，按地區、單位分冊整理出版，至2014年《長安碑刻》出版，與中古史較相關者約10種，刊佈了大量新資料。西安碑林博物館作爲在海內外享有盛名的石刻收藏與研究機構，在早年出版《西安碑林全集》之後，先後在2007年、2014年整理出版了《西安碑林博物館新藏墓誌彙編》、《西安碑林博物館新藏墓誌續編》，兩書皆附有清晰的圖版與錄文，頗便利用。值得注意的是《西安碑林博物館新藏墓誌彙編》雖匯聚其1980-2006年間陸續徵集入館的墓誌381方，但其中半數多是碑林博物館2005年購藏的一批出自山西上黨地區的墓誌，約200餘方，而非出自陝西本省。《西安碑林博物館新藏墓誌續編》收錄墓誌2007-2013年入藏231方，構成其來源主體的是2012年西安市公安機關破獲一起重大倒賣文物案件後移交給碑林博物館的墓誌，書中著錄入藏時間爲2012年10月12日者，皆出於此。可以說，這兩部圖錄的編纂多少都屬於盜掘文物大量流出後的劫餘錄，雖有裨於學界，但也反映出公立收藏機構在墓誌流散浪潮衝擊下的無能爲力。西安公安機關將近年稽查追繳墓誌中的另一部分移交給西安市博物院，其中包括了著名的隱太子建成、其妻鄭觀音的墓誌，這批材料經整理校錄後，近日已經以《西安新獲墓誌集萃》爲題出版。

由於公立收藏機構受《文物保護法》規定及資金使用的限制，使得民營博物館成爲近年來在文物市場大肆收購新出墓誌的主力軍。這一方面雖不無保存文物之功，同時在客觀上也刺激了文物非法買賣的風氣。其中以民營大唐西市博物館收藏數量最多，其購藏的範圍亦不侷限於西安及周邊出土的墓誌，還包括洛陽乃至山西等地流出的墓誌，頗多精品。其館藏的主要部分經過與北京大學榮新江領導的團隊合作整理，已以《大唐西市博物館藏墓誌》爲題出版，共計收錄墓誌500方。其中重要的墓誌整理團隊成員大多已撰文考釋，該書圖版影印清晰，錄文精審，是近年推動新出墓誌整理與研究的成功嘗試。其後，大唐西市博物館陸續仍有新的購藏，包括引起轟動的漢文、魯尼文雙語回鶻王子葛啜墓誌，目前其確切的館藏數量仍不清楚。此外，最近出版胡戟《珍稀墓誌百品》延續了《大唐西市博物館藏墓誌》的編纂體例，輯錄刊佈新見北朝隋唐墓誌100方，但這批資料僅是據拓本整理校錄而成，原石去向不明。另2013年出版《西安交通大學博物館藏品集錦·碑石書法卷》刊佈館藏石刻30種，絕大部分系首次公佈，包括由李商隱撰書的王翊元及妻李氏墓誌。

除了盜掘流散的墓誌外，西安地區博物館、考古部門近年來亦陸續系統公佈館藏。從史料的價值而言，以《長安新出墓誌》、《長安高陽原新出土隋唐墓誌》兩書最爲重要。《長安新出墓誌》中的“長安”係指西安市長安區博物館，儘管僅是一區級博物館，但唐代著名的韋曲、杜曲皆屬今長安區轄境，擁有得天獨厚的文物資源。書中多數墓誌系首次刊佈，包括著名的安樂公主墓誌及多方重要京兆韋氏、杜氏家族成員墓誌，史料價值頗豐。《長安高陽原新出土隋唐墓誌》收錄了陝西省考古研究院2001-2006年在西安南郊高陽原隋唐墓地發掘所獲墓誌113方，是近年來僅見的完全依靠科學考古工作形成的大型墓誌圖錄。值得一提的是編者在整理過程中，除了拓本、錄文等常規工作外，還專門刊佈了每方墓誌出土時在墓葬中位置的圖片，在每方墓誌解題中也簡要記錄了發掘情況，在正式考古報告尚待整理出版的情況下，儘可能多的向研究者提供了墓葬的考古信息，在體例規劃上用心頗多。

除了引起學者廣泛關注的洛陽—長安一線外，近年來另兩個有大量墓誌被盜掘出土的區域是臨漳、安陽周邊及山西長治等地。臨漳、安陽周邊是中古時期鄴城所在，鄴城作爲魏晉南北朝中國北方東部的中心城市，東魏北齊建都於此，保留大量的歷史遺蹟。直至隋文帝平定尉遲迥起兵後，對相州城進行了徹底破壞，相州因此迅速走向衰落。二十世紀初的盜墓浪潮也曾波及鄴城，羅振玉曾裒集《鄴下冢墓遺文》二卷，並述及當地墓誌出土與流散的情況：“墓誌出於安陽彰德者次於洛下，顧估人售石而不售墨本。此所錄雖已二卷六十餘石，而不得拓本不克入錄者，數且至倍”。孰料近百年之後，學者依然將主要目光投向洛陽、西安兩地，鄴城周邊墓誌發現、流散的經過再次成爲不爲人所知的黑洞。事實上，近年來在鄴城附近發現的東魏北齊墓誌數量巨大，涉及人物在《北齊書》中有傳者在十人以上，而傳世《北齊書》僅十七卷系原文，其餘皆是後人用《北史》及唐人史鈔所補，新出墓誌的價值不言而喻。但這批數量巨大的東魏北齊墓誌，除《安陽北朝墓葬》一書收錄7方墓誌系因南水北調工程展開的搶救性發掘所獲外，其餘基本是盜掘出土。最早大規模刊佈鄴城周邊出土墓誌是《文化安豐》一書，這本編纂潦草的圖錄起初不過是地方上爲宣傳曹操高陵的發現而整理出版的，附有墓誌195方，儘管錄文錯訛極多，但大部分系首次刊佈，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文化安豐》一書起初因流佈不廣，並未引起學者的注意，較早注意到此書價值的是日本學者梶山智史。近年來隨着《墨香閣藏北朝墓誌》、《北朝藝術研究院藏品圖錄·墓誌》的整理出版，我們稍可窺見鄴城出土墓誌的流向。正定墨香閣藏品較早爲學界所知，或可追溯毛遠明主編《漢魏六朝碑刻校注》，《校注》所收基本是已刊佈的資料，但仍有個別未刊墓誌，其中有幾方便得自墨香閣。與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合作整理出版的《墨香閣藏北朝墓誌》一書以墨香閣經手、收藏的墓誌原石爲基礎，收錄墓誌151方，拓本影印清晰，錄文精審，成爲方便使用的整理定本，而墨香閣所藏墓誌的主體便是出自於鄴城周邊。另一家值得注意的收藏機構是大同北朝藝術院，儘管位於大同，但北朝藝術院整理公佈的55方墓誌，除個別出於平城外，其餘都是近年出自於洛陽、鄴城等地，大部分系首次刊佈，其中尤以鄴城所出者佔據大宗，包含不少精品。其中拓跋忠、程暐、宇文紹義妻姚洪姿墓誌同時見載於《墨香閣藏北朝墓誌》、《北朝藝術研究院藏品圖錄·墓誌》兩書，推測其或是從墨香閣輾轉流入北朝藝術研究院者。

山西長治一帶歷來出土墓誌數量甚多，《隋唐五代墓誌彙編·山西卷》錄長治出土墓誌115方，佔一半多的篇幅。上文已述及《西安碑林博物館新藏墓誌彙編》刊佈山西上黨地區出土墓誌200餘方，近年山西新出墓誌頗多流入洛陽、西安等地，《秦晉豫新出墓誌蒐佚》、《洛陽新獲七朝墓誌》、《秦晉豫新出墓誌蒐佚續編》、《大唐西市博物館藏墓誌》等書中皆收錄不少。由於長治等地出土墓誌的志主身份多系中下層士庶，因此數量雖衆，學界措意者較少，僅因志蓋上有題刻唐詩的傳統而稍引起學者的討論，並關注其背後的地域文化特徵。實際上，山西各地出土中古墓誌的數量相當驚人，除了陸續出版的《三晉石刻大全》之外，近年來整理刊佈者有《晉陽古刻選·北朝墓誌卷》、《晉陽古刻選·隋唐五代卷》、《汾陽市博物館藏墓誌選編》等，前兩種編纂以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單位爲依託編纂，爲了凸現墓誌的書法價值，將拓本製成剪裱本影印，稍不便於閱讀，但刊佈了不少重要的墓誌，如劉珣墓誌、王惠太妃墓誌，是目前所知僅有的兩方北漢墓誌。後一種雖未收有重要人物墓誌，但所錄50方唐志皆系首次刊佈。

近年來陸續出版的石刻圖書中較爲重要者的還有《山東石刻分類全集·歷代墓誌卷》，集合山東省內各博物館的館藏，收錄中古墓誌145方，多數系首次發表。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博物院編《成都出土歷代墓銘券文圖錄綜釋》，收入宋以前墓誌、買地券35種，包括不少前、後蜀重要人物的墓誌，其中前蜀王宗侃夫婦墓誌系首次發表。章國慶《寧波歷代碑碣墓誌彙編》對寧波地區出土的墓誌做了詳細的調查，多有新的發現，如首次刊佈的危仔昌妻璩氏墓誌、元圖墓誌，保存了唐末割據信州的危氏家族兵敗奔歸吳越後仕宦情況的寶貴記錄。另值得注意的是厲祖浩編《越窯瓷墓誌》，上林湖一帶的瓷墓誌雖之前已有零星發現，但此書系統整理了流散民間唐五代瓷墓誌80餘方，數量之巨頗令人喫驚，顯示了獨特的地域傳統。

二、考古信息缺失對新出墓誌研究的影響

近年來大量新出墓誌的發現與刊佈，使石刻研究頗有成爲預流之學的氣象，對相關議題的深化自不乏推動之效。由於史學研究傳統上仍以文字材料爲中心，故學者雖皆知新獲墓誌來源不明，但看重其所提供的新知，對盜掘過程中考古信息遺失造成的危害認識仍欠不足。以下枚舉數例說明考古信息缺失對史學研究所造成的影響。

武承嗣墓誌是目前所見唐前期墓誌中規格最高的，邊長達120釐米，盜掘出土後志石輾轉流入中國農業博物館。由於武承嗣其人在史料中記載較豐，梁王武三思所撰志文雖長達1800字，實幾無溢出傳世文獻者。因此武承嗣墓誌雖貴爲新史料，但文獻上價值有限。隨墓誌一起被盜出的詔書、冊書刻石，涉及唐官文書的運作，實際上更富史料價值，似至今仍散落民間，至於是否有其他重要隨葬品出土，去向如何，自然無從查考。更糟糕的是，志文雖明確記載武承嗣死後陪葬順陵，近年考古學者在對唐順陵陵區勘探調查的過程中，已有意識地尋找武承嗣墓，但依舊無果可終。武承嗣作爲武周時以王禮安葬最重要的宗室成員，武承嗣、武三思皆被安排陪葬武后生母楊氏順陵，或可推測曾以順陵爲中心，規劃武周宗室陵區。因此即使武承嗣墓已在早期被盜，僅墓本身的規制，譬如墓道長度、天井數量多少、是否施以壁畫等，便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但由於墓誌被盜出，使確認其墓本身所在變得異常困難。這種遺憾，隨着越來越多達官顯宦墓誌的流出，只會不斷增加，將大大制約學者對於北朝隋唐高等級墓葬認識的深化。

在目前的情況下，如果某一重要官宦家族墓誌連續刊佈，熟悉情況的學者大約皆心知肚明，這暗示着這一家族的墓地在近年來連續被盜，這樣的例子可謂不勝枚舉。典型的如潼關弘農楊氏家族墓地，系楊播兄弟發跡後有意在華陰習仙裏重塑鄉里的產物，迄今發現北朝楊播家族墓誌27方，但僅楊舒墓經過科學考古發掘。使得目前多數的研究，仍停留在據墓誌勾勒世系、婚宦等層面的問題上，而無法真正深入地展現其家族與地域社會結合的一面。洛陽萬安山南原的姚崇家族墓地，近年來陸續刊佈墓誌十餘方，僅早年葬於陝縣的姚懿墓曾經考古發掘。姚崇家族墓地無疑事先曾有規劃，無論是在陝縣出土的姚懿玄堂記、還是洛陽流出的姚勖墓誌皆記載了志主與家族其他成員墓地的相對位置。儘管學者通過各種手段嘗試復原姚崇家族墓地的規劃，但由於考古信息的缺失，討論不得不帶有相當的推測性。中古時期世家大族有聚族而葬的傳統，葬地如何規劃調整，是否存在昭穆次序，及其背後所反映出來的政治社會網絡，都是值得關心的問題，或許也是近年稍顯停滯的士族研究中較有前景的議題，但這些重要的信息都隨着墓葬的盜掘而消失。

盜掘所造成的考古信息缺失同樣影響我們對墓誌真僞的鑑別。《洛陽出土北魏墓誌選編》收錄了呂達、呂方兩方墓誌，並判定其爲僞刻，呂達墓誌系據呂通墓誌僞造。但多年之後，《考古》雜誌2011年公佈了這兩座墓葬的發掘簡報，可知三方墓誌皆是經科學考古發掘所獲，呂達、呂通兩志雖然連志主名字都題寫不一，但確同屬一人的前後兩志。若非有考古證據的支持，恐怕難以糾正這一以真爲僞的誤會。

事先撰書製作完成的墓誌只是葬事諸多環節中的一步，正如上一個案例提醒我們的那樣，墓誌文本所呈現的未必是歷史事實。李碧妍曾指出《李懷讓墓誌》中記載的葬日恰逢吐蕃兵臨長安城下，三日後代宗倉皇出奔，懷疑這一高規格的葬禮是否真正剋期舉行。可惜的是《李懷讓墓誌》系傳世文獻，志石無存，這一推測無法得到證實或證否。但筆者最近在研究安史之亂相關的墓誌中，發現了一個類似的案例，乾元二年（759）九月庚寅，再次起兵反唐的史思明攻佔洛陽，但呂藏元及妻張氏墓誌記載是年十月兩人合葬於洛陽，呂藏元之子是當時的宰相呂諲，志文用唐年號，並雲“中使弔祭，羽□官給。存歿哀榮備矣”。若此，則史思明佔領洛陽後，唐廷仍能爲呂藏用夫婦舉行隆重的葬禮，不合情理。而墓誌出土的地點透露了真相，這方墓誌出土于山西芮城縣風陵渡鎮西王村，可知正是由於洛陽的失陷，這場籌備中的葬禮並未能剋期舉行，已啓殯的志主被草草安葬在了黃河的渡口，預先製作完成的墓誌所呈現的是一場未曾發生的“哀榮”。毫無疑問，如果呂藏元及妻張氏墓誌是盜掘出土，沒有相關的考古信息，筆者以上的發現自然無從談起。如果說，現在的學者已越來越多地意識到需要超越僅利用出土文獻糾訂傳世文獻這一狹義的“兩重證據法”，嘗試解讀非文字的考古信息，注重對墓葬的整體性研究，那麼大量的盜掘活動正在源頭上扼殺這種學術進步的可能。

三、新出墓誌整理工作得失芻議

十餘年來數目巨大新出墓誌的發現，給整理工作帶來了全新的挑戰。在此之前，學界對於墓誌資料的利用以《漢魏南北朝墓誌彙編》、《唐代墓誌彙編》及續集、《全唐文補遺》系列等大型錄文集爲主，儘管這些錄文集在編纂體例仍有稍欠完備之處。如《全唐文補遺》系列爲了在體例上與清編《全唐文》相配合，以作者時代排序，但由於半數以上墓誌未記作者，每輯不得不以數目巨大的闕名墓誌結尾，而且不註明錄文所據出處，頗難翻檢。《唐代墓誌彙編》以志主葬年排序，方便檢索，但所註明的出處，不少直接標示周紹良藏拓，亦不便覆按，續集錄文質量亦稍有參差，兩書皆需配合《唐代墓誌所在総合目録》才便使用。但這一類錄文總集的編纂，仍爲學者研究提供了巨大的幫助，特別是《唐代墓誌彙編》及續集附有完備的人名索引，堪稱爲人之學的典範。但最近十餘年來，隨着《全唐文補遺》項目的結束，大型錄文集的編纂工作中輟。加之新出墓誌多系盜掘所獲，流散民間，全面收集頗爲不易。目前所見發表渠道主要有四，一、各公私收藏機構公佈的館藏；二、洛陽、西安當地學者通過訪求拓本，編纂出版的圖錄；三、各種文物考古及書法類期刊的刊載，其中既有科學發掘所獲，亦包括流散民間者；三、洛陽、西安等地學者零散的發表，這一部分基本上得自民間收藏。

隨着新出墓誌發表渠道的多元化與分散化，而墓誌在文物市場上往往又以原石與拓本兩種形式流通，直接導致了三個後果，其一是重複發表，同一方墓誌的拓本見載於多種圖錄的現象相當普遍，不僅造成了人力物力的浪費，同樣也容易誤導學者進行重複研究。其二割裂了相關墓誌間的相關性，同一家族的墓誌被盜掘後，流散各處，在幾年之內分別在不同渠道發表，給學者的綜合研究造成困難。如筆者新近撰文討論安史之亂中依違唐、燕雙方王伷的生平，最初留意到王伷及妻裴氏墓誌刊《秦晉豫新出墓誌蒐佚續編》，後發現其子王素墓誌數年前在《洛陽新獲七朝墓誌》中便已發表，而其女王氏墓誌則見載於北京市通州區博物館編《記憶——石刻篇之一》，蓋王氏墓誌從洛陽盜出後，後由收藏家李穎霖捐贈給通州區博物館。甚至已有流失海外者，會田大輔、齋藤茂雄最近公佈了久保惣記念美術館所藏的遂安王李安妃陸小娘墓誌、丘媛墓誌，遂安王李安字世壽，即《舊唐書》中提及的李壽，墓誌1995年便在長安縣郭杜鎮東祝村附近出土，石存西北大學博物館。丘媛墓誌則無疑是近年來在洛陽被陸續被盜出唐初功臣丘和家族墓誌中的一方，目前已刊佈家族其他成員的墓誌有丘師及妻閻氏墓誌、丘英起墓誌、丘知幾墓誌等。這兩方墓誌無疑皆是近年在長安、洛陽出土後流落境外的。同一墓葬所出的文物亦遭分割，如甘元柬墓誌早在1991年編纂《隋唐五代墓誌彙編》中便已刊佈，石存偃師商城博物館，但同穴所出詔書刻石則至2012年出版《洛陽新獲七朝墓誌》中才獲披露。其三是錄文與拓本發表時間先後間隔較久，由於各種原因不少墓誌錄文雖早已發表，但拓本一直未見刊佈，使學者難以覆按。例如2000年出版的《全唐文補遺》第7輯中部分墓誌系據陝西曆史博物館藏志錄文，拓本直至2017年出版《風引薤歌——陝西曆史博物館藏墓誌萃編》中才得以公佈。在此背景下，儘管新出墓誌在數量上已超過之前《唐代墓誌彙編》及續集收錄的總合，但學者的整理研究工作事實上仍處於各自爲戰的狀態，新的錄文總集的編纂不但工程浩大，非個人所能承擔，而且在實際的操作過程中亦困難重重，難以措手，都極大限制了對墓誌資料的利用及研究的深化。毫無疑問，以上弊病產生的根源在於墓誌的盜掘與買賣，但在目前的情況下，就學界本身而言，對此問題並無任何有效的解決辦法。以下僅就在具體整理工作中可以改良之處略陳管見。

提升圖錄印刷的質量與文物信息的完整度。在早年出版的金石圖書中，囿於當時條件，不少書中所附圖版過小，影印質量較低，難以識讀，如“陝西金石文獻彙集”叢書中普遍存在這類問題。近年新出圖錄中，多數已採用8開或16開印製，僅就墓誌而言，這樣開本已敷用，但在印刷質量上各書之間仍有參差，如《秦晉豫新出墓誌蒐佚》、《秦晉豫新出墓誌蒐佚續編》兩書中收錄的不少拓本，影印模糊，清晰度較低，這或與前期照片拍攝、後期製作等環節有關。近年所見印製質量最精善的碑誌圖錄當屬《北京大學圖書館新藏金石拓本菁華（1996-2012）》。有些則在編纂過程中未充分考慮到文物的特殊性，如《越窯瓷墓誌》所收罐形瓷墓誌，皆僅提供墓誌一面的照片，使學者難以校正錄文。或囿於條件，個別圖書仍選用石刻的照片代替拓本，甚至僅公佈錄文，不附圖版，皆不便於研究者。此外，在重新整理過程中，對舊志則儘量選取早期善拓加以影印，是推動釋文質量提高的重要手段。例如1998年發表謝珫墓誌，系由六塊磚拼合而成，保存了陳郡謝氏世系、婚姻、仕宦等方面的豐富信息，最初由於拓本印刷失誤，脫落兩行，導致之前學者釋讀與研究皆存在問題，直至2014年出版《新中國出土墓誌·江蘇貳》才公佈了完整的圖版。

如果說拓本影印的提高，僅是一較易解決的技術性問題。更有難度的是如何儘可能多的保存流散墓誌相關的文物信息。需要指出的是趙君平、齊運通兩位編纂的幾種圖錄中存在的一個常見問題是志石、志蓋信息不全，即僅有志石，而無志蓋，造成文物信息的缺失。這或與兩人主要是通過購求拓本的方式整理資料有關。一般皆較重視志石，而志蓋又較難摹拓，容易被忽視。對幾種圖錄稍作比勘，便不難發現可相互補充之處甚多。如萬民及妻陳氏墓誌，《秦晉豫新出墓誌蒐佚》失收志蓋，《洛陽新獲七朝墓誌》存志蓋，志蓋浮雕有靈龜，裝飾帶有山西長治一帶的地域特色。引起過不少學者關注的麴建泰墓誌情況則相反，《洛陽新獲七朝墓誌》失收志蓋，《秦晉豫新出墓誌蒐佚》存志蓋，現知志石及志蓋皆歸大唐西市博物館。這種失誤，即使在編纂精良、對保存志蓋志石完整性相當注意的幾種圖錄中也在所難免，如《墨香閣藏北朝墓誌》中辛韶墓誌未收志蓋，王連龍《新見北朝墓誌集釋》中已錄。《洛陽流散唐代墓誌彙編》所收宮惠及妻陳氏墓誌缺收志蓋，《洛陽新獲墓誌二〇一五》則存。目前圖錄中志石和志蓋俱全者，同樣也存在誤配的可能。在原石流散的過程中，也出現了志石和志蓋分離的現象，如王褒所書李稚華墓誌，志石爲大唐西市博物館購藏，志蓋被西安公安機關追繳後，轉歸西安市博物院。其次則是對墓誌出土地點及流散情況的記錄，趙君平所編的四種圖錄中，皆有意識地記錄了墓誌出土的地點與流向，儘管不無舛誤之處，但仍保留了一些有用的信息，尤其是墓誌的出土地點，對於瞭解士大夫家族墓地的形成與分化很有幫助。洛陽、西安當地的學者若能借助地利之便，做更系統周密的踏查，仿照昔年郭玉堂《洛陽出土石刻時地記》的體例，將相關信息裒集成編，亦是有裨於學界的重要工作。

其次，在圖錄編纂過程中，通過更爲細緻的工作，減少編次、定名、重收、舊志闌入等方面的失誤。目前墓誌整理時的編次通常採取按時間先後排序的方式，較便檢索，但排序的標準各書仍不統一，較常見的是按志主葬年排序，亦有按志主卒年排列者。雖然按葬年排序，會使部分前朝人物墓誌，因重葬、改葬等原因而被闌入後世，略不便於學者。例如按此標準，宋初重葬的五代名將牛存節家族四方墓誌皆被計作宋志，但這一排序方法凸現了墓誌的文物屬性，仍是較爲合理的整理標準。若以卒年排序，強調則是墓誌的文本屬性，即以傳主爲中心，是傳統意義上碑傳集的編法。而具體到各書的編次，出入者仍較多，不乏有明顯失誤者，如《秦晉豫新出墓誌蒐佚續編》所收的李綱墓誌，是一方製作簡陋的磚志，編者因志文雲“上元三年四月十一日葬”，繫於肅宗上元年間，但忽略了肅宗上元年號僅行用一年有奇，不當有三年。有唐一代曾兩次使用上元年號，此志當繫於高宗時，編者誤植。《西安交通大學博物館藏品集錦·碑石書法卷》刊佈的王義立墓誌，志文雖未出現年號，僅題“周”之國號，但從志文內容來看，不難判斷其爲武周墓誌，整理者誤繫於後周。其他各種圖錄中因釋讀有誤，造成編次失序者亦不罕見。此外較爲常見的是墓誌定名，在墓誌被盜掘出土後的流散過程中，不僅是同一家族的墓誌，甚至死後同穴的鴛鴦志亦難逃勞燕分飛的命運，直接導致了整理時定名的困難及失誤，特別是當兩志分別被刊載在不同圖錄中時，這種失誤幾乎難以避免。但如果同一本圖錄同時收錄了夫妻雙方的墓誌，只要整理者細心，則不難識別。但目前來看，這種失誤仍較常見，如《珍稀墓誌百品》四八號定名爲杜府君夫人裴氏墓誌，裴氏即杜表政之妻，同書四二號即收杜表政墓誌，六九號定名爲楊府君夫人裴氏祔葬墓誌，其夫楊鉷見六七號，難免讓人有目不見睫之感。另一方面，進一步覈查傳世文獻有助於對墓誌進行更精確的定名，方便學者檢索，如《長安高陽原新出土隋唐墓誌》所收貝國太夫人任氏墓誌，志文雲其子爲於頔，則不難考知其夫名於庭謂。重收、舊志闌入也是新出圖錄中常見的弊病。根據體例，趙君平編纂的四種圖錄中並不重複收錄，但仍有個別重收，如馬君妻張氏墓誌，同時見載於《邙洛碑誌三百種》、《秦晉豫新出墓誌蒐佚》，裴重妻新野縣主墓誌、劉端及妻公孫氏墓誌、王希晉墓誌、楊壽及妻劉氏墓誌，同時見載於《秦晉豫新出墓誌蒐佚》與續編。另外趙君平、齊淵編纂的圖錄中儘管都以新出爲題，但仍闌入了個別舊志，有自亂編例之嫌，如《秦晉豫新出墓誌蒐佚》所收李密墓誌、薛巽及妻崔蹈規墓誌、張思賓墓誌、史君妻契苾氏墓誌、李其及妻皇甫氏墓誌，《秦晉豫新出墓誌蒐佚續編》所收姚元慶墓誌、薛儆墓誌，《洛陽新獲墓誌二〇一五》中收錄的徐起墓誌、李貴及妻王氏墓誌等皆是多年前發表過的舊志。另續編收錄的安樂王第三子給事君妻韓氏墓誌，不但是一方舊志，而且是一方僞志。一些低級的編校失誤尤其應當避免，如《北朝藝術研究院藏品圖錄·墓誌》所收尼法容墓誌，僅刊登了志蓋拓本，而失收志石。

系統調查原石的去向及收藏情況。近年來不少重要的收藏機構陸續整理刊佈其館藏碑誌，除了上文已述及者外，較爲重要的有《故宮博物院藏曆代墓誌彙編》、《中國國家博物館館藏文物研究叢書·墓誌卷》、《風引薤歌：陝西曆史博物館藏墓誌萃編》等，《新中國出土墓誌·江蘇貳》則公佈了南京市博物館的收藏。這些博物館的館藏大部分雖已通過各種渠道刊佈，這種以收藏機構爲單位的整理方式，不但在真僞鑑別、拓本影印、整理質量上較有保證，也能讓我們對墓誌原石的收藏情況有切實的瞭解。《風引薤歌：陝西曆史博物館藏墓誌萃編》收錄的不少墓誌，雖然拓本或錄文早已在趙君平、齊運通編纂的幾種圖錄、《全唐文補遺》系列中刊佈，但之前一直不知原石所在。自二十世紀初以來，文物大量被盜掘流散的歷史造成的一個遺憾便是在百年前發現的墓誌，迄今仍有不少不但不知原石所在，甚至沒有拓本流傳，學者僅能依靠羅振玉所編冢墓遺文系列提供的錄文開展研究。而最近十餘年來規模更大的墓誌出土流散的過程，毫無疑問將重蹈百年前的覆轍。學者目前所能做的工作其實非常有限，其中之一便是儘可能地確認原石所在，進而再調查哪些墓誌是僅有錄文而無拓本的，繼續加以查訪，力求在原石、拓本、錄文三個層次上建立起對資料較爲完整的掌握。儘量督促各公私收藏機構提高透明度，公佈所藏原石、拓本的完整目錄，如《全唐文補遺》第9輯曾據淄博拿雲美術博物館藏墓誌錄文，但其收藏墓誌的拓本除在《書法叢刊》2006年第2期“拿雲美術館藏墓誌選”專號中印行過一部分外，未見有完整刊佈。這一類民營小型博物館乃至私人手中藏品的系統調查與刊佈，恐怕是將來工作中的重點與難點。

編纂包含信息更爲豐富的墓誌目錄。氣賀澤保規《新編唐代墓誌所在総合目録》、梶山智史《北朝隋代墓誌所在総合目録》是目前學者檢索中古墓誌最常用的兩種基本工具書，其有功於學界之處，自不待言。但兩書限於體例，除了著錄出處外，給研究者提供的信息相對有限。近年出版的《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曆代墓誌拓本目錄》是一部編纂謹嚴、體例精善的拓本目錄，提供的信息還包含了志題、志蓋、撰書者、出土地點、收藏機構、墓誌行款等。若能進一步完善體例，以簡注的形式補充每方墓誌的考古發掘、志主是否見諸傳世文獻記載、前人研究等信息，形成一部更爲完備的《唐五代墓誌總目敘錄》，或能成爲便於學者檢索的研究指南，這也是筆者在今後幾年將要完成的工作。

四、僞志的造作與鑑別

面對大量從非正規渠道流出的墓誌，特別是由於原石多流入私人之手，祕不示人，僅有拓本行世，對新出墓誌真僞抱有疑慮的學人爲數不少。事實上，墓誌作僞風氣由來已久，至少可以上溯至明清。早年僞志造作集中於北朝，蓋魏碑爲書家所寶重，市場價格較昂，歷來不乏有挖改唐志中的國號、年號以冒充北魏墓誌者，《秦晉豫新出墓誌蒐佚續編》所收沈庠墓誌是新近的一例。《漢魏南北朝墓誌彙編》附有僞志目錄，《洛陽出土北魏墓誌選編》除目錄外，另附存僞刻圖版34種，曾爲著名學者于右任鴛鴦七志齋舊藏的元理墓誌、侯君妻張列華墓誌等也先後被學者鑑定系僞志，可見昔年作僞風氣之盛，最近學者仍續有發現。近年來新出墓誌數目巨大，而且隨着唐代墓誌價值日高，賈人射利，魚目混珠，僞造之風亦蔓延至此，新出各種墓誌圖錄中也摻入了個別僞品。以下結合近年學者識別出的僞志，略述當下墓誌作僞的三種方式。

首先是翻刻。目前最受藏家青睞的是重要歷史人物、尤其是由著名書法家書丹的墓誌，據聞近年出土的顏真卿書王琳墓誌、楊元卿墓誌、趙宗儒墓誌等皆有翻刻行世。個別墓誌雖不著名，但據載被兩家博物館收藏，如劉莒墓誌同時被《大唐西市博物館藏墓誌》、《風引薤歌：陝西曆史博物館藏墓誌萃編》兩書著錄，若非先後遞藏，亦有此嫌疑。對於歷史學者而言，由於較少有機會接觸原石，對翻刻亦缺少鑑別能力，但翻刻的墓誌雖無文物價值，但對於墓誌的史料價值則影響不大。

其次是僞撰。這也是淵源已久的墓誌作僞方式，由於今人並不具備憑空造作一篇文從字順志文的能力，僞撰新志一般皆以之前刊佈過的舊志爲藍本，並略作改寫。此類僞撰墓誌，只要仔細排比，並不難揭破，近年發現僞志仍以此類型爲多。《北朝藝術研究院藏品圖錄·墓誌》所收王颺墓誌系據《河洛墓刻拾零》中首次刊佈的王晧墓誌僞造，將王皓墓誌中“延昌元年歲次壬辰”改寫爲“延昌二年歲次壬辰”，但未更動干支，留下了馬腳。《珍稀墓誌百品》中比丘尼統清蓮墓誌蓋據民初發現的比丘尼統慈慶墓誌作僞，《洛陽新獲七朝墓誌》所收燕郡夫人獨孤氏墓誌據張說《右豹韜衛大將軍贈益州大都督汝陽公獨孤公燕郡夫人李氏墓誌銘》改撰刻石，《秦晉豫新出墓誌蒐佚續編》所收許利德墓誌則據《文苑英華》卷九五三穆員撰《汝州刺史陳公墓誌銘》改寫上石。除此之外，《河洛墓刻拾零》中所收衛和石棺銘系據早年出土的衛和墓誌僞造，《洛陽新獲墓誌二〇一五》所收王維書佛頂尊勝陀羅尼石幢贊並序系據《洛陽新獲七朝墓誌》所收牛陵及妻賈氏劉氏墓誌變造，這兩例僞刻，造假者爲謀取更高的利潤，分別利用墓誌文字改刻爲石棺、經幢，但作僞的方式仍一脈相承。

近年來出現一種新的作僞方式是僞造墓誌撰者與書丹者的題款，也是最難辨識的一種。近年發現這一類型的僞刻有四例，其手法是在翻刻墓誌的過程中增刻著名的撰者與書丹者，以抬高其在文物市場上的售價。如《龍門區系石刻文萃》所收賈勵言墓誌，署李華撰並書，原石存洛陽師範學院，知撰者系翻刻時添補，《秦晉豫新出墓誌蒐佚續編》所收李寶會及妻姚九九墓誌，姚九九系姚崇之妹，墓誌題徐浩撰，《洛陽流散唐代墓誌彙編》所收較早流出的拓本無撰者，知系變造。《河洛墓刻拾零》、《洛陽新獲七朝墓誌》所收蔡鄭客墓誌，“前汲郡新鄉尉李頎書”系後添補。最複雜的一個例子是《秦晉豫新出墓誌蒐佚》所收徐守謙墓誌（圖一），系據孫守謙墓誌僞造（圖二），孫守謙墓誌雖2006年便在《河洛春秋》上刊佈，但似流傳不廣。徐守謙墓誌據以變造後，除了在文字上做了節略外，還抹去了原來的撰書者，另提刻了一行撰者，署狄歸昌撰。孫守謙卒於開元末，狄歸昌系晚唐文士，因此得以被識破。需要指出的是這種新見的作僞方式更具隱蔽性，特別是在學者往往只能據拓本、圖錄展開研究的當下，極難辨識。以上發現的四例，主要還是因有原石存世及未增刻題款的早期拓本流出，或時代錯置而被揭破，若將來造假者更爲審慎，將會大大增加學者辨僞工作的難度，這也是當前文物流散亂象中一個副產品。

圖一：徐守謙墓誌

圖二：孫守謙墓誌

五、餘論：方向未定的中古石刻研究

回溯二十世紀的學術史，學者習慣將殷墟甲骨、居延漢簡、敦煌文書、內閣檔案並稱爲古代文獻的四大發現，這些新發現的文獻不但大大推動了中國史研究的深入與拓展，同時催生出了研究方法的改變與新學科的成立，成爲新史料引出新問題，進而推動學術進步的典型案例。同樣值得思考的是，與此四大發現幾乎同時，在數量上亦不遜色的新出北朝隋唐的墓誌爲何未能被學者視爲第五大發現，引起同樣的轟動與矚目。筆者推測其中的關節或在於新出碑誌雖亦是寶貴的新史料，但仍被籠罩在傳統金石學這門舊學問的樊籬之中，故新史料數量雖衆，卻構不成對原有學術體系的衝擊。不像四大發現，不但提供了國人之前所未嘗措意的史料門類，更重要的是得到國際漢學界的普遍關注，迅速成爲“顯學”，這極大地刺激了生長於衰世，本就意欲仿照西方建立現代學術體系，將“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移至中國那代學人的爭競之心。

事實上，若仔細檢討，王國維提倡的“二重證據法”雖被奉爲新史學的開山，但僅以“地下之新材料”與“紙上之材料”互證一端而言，並不難在傳統的金石學中找到類似的潛流，王氏的傑出恐怕不在於方法上的高妙，而在於創穫的重大，即通過科學縝密的考辨，驗證了《史記·殷本紀》的可靠性，在當時特定的環境中，對於重新認識中國古史，進而提振民族信心所起到的作用自無可估量。反觀民國時代最引起關注的兩方石刻，晉辟雍碑是經學研究傳統的附麗，而王之渙墓誌是對詩人生平的填補，其問題意識的新舊與解決問題的小大，不言而喻。

因而，近一百年來新出碑誌的發現雖然上數量上極爲驚人，但總體而言，更多地是量的累積，而無質的突破，往往被視爲傳世文獻的附庸與補充，缺少研究方法上的突破與反思，並不能在本質上改寫時代的圖景。十餘年來，墓誌材料的大量湧現，其實不過百年前一幕的重演而已。在史料數量相對有限的中古史領域，巨量新史料的出現自然足以在短時間造成衝擊，引領潮流，但不要忘記歷史學是圍繞時間展開的學問，熱潮經過時間冷卻之後，最終會退去。新史料在不遠的將來就會變成“舊史料”，所謂“新”史料本身不能取代對研究意義的追問，什麼能在學術史中沉澱下來，成爲將來學者研究的起點，恐怕是任何一個關注新出墓誌學者需要思考的問題。如果說，目前的墓誌整理與研究至少在系統調查與刊佈拓本，精確錄文；目錄索引等工具書的編纂乃至數據庫的開發；積累一些典範性的研究，形成良好的規範與學術傳統這三個層面都有大量工作需要去填補，或許最後一個方面的累積與突破才決定了研究所能達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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