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牙征服果阿（1510）和馬六甲（1511）已過去了500年，其殖民史的塵埃卻剛剛有落定之勢。不到40年前，“康乃馨革命”——被許多葡萄牙人簡單地稱爲“四二五”而無需說出1974這個年份——的結果是，葡萄牙人最終不情願地放棄了他們的非洲殖民地。他們在東南亞最後的據點東帝汶，也被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強制收回，並於最近贏得了獨立。只有澳門直到20世紀末仍屬於葡萄牙——它曾是一個真正的日不落帝國。

時至今日，在如何理解和解釋16至17世紀葡萄牙人建立的帝國宏業上，許多葡萄牙人、亞洲人和非洲人分歧很深。確實，甚至就連葡萄牙是否曾在那段時間建立起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帝國，也並非確定無疑。因爲葡萄牙擴張總是與葡萄牙民族主義和集體認同關係密切。

在盧濟塔尼亞人的衆賢譜中，兩位最著名的詩人，《盧濟塔尼亞人之歌》（Lusíadas）的作者卡蒙斯（Luís Vaz de Cam.es，1524—1580）和創作了《使命》（Mensagem）的“現代主義者”佩索阿（Fernando Pessoa，1888—1935），對這一問題都觀點鮮明。區分歷史和神話確實是件難事，許多人甚至不願嘗試。葡萄牙學校裏的兒童們一代又一代地學習和背誦卡蒙斯的偉大詩作，我在此提供我的一個版本，就如同許多更早的翻譯者所做的那樣：

英勇的水手，威武的船隊，

離開了盧濟塔尼亞西部海岸，

遠涉迄今無人航行的海洋，

經過塔普羅巴納水面，

歷盡艱險，奮力作戰，

超越了常人力量的極限，

在遙遠的異域建立新的王國，

發揚光大，名滿天下。

（張維民 譯）

在寫作這樣一本長篇綜釋、個別章節帶反思，而非百科全書式調查的書時，我想做的當然不是緊追歷史的腳步從頭再打一遍殖民戰爭，或質疑那個“新的王國”是否確實那麼崇高，也不是要去深入探索葡萄牙和亞洲之間複雜的文化互動的諸多面向。

本書從根本上講是一部政治經濟史作品，它試圖將16至17世紀從好望角到日本的葡萄牙人，置於兩個相交的平面：一方面，他們被置於亞洲和東非語境；另一方面，他們也被置於歐洲（特別是伊比利亞）語境。依歐式幾何定律，這道習題會很無聊（兩個平面的相交處只有一條直線！），但在歷史學這門更靈活的學科中，卻有希望獲得更多可能：研究帝國主義的史學家們無疑會從中認出對19世紀歐洲帝國擴張的“歐洲中心論”和“偏離中心論”這兩種著名解釋的迴音（Bayly 1989）。

確實，作者對本書的構想是爲關於早期近代歐洲帝國建構（empire-building）本質的更大爭論有所貢獻。因此，它不僅試着抓住上述議題，也抓住更棘手的問題，即葡萄牙以及後來的英國、荷蘭在亞洲擴張的連續和斷裂的程度。

然而這樣的一部歷史究竟該如何去寫？何種材料是一個希望提供“公正解釋”的歷史學家所能憑藉的？大多數情況下，無論是否情願，我們都得回到葡萄牙語文獻本身，但這些當然不是我們僅有的史料。同時諸多葡萄牙文件的彙編也並不是衆口一詞。史料的性質（如信件、賬本或編年史）、作者的社會階層（屬於不同社會羣體的編年史家會帶給我們極爲不同的視野）、寫作年代（對於1540年代的葡萄牙人而言，16世紀初從未如它在1620年代的作家筆下那樣光榮）都會導致差異。對於修會的傳教士寫作者而言，差別則更多來自教派的性質：對於同一事件，耶穌會和奧古斯丁修會或方濟各會的觀點可能非常不同。

除了葡萄牙人寫的史料，還有些其他形式多種多樣的史料：其他歐洲人寫的遊記，例如16世紀晚期荷蘭人揚·惠根·凡·林斯霍滕（Jan Huyghen van Linschoten）的著名《遊記》（Itinerario, Tiele & Burnell 1885），17世紀的公司（Company）交易文件，居住在葡屬亞洲的意大利和德國商人的通信和回憶錄。我們還有來自亞洲和非洲的史料，無論以書面形式（編年史、遊記和書信）還是口頭傳統保存下來（Subrahmanyam 2005a: 17-44），其中最後一類史料長期被歷史學家們忽視，出於以下幾種原因：首先，它們散落在廣大的世界中，對語言能力的要求太高，使得對它們的發掘不夠充分。其次，更重要的是，一直有一種廣泛的觀點認爲這些史料不可靠，因爲它們把葡萄牙人籠罩在神話的雲霧中，經不起基礎的檢驗——在年代準確性上尤其如此。它們充其量最多能被用來證明葡萄牙人在亞洲無足輕重（因爲許多亞洲史料基本上忽略了他們），或證明亞洲人過於關注自己，在文化上過於內卷，不需要在意這些新來者。

然而最後這種觀點並不總是對的。讓我們以這份成於17世紀晚期或18世紀早期的無標題馬來語文本爲例，它描述了葡萄牙人來到靠近馬來半島頂端的東南亞港口城市馬六甲，如何奪取它、築造城防並把它變成自己的貿易中心，最終又如何被趕走。這樣一段興起、繁盛和衰落的輪迴，自足完備且有其內在的邏輯。敘述如下：

很久很久以前，佛郎機人（Franks）來到馬六甲。熟知歷史的人如是告訴我們，曾有十艘葡萄牙船自馬尼拉來到馬六甲做生意。當年在位的國王是艾哈邁德·賽亞蘇丹，那時的馬六甲商貿活躍，繁榮昌盛，政通人和。但是漸漸有越來越多的葡萄牙船隻到來，而彼時的馬六甲只有棕櫚樹幹做它的城防。

船長們來到此地彼此貿易，他們從馬尼拉爲艾哈邁德·賽亞蘇丹帶來了禮物：黃金、雷阿爾、布匹和鏈子。蘇丹對葡萄牙船長最爲滿意。因此，不久後，無論船長們要什麼，國王都會滿足他們。大臣們（盤陀訶羅和天猛公）多次向蘇丹敬稟：吾王陛下，不要太輕信這些白人，依老臣愚見，吾王庇護這些初來者並非明智之舉。

艾哈邁德·賽亞蘇丹答道：王叔盤陀訶羅，尊敬的天猛公，我看不出這些白人會導致我們國土淪喪！

此後，盤陀訶羅和天猛公仍然心懷不安，他們再次進諫：這些白人不會給您的尊貴和統治帶來任何好處……然而盤陀訶羅與天猛公也做不了什麼更多。就在此時，船長們從馬尼拉帶來了贈給馬六甲各路權貴名流的金鍊，馬六甲的當地人最爲感激的是葡萄牙船長，只有盤陀訶羅和天猛公對此不滿。

葡萄牙船停留在馬六甲，進行了四十天左右的貿易。葡萄牙人登陸後爲艾哈邁德·賽亞蘇丹獻上了一箱箱的雷阿爾、黃金和美麗的布料，國王龍顏大悅。

艾哈邁德·賽亞蘇丹又一次對葡萄牙船長說：我們的這些朋友帶來了如此美麗的禮物，他們又想要從我們這裏得到什麼呢？

所有的船長們都告訴他：我們只想從我們的好友那裏得到一物，如果我們的好友願使我們的友誼長存。

艾哈邁德·賽亞蘇丹回答他們：那就說出來吧！如果我們擁有，當然會滿足朋友們的願望！

船長們說：我們想要求一小塊土地，就像塊幹獸皮那麼大。

國王說：我們的朋友，不要難過。如果只有那麼點大的話，就去隨意領取你們看中的土地吧。

葡萄牙人非常高興。他們立即登陸，帶上挖地用的鋤頭、磚塊和石灰。他們拿來了那塊獸皮，用它制了一條細繩，又用細繩丈量出了一塊地。他們建造了極爲巨大的建築並築壘鞏固，同時預留了炮眼。所有的馬六甲人問道：這些缺口是什麼？葡萄牙人回答：它們是白人當作窗戶用的。

於是馬六甲人不再說什麼。當人民不再議論時，盤陀訶羅和天猛公卻在不同場合對國王說：吾王！請不要允許這些白人建造那麼大的房屋！

國王回答：這些白人是毀不掉我們的家園的！白人的人數顯然不多，如果他們有邪惡的設計，我們也會監視他們的行動，若有必要就用武力對付。

此後盤陀訶羅與天猛公仍心存不滿，因爲他們兩位都是智者。而葡萄牙人是這樣行動的：他們趁夜將大炮從船上卸下，把火槍藏在箱子裏，並假稱其中裝的是布匹——葡萄牙人就是靠這些行動矇蔽了馬六甲人。他們這樣做，因此馬六甲人並不明白他們的企圖。隨着時間推移，石屋子建成了，他們全副武裝準備就緒。午夜前後，當人們都已酣睡，佛郎機人炮轟了馬六甲城，所有馬六甲人的房屋及棕櫚樹築成的堡壘都被摧毀了。

在佛郎機人的炮轟下，午夜時分的艾哈邁德·賽亞國王和他的人民都胡亂逃竄，毫無抵抗的機會。佛郎機人攻下了馬六甲。艾哈邁德·賽亞蘇丹逃亡去了麻坡（Muar），很快又去了柔佛（Johor），在那裏建了一座城。此後又從柔佛輾轉到了民丹（Bintang），這就是很久以前佛郎機人從艾哈邁德·賽亞手中奪取馬六甲城的歷史。

歷史還告訴我們佛郎機人如何在馬六甲城住了三個月，然後給自己的都城果阿去信，報告他們已經攻佔了馬六甲。佛郎機人的國王聽說這一消息，非常滿意，在大約收到消息兩個月後，回信下令在馬六甲城內建造一座大理石堡壘。至於堡壘的形狀，那得和偉大的果阿城的堡壘一模一樣。於是，葡萄牙人就建起了堪與果阿堡壘比肩的馬六甲堡壘。

歷史告訴我們，當果阿大王的信件送至馬六甲，城內的葡萄牙人就打發那些仍留在城內的馬六甲人去採集大理石。這是馬六甲人第一次去採集大理石，用來建造馬六甲堡壘。他們去了瓜拉冷嶽（Kuala Langai）、烏貝島（Pulo Upeh）、巴株巴魯斯（Bato Barus）、爪哇島（Pulo Java）、直落垵（Tluk Emas）、比索柏令吉（Pisau Peringgi）以及鳥島和馬六甲的內陸地區。馬六甲人就是這樣採集大理石的。至於價格，葡萄牙人付三十帕塔卡（pataca）買一百塊大理石，如果石頭大就是一百帕塔卡，石頭小則是二十帕塔卡。當時葡萄牙人買一隻雞的價格是一個新硬幣，一大堆石灰的價格是十五帕塔卡，在山上挖土的勞工每天一盧比（rupia）。

據說馬六甲堡壘前後共花了三十六年三個月又十四天建成。此後葡萄牙人就留在馬六甲，據估計有六年又一個月。這就是留在馬六甲的佛郎機人的情況。葡萄牙人待在馬六甲的這段時期城市貿易最爲繁忙，往來的多是來港口做生意的各路商人。很久很久以前的歷史就是這樣說的。

歷史還說了，此後有一艘荷蘭船來馬六甲做生意，船名爲阿夫塔·林德爾（Aftar Lindir），船長名叫伊尼伯（Inybir）。他來到馬六甲起初是爲了貿易，隨後看到了馬六甲的美景、堡壘和護城河。那艘荷蘭船在馬六甲做了十五天的生意就返航歐洲了。

一段時間後，這艘荷蘭船回到了它的都城，船長將馬六甲繁榮的貿易、城防和美麗的護城河告訴了他的大王。於是歐洲大王說：如若消息屬實，我們就進攻馬六甲。

一段時間過後，歐洲大王派遣了二十五艘艦船去攻打馬六甲。二十五艘裝滿了士兵的船隻準備就緒，便駛向爪哇的萬丹（Banten）方向，那時在萬丹城裏有一家荷蘭公司的代理商館。那二十五艘船來到爪哇的萬丹，說他們將要去攻打馬六甲。當時在萬丹還有兩艘荷蘭船和一艘蓋裏特船，它們立即滿載補給品，直奔馬六甲的方向。

當這些船隻來到馬六甲港外，荷蘭人立即向葡萄牙人送去了一封信，告訴他們應該準備一下，明天中午荷蘭人就要進攻。

葡萄牙人回答：隨你的便，我們準備好了！

第二天，荷蘭人發起了進攻。他們攻打了兩個月，但馬六甲拒降。而後所有的荷蘭船航向萬丹，幾天後他們回到萬丹城，拋錨停泊，準備返航歐洲。

大人物登船了，全體荷蘭人在他面前都感到羞愧。這位重要的大人物坐下來與他們討論是否要再度發起進攻。

然後，荷蘭人再度進攻，馬六甲拒不屈服。

荷蘭人給柔佛送去一封信，要與柔佛蘇丹結成同盟，共同攻下馬六甲。柔佛國王同意了，從此荷蘭人和柔佛國王就宣誓結盟：荷蘭人和馬來人只爲攻下馬六甲而聯合起來。雙方協議如下：如果攻下馬六甲，城市和武備歸荷蘭，財富則分爲兩份，一份歸荷蘭人，另一份歸柔佛人。雙方立下了莊嚴的誓約。

柔佛人與荷蘭船隻駛向馬六甲，大約十五天後，他們與佛郎機人交戰了。許多佛郎機人死去了，馬來人和荷蘭人同樣傷亡慘重。

此後，馬來人想：與白人的戰爭這樣打下去，即便再打一年他們也不會投降的！

因此，所有馬來人達成了一個共識：最好的辦法是派五十個人進城裏應外合。

馬來人把時間定在本月二十一日晨禱開始時。當馬來人攻入城市，就展開了廝殺。佛郎機人被消滅了，他們中的一部分逃往馬六甲的內陸，無家可歸。這些葡萄牙人！

馬來人都發現馬六甲有着巨大的財富。按照與荷蘭人的約定，所有的財富被均分成兩份。柔佛來的人回到了柔佛，荷蘭人在馬六甲建立了統治。從此荷蘭與柔佛的馬來人和睦相處直到今日。這是很久之前的一段歷史，此番敘述則是由國王陛下的拿督盤陀訶羅親自撰寫的。

（Thomaz 1986b; 1987）

一個人寫出這樣一份文本做什麼呢？在最平常的層面上，很明顯它犯了許多“事實性”錯誤：葡萄牙人不是從馬尼拉來到馬六甲的；葡萄牙“大王”不是住在果阿而是住在葡萄牙；1511年葡萄牙奪取馬六甲的情況不是文中所說那樣（如果絕大多數其他史料可信），他們在馬六甲常駐了約 130年，而非如文中所暗示的僅四十餘年，等等。

因此也許人們會得出與葡萄牙東方學家戴維·洛佩斯（David Lopes）一樣的結論，他在1899年寫道：在關於葡萄牙在亞洲的歷史研究中，亞洲方面的史料微不足道（Lopes 1899: xc-xci）。

我們首先要明白，並非所有亞洲材料都是用同一種文體寫成的，正如關於這段歷史的葡語文獻也並非千篇一律。16世紀旅行家費爾南·門德斯·平託所寫的著名的《遠遊記》（Peregrina..o）的讀者會發現，自己被置於一個當地人不時以馬來語交流的中國或日本，那裏還發生着其他一些不太可能之事（Pinto 1983; 1989）。這使得《遠遊記》被歸爲與編年史家若昂·德·巴羅斯的嚴肅著作《亞洲史》（Da ásia）（Barros 1973）不同的另一類文本，然而這並不意味着它毫無價值。相似的是，卡蒙斯的史詩《盧濟塔尼亞人之歌》也不會和總督阿豐索·德·阿爾布克爾克在任期間的信件被視作同類史料。

在對待 16至17世紀亞洲史料時，我們也需要作類似的區分：土耳其海軍大將皮裏·雷斯（Piri Reis，1474—1554）所著的《航海書》（Kitab-i Bahriye）不能等同於之前長文引用的馬來文獻，也不能與中國人王臨享所寫的《粵劍編》（1601）相提並論，後者詳細討論了明王朝針對出沒於中國海岸的歐洲人制定的政策（Reis 1988; Blussé 1988）。

可以從兩方面看這些文獻的用處。首先，它們常含有同時代葡語史料中完全缺乏的信息：例如對《粵劍編》的分析顯示，與傳統智慧不同，16世紀後期的一些中國官僚樂於與外國人建立聯繫，而這影響了他們關於貿易特許權的政策。無論如何，歷史學家們都不可能基於葡語和荷語文獻得出這樣的結論，因爲它們幾乎不談及中國的“官方思想”（Blussé 1988）。這是個相對細微的例子，但許多其他的例子也能被髮掘出來，顯示亞洲文獻常常能提供給我們被歐洲史料忽略的有用“事實”。

除此之外還有不同文本的視角問題，無論它們提供的事實是真是假。在近來對平託著作的辯護中，學者們指出，儘管他常提供顯然錯誤的信息，但他對葡萄牙人在亞洲的行爲有獨到的道德批判，因此他的記錄不能被忽視或棄之不顧。

《葡萄牙帝國在亞洲》

[美] 桑賈伊·蘇拉馬尼亞姆 著

巫懷宇 譯

頁數: 496

定價: 85.00元

裝幀: 精裝

ISBN: 9787559810496

全書共分十章，既歷時性地講述了葡萄牙到來之前亞洲的地緣政治和經濟變化以及葡萄牙自身的國家和社會結構、葡萄牙創立亞洲帝國的模式、邏輯及其興衰歷程，也具體地分析了葡萄牙亞洲社會的不同社羣，最後的結論部分則對傳統的觀點提出挑戰。

從方法論上，作者突破了單純的亞洲史和歐洲史的視角，而是要求將葡萄牙的亞洲事業放在全球史的視域中考量，使得本書具有全面性；同時作者也反對模式化的解釋，使得本書具有穿透力。因此我們瞭解到：早期近代亞洲絕非鐵板一塊，而是有着精英的流動，自身已然發生深刻的變化；葡萄牙在亞洲的地位被荷蘭、英國取代，也絕非簡單的“中世紀”被“近代”戰勝的歷史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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