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以色列电影史，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与国家的历史进程一致，人们也习惯将它的发展由此划分为四个时期：

1、1948年-1961年“犹太复国现实主义”时期，主要宣扬犹太复国思想；

2、1961年-1970年“本生代时期”，本土创作人员成熟；

3、1970年-1976年“馅饼电影”，被廉价庸俗电影充斥的时期；

4、1977年至今，“赎罪日战争代”，反映战争和后战争时期的创伤占主导地位。

2000年前后出现的影片，穿透宏大历史的固执与道义的羁绊，去关怀个体生命的体验，为当代以色列电影带来了崭新的面貌。这些影片不仅在奥斯卡奖和欧洲三大电影节上频频获奖，也吸引了学界用“以色列新浪潮电影”为其风格立帜。在这个序列之下的代表性作品，不仅有纯熟的技法，更有动人的情怀与诗意。

“欲”

火

重

生

以色列电影在千禧年前后如黑马一样闯入艺术电影界，很大部分是源于一批书写战争参与者的个体情感经历的影片，这在宗教严苛的社会似乎是难以想象的。我们或许可以将之视为一种叙事策略：在战争的创痛过后，试图将民族国家矛盾与情感禁忌熔铸，以抵抗个体的创伤被宏大叙事湮灭。

《我的军中情人》（Yossi & Jagger，2002）

导演伊藤·福克斯（Eytan Fox）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我的军中情人》（Yossi & Jagger，2002），讲述了一对在军队服役的同性恋人在一次夜晚的突袭中生死永隔。故事虽然发生在战场，但导演却把大量的笔墨花在了细腻的情感铺陈上。与其说在控诉战争，不如说将本来在历史中不可见的同性情谊与国家叙事绞合在一起，使得死去的主角获得了合法性和精神上的永生。而更为典型的是导演另一作品《水中漫步》（Walk On Water，2004），以色列特工奉命接近一名前纳粹分子的孙辈，游览耶路撒冷途中产生的感情，使他的使命显得格外虚无与迷茫。影片中的同性之禁忌更像一个噱头， “出柜”的身体更多象征的是个体对自身生命体验的一次探索。

《水中漫步》（Walk On Water，2004）

记

忆

主

动

缺

席

《和巴什尔跳华尔兹》（Waltz with Bashir，2008）最迷幻的场景，是黎巴嫩战争时期的一位步兵团指挥官，在黎巴嫩民选总统巴什尔·格玛雅尔的巨幅海报下，一边跳着轻盈的华尔兹一边抄着重机枪拼命扫射。这部影片备受关注是因为导演阿里·福尔曼（Ari Folman）匠心独具地运用“动画纪录片”这一形式，将真人画面转化成动画，并将采访录音作为动画片的旁白，糅合梦幻场景与历史真实，创造了一种崭新的电影语言。

《和巴什尔跳华尔兹》（Waltz with Bashir，2008）

阿里·福尔曼出生于以色列北部港口城市海法，父母曾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1982年6月，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大规模武装入侵，占领黎巴嫩三分之一的国土。9月，黎巴嫩首都贝鲁特附近的巴勒斯坦难民营遭到惨绝人寰的大屠杀，19岁的福尔曼所在的以色列国防军为这次屠杀提供协助。二十余年后，福尔曼几乎丢失了关于那场浩劫的全部记忆，他开始接受心理治疗，并同时拜访了其他亲历者。

《和巴什尔跳华尔兹》（Waltz with Bashir，2008）

福尔曼表示他从未考虑通过“真人影像”(real-life video)的形式再现这段经历。只有在动画场景的“离间效果”下，他才能够直面过去。摇滚乐中贝鲁特散漫的海滩、海水中裸露的巨型女人、二十六只一直尾随的恶犬、巨大的十字架和绿色的天空，影片中的意象并不是纯主观性的符号或无意识的梦境堆叠，而是经年现实的发酵和延展。梦境是记忆的谜面，通过梦与他者的叙述按迹循踪，方以揭示残酷影像下那些缺席记忆的真正所指。

《和巴什尔跳华尔兹》（Waltz with Bashir，2008）

“记忆是不断变化的。人们不会尝试开启真的不想打开的那扇门，人性本身会阻止我们走进心理的阴暗面。记忆只带我们去该去的地方。”福尔曼的心理医生如此向他阐释失忆的原因。记忆可以自我吞噬，也可以自行增殖，而忘却则是心灵在巨大的劫难中最直接的自我保护。

“她”

的

迷

惘

创伤不仅在战场，同样遍布在以色列日常社会的各个角落。事实证明，每一个个体的经历，是衡量“痛级”的唯一标准，更何况在那些并不偶然的创痛背后，同样有着一整个社会的罪与罚。2004年，凯伦·叶达雅（Keren Yedaya）的《我的宝藏》（My Treasure）在戛纳电影节一举夺得导演处女作“金摄影机”奖与电影评论周最佳影片等奖项。此后，叶达雅以五年一部片子的速度，陆续拍出《雅法》（Jaffa，2009）和《远离他》（That Lovely Girl，2014），持续获得欧洲电影界的“一种关注”。叶达雅的作品保持了女导演视角，在一个尚未远离战火的国家，这种女性关照显得尤为细腻。

《雅法》（Jaffa，2009）

《我的宝藏》用写实风格的长镜头，凝视着这个国家鲜为人知的角落发生的沉沦与绝望。一个过早承担起家庭重担的女孩金子，除了学业，大部分时间她都要照料瘾君子母亲。在贫穷中她放弃了挣扎，沦为和母亲一样出卖肉体为生。无论是《雅法》里爱上了阿拉伯男孩的犹太女孩，亦或《远离他》里陷入与父亲乱伦之恋的女儿，那些女孩在现实世界中总是被污名或者除名的，显然在导演看来，即便没有战火，这个由宗教与男权主宰的世界对她们来说依然别无它途。

《远离他》（That Lovely Girl，2014）

折

翼

后

的

成

长

若想不溃于创痛，大概只有选择治愈、共存，或者遗忘。拍摄于2002年的《折翼》（Broken Wings ）是一部非常低调的好片，温情隽永。在父亲意外离世后，五个家庭成员要面对生活变故对各自的考验：陷入幻听的母亲，追寻音乐梦想的大女儿，逃避上学的大儿子，摔伤的小儿子，尿床的小女儿，生活没有停止给他们制造麻烦，他们带着孩子气的互相伤害，但又会在相互抚慰中治愈创伤。它的结构上看似有一点刻意，为每个人设定了一个“折翼”的困局，但又用对生活的微妙临摹和微小的希望自然串起各支线。《折翼》获得了东京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金麒麟大奖，也让导演尼尔·伯格曼（Nir Bergman）一战成名。

《折翼》（Broken Wings，2002）

伯格曼之后的片子始终关注成长与自我探索。比如第二部长片《亲密文法》（Intimate Grammar，2010）书写了一首男孩亚伦成长的散文诗，同样散发着细腻光泽。影片不疾不徐地描绘着男孩亚伦与自我、家人、朋友的相处，从而勾勒出他早熟的惆怅。而男孩紧绷的神经，多刺的自我防护和兴奋的自我表达，某种程度上也正是这个国家的气质写照。

《亲密文法》（Intimate Grammar，2010）

他

人

不

是

地

狱

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指由异常威胁性或灾难性心理创伤导致延迟出现和长期持续的精神障碍。而创伤症候的系统重建不仅需要自身机体的修复，也包含与他者关系的重建。导演艾伦·科勒林（Eran Kolirin）的《乐队来访》（The Band’s Visit，2007）就对准了看似水火不容的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以一种北欧式的冷感和留白，进行了一次生动又不失深刻的跨文化探索。

《乐队来访》（The Band’s Visit，2007）

一支埃及亚力山大的警察管弦乐团受邀前往以色列某城的阿拉伯艺术中心演奏，由于接待失误，他们迷失在沙漠小镇，在暂留的一夜中与小店老板娘等当地人发生了有趣的异文化碰撞——彼此试探却又欲言又止。冷清的镜头，干净的音乐，再加上一个固执老团长，真有种老年小清新和冷幽默混合的奇怪口感。这部影片不仅获得了2007年欧洲电影奖、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费比西奖，2016年还被改编为同名音乐剧登上纽约百老汇舞台，拿下包括最佳新创音乐剧在内的十项托尼奖。

《乐队来访》（The Band’s Visit，2007）

面对世人对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刻板印象，新一代的导演好像在说“够了！”拨开古老厚重的历史文化，苦大仇深的民族记忆，电影中的世界鲜活丰富得多。正如《乐队来访》的编剧兼导演艾伦·科勒林在接受采访时所说，“电影中包含很多失落和遗憾，但是我们会表现得很可爱。一些微笑并不会让它变得肤浅。”或许正是这种并不固守在原地，也拒绝长久地凝视过去的影片，给了所有经历或未曾亲历创痛的人新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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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晨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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